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紧紧抓住时机，跟着我爸派驻国外，住在金沙萨，并且将她自己狂热地投入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工作，她一连串地访问了那些从新世界回到祖居地寻根的人，完成那篇如今被公认为承先启后、具有重大影响的心理学移情作用的论文。她乾坤大挪移，把我爸外调所加在她身上的处境，创造出自己的条件，到了后来，即使是我老爸，也搞不清楚打一开始的时候，是他还是她的工作使他们身处异乡。
那件促使他们仓皇离开非洲的事情，到头来也绝对成为对老妈有利的条件。在我还小的时候，这故事裹着一层神秘的外衣，后来，在几次我爹灌了几杯黄汤以后，我所听到的一鳞半爪，已经足够让我把整个故事的细节拼凑出来。简单地说，路透社炒了我爸的鱿鱼，因为他在重大新闻热潮消退的真空期虚构了一则重大新闻。那时候安哥拉正在进行一场沉闷拉锯的内战，我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想要找出一点有趣的血腥事件，好把新闻炒热起来，却徒劳无功。在一次饮酒狂欢的派对里面，他在军方的一位网民跟他耳语说，马上就会发生一场政变，第二天，我老爸连想都没想，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事实的根据，就把消息给发了。他可真是捅到马蜂窝了。
因此，所有早先在专业新闻领域里成功的迹象只是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在基多为一家小新闻通讯社工作，但我们全家能够生活在南美，却是靠我妈的研究工作，她研究印西混血儿和印第安家庭的社会地位。在1990年，曾经发生现在所谓的革命，原住民地位在那时可是当红的社会议题。我妈超爱这些议题的，而且大量炮制了诸如此类的议题，不仅是大家熟知的取回基本人权的声明，匡正几世纪以来受压迫的状况，还包括一直以来占宰制地位的白种人，在他们的地位如流星坠地般迅速消失后，对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感觉作用如何。对我来说，这些议题是无比的真实和椎心刺骨，至于我妈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当然，和我爸一样，她是为南美以外的市场而书写的，在当时的基多，身为一个局外人又预先设定好了发行这些议题的评论，可是有点模糊了革命观点。
比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动更持久，且以一种平顺位移的方式，我父亲的事业逐渐地隐没在舞台的背景当中，我们都心知肚明，什么时候她结束了这里的工作，也就是我们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而不是我的父亲或其他人说了算。在他们的生命轨迹里，他不再拥有发言的权力。这并不是说，我家正进行着某种权力的激烈斗争，他只是非常乐于保持低姿态，并躲在她往前航行时所形成的艉流里。
如果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我必须找家人谈谈，最明智的抉择就是先找他谈，至少一次找他们两个一起谈。想一个人和我妈赌输赢等于自杀。所以在车子里，当她说出那个噩耗之后，我就闭上嘴巴，对跟我教育相关的主题不发表任何的意见。一直熬到吃晚饭的时候，因为我希望能得到一点后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