——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马平川
《高兴》是贾平凹继《秦腔》后最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秦腔》唱响的是一曲承载命运和灵魂之重的农耕文化的挽歌；《高兴》奏响的是一曲困窘和坚韧交织的生命壮歌。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悲悯情怀，用朴实而真挚的叙事话语，为我们讲述了西安城墙下兴隆街上靠捡破烂为生的刘高兴的宿命人生，展现了刘高兴在城市的最底层颠簸、坎坷、流离的生存的内心体验和生命景观，凸显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壁垒背后尖锐的伦理冲突、人性冲突。《高兴》触摸到时代变革与个人命运的错位蜕变中生命个体的经验与智慧、无奈与痛楚、欲求与挣扎。贾平凹痛切而欢乐地书写着，见证着。这是他流泪记下的微笑和含笑记下的感伤。
《高兴》是一部有着非常鲜活和饱满的情感力量的小说。贾平凹深入到“乡下人进城”的境遇和体验的肌理之中，演绎了他们不断被异化的人生梦想，再现了他们对抗现实苦难的罕见品质和勇气，发掘出极为丰饶的人生景观。表明了贾平凹对社会生活的广泛观察与深入思考。《高兴》充分展示底层民众生命特有的柔弱与坚韧、尊严和价值、卑贱与高贵。只要心中炉火不灭，就应该有仰望星空的激情。《高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表象的呈现，探讨生命的本质意义，通过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深处的破碎、残缺和沉痛，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真实地写出了贾平凹内心深处的脆弱、焦虑和揪心，完成了一次对生存意义的哲学关怀与追寻。
一、宿命与微笑：刘高兴的生存哲学
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不少农民放下锄头，涌进灯红酒绿的都市。《高兴》中来自商州清风镇的农民刘高兴，怀揣着梦想和希望，带着五富来到西安城，畏怯、呆滞的目光打量这个五彩缤纷的城市。他们走街串巷地蹬着三轮，拉着架子车，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在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垃圾筒里、垃圾堆里，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翻翻捡捡，从肮脏的垃圾中“刨食”。
卑微者虽然卑微，但卑微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不卑微的心。刘高兴真诚地热爱这个城市，自己改名叫刘高兴，“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刘高兴，刘——高——兴！”表达了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他虽然是个拾破烂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理直气壮地活着，也不妨碍他对爱情的向往。刘高兴说：“自卑着啥呀，你瞧那草，大树长它的大树，小草长它的小草，小草不自卑。”“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是破烂。”刘高兴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宽广、坚韧，包容一切的性格，“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刘高兴黝黑的脸上满是汗水和疲惫，草芥一样卑微而坚韧地活着。卑微庸碌中并没有削弱生命的本真和价值，在贫瘠困窘中维护精神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在宿命与挣扎中学会坚韧，笑口常开，乐天知命，在坚韧中享受生命的自在和生活的意趣，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伤感、落寞与悲凉。
在与城市的对垒与冲突的多次周旋中，刘高兴表现出来的农民特有的狡黠与智慧，这是这个人物尤为独特的一面。他也有着中国传统农民的与生俱来的纯朴与善良，豁达与乐观，虽然生活坎坷，历尽磨难，哭着过，不如笑着活。“我刘高兴要高兴着，并不是我就没烦恼，可你心有乌鸦在叫也要有小鸟在唱呀！”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性格和魅力的农民形象，在当下小说中已不多见。他能奋不顾身地扑在逃逸肇事司机的车上死缠硬拽，面对看不起他的城里女人，他用牙签塞了人家的锁孔；他爱钱，可他对金钱并不贪婪，却看重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当五富和黄八加班去扒垃圾卖钱的时候，刘高兴却坐着出租车，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感觉像“在敞篷车上检阅千军万马”，陶醉在城市的无限繁华和向往中。
刘高兴卖了一个肾给城里人，自己买了一双高跟鞋，来到城市寻找他的爱情。他坚信：“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高跟鞋在《高兴》里成了一个浪漫爱情的隐喻，高跟鞋象征着富裕生活；同时也是优雅、高贵的。高跟鞋成了刘高兴渴求爱情幸福和慰藉的支撑和象征，“我不能说我刘高兴的女人将会翩翩而至了，我就吹箫，箫音呜咽悠长，传递着我的得意和向往。”高跟鞋成了刘高兴寄托“得意和向往”的爱情鞋。刘高兴与美发店里美丽善良的孟夷纯相识、相知、相爱。孟夷纯的哥哥被人杀害，警察追凶没有经费，让受害人家属出钱，迫于无奈，孟夷纯不得不忍辱偷生，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筹集办案经费。刘高兴得知这一切后，想方设法保护、帮助孟夷纯，给孟夷纯送钱，为了宽慰自己，刘高兴把孟夷纯比作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
也许在一开始就已经预料到这将是一场无望的爱情，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去爱。那仅有的一点浪漫和甜蜜，是沉重的。一个拾荒农民与一个下等妓女，这两个来自农村的城市底层人物，在同情和怜悯中拥有一份畸形的爱。尽管都非常爱对方，可他们注定不可能走到一起，无法拥有真正的婚姻。刘高兴为这一份爱情付出了全部，甚至搭上同伴五富的性命。刘高兴和孟夷纯就像一对刺猬，走近相拥，却总找不到最佳的位置，抱得越紧伤害就越深，扎得对方也扎得自己体无完肤，遍体鳞伤。爱情这根弦，拨响的是沉重苦涩的悲歌。美丽的高跟鞋盛满了刘高兴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心碎的神伤。“明明知道她是妓女，我怎么就要爱上？”贾平凹把刘高兴内心不能言说的，隐忍而绵长的伤痛平静的呈现给我们。
刘高兴依旧在西安城里漂着，靠捡破烂维持生计。他究竟到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一切都是陌生而熟悉的，无法去辨别是对还是错，他已经一路被裹挟着，只有踉踉跄跄的朝前走。刘高兴蹬着旧得快成废品的三轮，身后是一双双冷漠而疲倦的眼睛，谁会在意一个卑微生命活下去的艰难，谁会在意五富的死，刘高兴视为珍宝的高跟鞋和他一样在别人眼中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就像随风飘落的树叶。在城市的繁华和喧嚣里，刘高兴租住的破败的屋顶与耸立的城市高楼，耀眼的霓虹灯冷冷的对峙着，钟楼在最后一抹残照中苍凉而落寞的伫立着。
《高兴》蕴含着贾平凹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悲悯情怀。它不回避，也不粉饰。他说：“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高兴》告诉我们有一群来自商州的农民为了生存离乡背井，在城市里曾经这样顽强、艰辛、无奈而又乐观、豁达、坦然地活着。
《高兴》的真正魅力来自对刘高兴民间生存精神的深刻挖掘。贾平凹很少去写刘高兴如何在苦难中挣扎与彷徨，而是要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生存韧性和强悍。农民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朴素生存哲学和那种与生俱来的韧性，使人在贫穷、困窘的生活中眼睛一亮，活得丰富而高贵。刘高兴卑微的生命，在宿命的挣扎中，拥抱生命，享受生命。刘高兴“那总是被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让我们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这是贾平凹的真正用意所在。刘高兴把这卑微如尘的生命活出最耀眼的光彩，体现出一种民间生存哲学的快乐精神。
刘高兴是一棵绿色的精神梧桐，躯干伟岸，枝叶纷披。刘高兴平凡的生命活得纯粹而高贵，用精神的清洁来超越充满宿命的轮回。贾平凹感叹刘高兴：“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的传统美德，他们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在肮脏的地方却干净地活着。他们的精神状态对当今物质生活丰厚、精神生活贫乏的城市人来说颇有启示。”贾平凹从刘高兴朴素的生存中找到我们失落的人性，升华出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贾平凹为什么会如此执著于刘高兴这样的人物的书写。
在喧嚣芜杂、人欲横流的社会里，高涨的物欲气焰带来的虚伪、利欲，导致精神的贫乏、失落。习惯蝇营狗苟的我们活得心安理得，沉重的肉身越活越高贵，而把灵魂活得卑劣龌龊。保持灵魂的高贵，远比保持肉身的高贵要艰难。当世俗物欲不断吞噬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芬芳的时候，《高兴》力图深入心灵，洞察我们灵魂贫血的实质，为我们重新找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高兴》给卑微的生命以人性的亮光，叩问着我们每个人。刘高兴手中捡起的，又岂止是垃圾！
二、疼痛与抚摸：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
“底层写作”作为当前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很多作家都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以其深厚的底蕴、突出的成就，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小说景观。在“乡下人进城”叙述的高潮中，民工及各种城市边缘人成为小说书写的重心，但也存在着问题和精神的盲区。在一些作家轻松自如的“批判现实主义”中，对农民工的同情、怜悯仍停留在苦难诉求上，并把这种“苦难”仅仅归结于“社会制度”，归结于命运背后的“国家政策”。从道义上讲，这样的同情、怜悯也是廉价的。在“乡下人进城”铺天盖地的苦难的叙述中，一窝蜂似的曾相识的情节、人物，这种跟风和雷同，也慢慢地让人阅读时变得麻木和浅薄，失去了对小说美的领悟。作品中只有苦楚和无奈、阴暗与寒冷。相伴而来的只有颓废、绝望和恐惧。整个作品笼罩在一片阴暗潮湿的灰蒙蒙的雾霭中，缺乏理想之光的照耀，缺乏亮色与温暖感。
将《高兴》置身于更为丰富的审美期待和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中去审视，置身于当今“乡下人进城”叙事的背景下来考察，进一步探究乡土生活纷繁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农民生存现场的整体脉动，丰富和拓展人们对“乡下人进城”问题的独特理解与感悟。探求作家如何将翻天覆地变化中农村的人和事以新的文学眼光历史地、审美地认识、理解，化作自己的血肉和灵魂，并艺术性地化作出鲜活生动的故事、情感，达到作品的内在精神与审美品格完美统一，自有一番价值和意义。
《高兴》的出现，给“乡下人进城”带来了新的震撼和生机，从而使中国当代小说的艺术形态得到了新的丰富。《高兴》告诉我们，小说要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生命的存在，回到情节和细节中来。小说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现场的书写。《高兴》在对刘高兴的精神价值追寻的同时，又把刘高兴卑微的个体生命始终安置在质朴、鲜活甚至粗鄙的日常生活的情景中，力图挖掘出他艰辛、坦然和韧性的生命力，展现刘高兴心灵跋涉的艰涩，来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贾平凹说：“（刘高兴）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我的笔。”在《高兴》里，底层关怀不在滞留于生存困境的关注，而是将情感和灵魂作为关注的重点。摒弃表面的浮华，冷静地深入到隐秘、曲折又丰沛的人性地带，着力表现乡土文明和都市现代性文明对新一代农民人格的建构和灵魂的重铸，着力彰显农民在困难、挫折中与生俱来的坚韧、执著、隐忍、善良和宽容的个性。农民的荣与辱、成与败、悲与欢、爱与恨，这些超越了简单生物学存在意义，作为社会人的生命内容与生命意识，赋予了农民生命以生存尊严与价值意义。贾平凹之所以那么深地走进了西安城墙下拾荒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实也是贾平凹走进了自己的内心深处。
贾平凹在西安城墙灰暗粗糙的背景下，猝然展开一幅活生生的色彩斑斓的市井生活画卷。匍匐在兴隆街上的刘高兴们在光怪陆离的盛世与浮华中，过着为人所不齿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渺小而卑贱、艰难困窘，无足轻重。他们互相扶助，习惯苦中作乐。贾平凹的叙述有着质朴而真挚的内在力量。他始终以不动声色的、快意鲜亮的语言讲述刘高兴在日常生活遭遇着喜怒哀乐的林林总总，这种叙述不避卑丑、流光碎影中的琐屑与嘈杂，事无巨细的拉呱儿闲聊，依次地呈现出琐碎、晦暗但鲜活真实的人间烟火，在黯淡中发现人性的坚韧，生存的饱满激扬。贾平凹把创作主体立场的审美感受与判断力隐蔽于文本中，渗透到整个创作过程，他极少有观念意义的直接判断和评价，而是按照日常生活现实经验背后的逻辑，透过现象来认识被遮蔽的本质。故事的叙写集中于对生存景象中细节的传神描写，挖掘出隐藏于生活表象后面形而上的意义经验，勾画出人对现实无可抗争的窘迫和跌宕，在字里行间听到农民无奈与失落、沉痛而隐忍的挣扎声。
《高兴》力图把一种曾经未进入我们意识的潜藏着的生存现实揭示出来，沛然而出一股生命元气，淋漓酣畅。这其实得益于贾平凹对拾破烂人生活的稔熟和亲近，以及独特的体验和发现，赋予生活经验以意义的深刻化、感受的个性化。小说真实地把握了拾破烂人这一特殊群落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质。在气定神闲的叙述中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气度，细腻而贴切地呈现日常生活细节是贾平凹运用得最为出色和圆熟的叙述手段。进入《高兴》的小说世界，那股扑鼻袭来的市声和嘈杂，那饱满的、在场的、富有质感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那充满鲜活和个性化的生动对话，使人身临其境，如在眼前。据贾平凹介绍说，《高兴》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的，名字就叫刘高兴，是贾平凹老家同村一个院子长大的好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刘高兴当年当兵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而贾平凹大学毕业后则留在西安工作。刘高兴迫于生计，年过半百领着儿子进城打工，一时找不下工作就在西安靠拾破烂、送煤为生。有一次刘高兴终于找到贾平凹，便聊起在城里的生活现状。贾当时试图听到儿时朋友的悲苦倾诉，没想到刘高兴却一脸乐哉、自在和幽默，给自己新起名“刘高兴”，给儿子新起名叫“刘热闹”。听他讲的故事多了，贾平凹就想写他们的命运和经历。贾平凹多次深入到西安南郊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采访，体验生活，与他们谈天说地，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吃他们熬的包谷稀饭，他甚至还和朋友们一起，想方设法从市容队要回被没收的架子车，帮助拾破烂的同乡追寻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女儿……直接的、切肤的审美感知融入贾平凹的血液与情感，《高兴》才是如此的和生活气脉贯通，筋骨相连。贾平凹对拾破烂的人和事烂熟于心，在充满悲情和温意的叙述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贾平凹内心深处的疼痛、焦灼和迷惘。贾平凹说：“在所有的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正如叔本华所言：“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在《高兴》里，充满“欲求和挣扎”的城市底层的小人物与命运的抗争，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们的“痛苦”。但在这种抗争中体现出卑微生存中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充满个性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胆小勤快的五富，爱发牢骚的黄八，泼辣粗俗的杏胡，他们都来自农村，生活也非常艰苦，他们常拿自己打趣，自嘲能消解生活的酸楚和尴尬，为自己开心找乐的性格，调侃幽默中，都夹杂着无奈辛酸，让人笑的时候想哭。
刘高兴用生命中的亮光赶走生命中的阴霾，卑微的幸福来自他用灵性过日子，因此高贵和卑微与否，只在自己的那颗心的感受。刘高兴在这束亮光的指引下，坚忍前行。他把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真实、纯洁的部分展现出来，绽放出生命的亮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周遭的每一个人，听刘高兴介绍孟夷纯的遭遇以后，五富、黄八他们都显出极大的同情心，按时捐钱，攒起来，由刘高兴交给孟夷纯。虽然钱不多，却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贾平凹将人心中最柔弱、最敏感的东西呈现出来，他们在日常朴素的行动上，在苦难罅隙透出的，由善良散发着人性的温情，尤其使我们怦然心动。
三、呈现与还原：从“清风街”到“兴隆街”
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泛娱乐时代，小说写作在当前消费化、快餐化、低俗化的文化环境裹挟下愈演愈烈，当前一些作家一味片面地追求小说的“好看”，不约而同地从精神高地上撤离，在迎合、追风和造作中，笔不再倾听心灵的呼唤，只是通过情节的快节奏、动作的强快感、人物的强刺激去招徕读者，在市场的跟风逐浪中，他们逐渐迷失自我。这些作品缺乏用思想资源来支撑小说的重量，缺乏用精神内涵来搭建小说的骨架，从而减弱了艺术的想象和思想的深刻。这种写作倾向本身是值得怀疑的，这些小说并非真正的小说。小说的这种繁荣浮华背后彰显出贫弱的精神贫困和苍白的文化底色。
小说要好看，更要思想。小说要穿越故事、人物、命运的层面，抵达精神的阳光地带。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其实这种“困惑”其实就是精神困惑。实际上真正深刻的、优秀的小说都是对人的灵魂的干预，写人类存在中的精神困境的。当前许多小说，仅仅是故事，小说放弃了思想追求，对小说人文价值的关怀，对生命意义的深层体验的消解，沉溺于身体叙事、欲望叙事泥沼中不能自拔。小说的精神空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小说讲述的不仅仅只是人的肉身的存在，而是指向精神的存在和生命的探寻。因此我们必须重申这样的小说写作伦理：思想是小说的灵魂，小说要从故事写作向精神叙事回归。要抵达故事背后，揭示、捕捉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种种被遮蔽的内在真相。
在《秦腔》里，贾平凹细致地把琐碎的生活碎片和个人经验汇聚成小说的叙述激流，纠集成强大的叙事力量。“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是一条缓慢涌动的河，翻卷着暧昧的、混乱的、破碎的浪花，徘徊、迂回、曲折。河面黏稠浑浊而平静，不动声色，平静水面下却激流暗涌，总是在不间断地流淌，朝我们簇拥而来。《秦腔》这种写作方法，意味着贾平凹在严肃地探求当代汉语叙事的一种可能性，可以说是贾平凹在创作的探求和摸索的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秦腔》几乎没有制造多少尖锐紧张的矛盾冲突，也没有多少险象环生的故事纠葛，贾平凹打破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因果性、顺时性等叙事模式，将现实生活的人生片断融入自我心境，让叙事话语徘徊在人物纯粹的心灵真实中，让人以十足的耐心反复地咀嚼着、品味着。一种坚硬如沙砾般、浑浊又咸涩的味道扑面而来。《秦腔》的主题内容决定了它的内在结构，行文风格以及叙述方法上的丰富随意与复杂多变，小说的主题决定了不宜用传统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客观的现实主义叙述方法来处理，但其中穿插自然主义、意识流技巧，小说在一些的意识流叙述中也夹杂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客观生活场景。《秦腔》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展现流光碎影中的琐屑与嘈杂，不讲究鲜明的个性人物塑造、不按照因果逻辑关系编织曲折的故事，而是着眼于真实地挖掘人物的深层意识乃至潜意识中的矛盾与冲突，沮丧与兴奋。
《秦腔》为小说叙事带来了多样性和复杂性，虚实相生、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内在的表现力，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这是《秦腔》本身意蕴的多向性内涵决定的。《秦腔》的叙事风格和手法也正是小说里所描写的生活本来面目决定的。毋庸讳言，《秦腔》的支离破碎感、混乱无序的意识流动状态，有时会使读者感觉被裹挟在一团混沌中身不由己，找不着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相当大的阅读障碍，尽管如此，《秦腔》表现了贾平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状态，呈现在小说里面的始终是中国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
从《秦腔》到《高兴》，贾平凹的叙事风格在不断变化。《高兴》是一次“华丽转身”，正是这次转身，使小说的艺术背影又一次重新面向大众、面向当代生活，重新现出了无限生命活力。贾平凹在刘高兴身上寄寓了他对乡村与都市、人性变化与社会发展中人的生命本真的审视和追问。《高兴》与《秦腔》的写法大相径庭，《高兴》以简洁明快的“口述体”彻底颠覆了《秦腔》那种“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高兴》里没有过多花样翻新、花里胡哨的东西，《高兴》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传统的以故事和情节刻画人物，同时又以人物来带动情节发展。小说整个故事是以“刘高兴”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主角，叙述视角因此而移入作品内部，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故事更加生活化、细节化。涉及城市底层中的警察、乞丐、民工、妓女等，极为简单的故事情节，两三个简单的人物，构成平实流畅的文风。
《高兴》在语言与结构上一反《秦腔》的繁复，显得简洁而灵动。活泼有趣的、直白口语化的叙述，为写作提供一种切实的落脚点。读来活灵活现，生机盎然，给人以阅读的喜悦和快感。这是《高兴》的不同凡响之处。巴赫金说，“词生活在自身之外，生活在对事物的真实指向中。”假如“词”从“事物”这一指向里抽象出来，“词”就成了风化的干尸，变成一堆尘土。贾平凹来自民间生活无比丰厚的气韵和情趣，就是“词”之外的“事物”。他对商州、西安地域文化特色有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感受与体悟。《高兴》对西安方言土语的纯熟运用，嬉笑怒骂、大雅大俗、通俗直白，不让人觉得低俗，反而内心的感伤更加难以抚平。《高兴》中出现了西安许多真实的街道名、单位名，只有在这种情景中，才能显出方言的自然与和谐。方言与环境的相得益彰，增强了小说的地方风味和真实感，把逼近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凸显在读者面前。恍惚间使人不经意就走进那个真实的世界。
《高兴》比《秦腔》好读得多，之所以很好读，这与《秦腔》摒弃了以人物、情节和故事为主要因素的传统结构大不相同，贾平凹将传统的白描手法在《高兴》中运用得淋漓尽致，其简单素朴的描写中寄寓着真挚沉痛的情愫，弥漫在字里行间那淡淡的忧伤和迷茫，连续不断地调动幽默、机智、风趣的写作风格。贾平凹把处在城市边缘小人物内心的雄健和强悍传达了出来，又把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和盘端出。这种洞明与体察，内省与宽阔，奠定了《高兴》欣悦而又沉重、无奈而又悲伤的审美特质，给人一种全新的“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从《秦腔》到《高兴》，在贾平凹的笔下，清风街、兴隆街不再是一条寻常的街道，而成了贾平凹安妥破碎灵魂的审美实体，成为故事的发生地。清风街、兴隆街有着与人不可分割的体温与心率、血脉与灵魂。贾平凹抱着悲悯之心，与他笔下的人物灵犀相通，荣辱与共。在《秦腔》里，一幕幕纷繁芜杂的生活场景，一副副鲜活摇曳的人物镜像，农民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在清风街上演。《高兴》讲的是西安城墙下兴隆街上刘高兴难以抗拒的宿命人生。顽强、艰辛、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的情形。“清风街”、“兴隆街”是贾平凹搭建的人生大舞台，快速旋转的舞台，光影交错，人如鬼魅，在这个黑色的梦魇旋涡中挣扎跌撞。
《秦腔》和《高兴》是贾平凹在清风街、兴隆街上演的“两台大戏”，拉开大幕，贾平凹用两种板式来唱“大秦之腔”，《秦腔》是“慢板”，属于苦音腔，撕不断、扯不尽的是幽怨沉缓，暗藏着一种无尽的悲凉，腔速徐缓。《高兴》是“散板”，属于花音腔，简洁明快、激越有力，行云流水般痛快、酣畅。“清风街”、“兴隆街”成了中国农村、城市的缩影和象征。
从《秦腔》到《高兴》，贾平凹的小说一直都在不断变化中，不变的是他用文字拷问、审视现实的责任和良知。那就是对“人”存在，对“人”的生存意义、生命的尊严的叩问和审视。《秦腔》写了土地上的农民，《高兴》则写了离开土地的农民。贾平凹一步一步地竭力进入生活的深层，由一种叙事意识发展成一种精神救赎意识。超越生活关怀和生存关注，走向精神和灵魂关怀。《高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只有直击生活痛处，直捣灵魂的小说才能让观众受到最大的感染和震撼。焦躁与迷茫之际，我们不断回头张望，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的注定，还是今生的永劫不复的存在真相？不能仅仅从小说里寻找答案，我们应该背过身去，潜入生活的水底去打捞。这就是《高兴》给我们的启示。
诚如贾平凹所言：“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注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他对孕育了自身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兄弟寄寓了深切的同情、理解和体恤，倾注了执著的近于固执的深情。贾平凹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包容了历史的痛苦和思考的艰辛。他用小说烛照了人类恒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他对存在始终不渝地深刻追问和反思，充盈着生活的质感和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清新和激情。贾平凹始终保持自己的敏锐、执著和丰富，努力挖掘出隐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鲜活和坚韧，写作纯粹而彻底。他的创作让读者对乡土中国中的农民有新的认识和发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