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华北大地发生了一系列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1967年河间地震，1969年渤海地震。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地震揭开近代中国地震活动的一幕。这些地震自南向北，一路扩展，逼近京城，大有兵临城下之势。地震的发展和对地震的探索，像在赛跑。现在看起来，赛跑的终点，至少是10年赛程的终点在海城和唐山。
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后，国务院一纸调令，我和几个北大稍早毕业的同志，纷纷从非地震专业部门“归队”，加强地震工作的力量。那时，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人才济济。我分在所值班室（通称638组，意指邢台地震发生的日期，1966年3月8日）内，和“地震战士”一起，“为毛主席站岗，为首都人民放哨”。实际做的，就是大震速报，抓大趋势。和值班室对应，地球所还有一个在地震现场工作的邢台地震队。他们主要是抓现场，抓地震前兆。值班室和邢台队，这两个部门被列为地球所地震科研工作的“第一线”，兵强马壮，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所上下，把地震看成重中之重。许多人是从当时承担国防任务的第七研究室抽调来的。
有一张近代中国地震事业的经典照片，照片正中，是周总理俯下身子，检查地震熏烟记录，陪同的有被称为“中国地震预报之父”的地球所所长顾功叙先生（已去世），以及林庭煌先生和李凤杰先生。就在这次视察之后的一次地震现场会上，周总理拿着一份地震历史文献，读了一段后，语重心长地对现场的同志讲：“我们不能给后人只留下地震记录，要留下地震经验。”在周总理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大地上，从此开始跋涉地震预报的万里长征。同时，在这批青年学子的心理，深深埋下“献身地震事业、不搞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的报国志向。
1967年，河间地震发生，地震离北京不到百十公里。形势逼人。根据地球所安排，我和宋辅弼（后调到石油队）等人，趁地震刚过，赶到河间—大城极震区，想从震区的度量衡厂及其主管的县科委，搜集、核实震前大地微震动或有感无震的各种显现，从中获得可能成为地震前兆的“蛛丝马迹”。结果不理想，但也做了几个有意义的否定结论，如一般天平的精度不能察觉地面倾斜等等。
1969年，渤海湾发生地震。地震不算大，又因为发生在海里，没有什么损失，但环渤海的几个省份大范围有感。社会动荡。下一个地震在哪里？什么时候？北京有没有危险？这些问题牵扯着京城人的心。
一天，下着阴雨。地球所方蔚青同志（后调到国家科委）召唤我和他一起到国务院小礼堂，向主管地震工作的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汇报震情。地球所值班室密切注视震情发展，和我们保持联系。
到会后，才知道参加地震会战的几大部委专家和领导都来了。会议的主题有三个：地震趋势、地震预报、地震机构。在这个会上，李四光先生从地质力学角度阐明他提出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与地震活动趋势的关系，在一张大挂图上，从邢台，过河间，向北东方向，扬手一挥，很自信也很恳切地说：要注意这个方向上的地震。他点了华北北部几个地名（其中是否有唐山和海城，我记不准了）。在探讨地震预报的前兆手段时，李先生举着一个地应力仪电磁感应探头，向总理解释工作原理。总理听得很细致，边听边问，还一边记在纸上。
在这个会上，总理和李先念、纪登奎等与会的副总理商定成立“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任组长。从此，参加会战的几大部委不再“各开炉灶各起火”，真正合成一家了。1971年，国家地震局成立（2000年，改称中国地震局）。有人把1966年邢台地震作为中国地震预报的里程碑，而国家地震局的成立，为中国地震预报的发展奠定组织基础。
由于地震灾害的惨烈，由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由于地震专业队伍的年轻活力，同时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在地震战线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呼声，要在地震预报这个领域为人类做出贡献，“放原子弹、氢弹”！
（三）
20世纪70年代，两次地震让我们刻骨铭心:一个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一个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这两个地震相隔不过一两百公里，前后仅仅相差17个月！但对地震工作者来说，像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大自然把我们抛上又摔下，让你笑不得，哭不得。只有经过这个年代的“地震人”才会有的欢乐和悲哀。
走过来的人都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前五年，进驻大华北地震现场的专业队伍多达万人，采用的各种观测仪器数量多达上千件，再加上“广大工农兵群众”组成的业余测报队伍，形成名副其实的浩浩荡荡的地震预报大军。
尽管地震是小概率事件，预报难度大，但在特定的地震区和一定的地震活动期内，中小地震频发，检验方法的机会多，预报成功的机遇大。在当时，有非常丰富的前兆异常资料，即使采用“看图识字”等直观方法，预报也能“屡屡得手”。大家不由得惊叹不已，兴奋不已。有“红宝书”，有成就感、使命感、紧迫感、荣誉感等等精神力量的驱动，我们的同志更加吃苦耐劳、不畏艰险、勇于实践、大胆预报，取得不少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像是摸到了苗头，像是看到了曙光。等待着、期盼着、争取着取得胜利的那一天。
苍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大地对我们的诚意和辛苦给予回报。这是人类预报地震历史上的重大突破。直到目前为止，这是被联合国和国际科研组织承认的惟一“有预报依据并取得减灾实效”的地震事件。
成功归成功。但人类（应当说是我们）过于冲动了。当时一位领导，曾在一次庄严的大会上宣称：“地震预报的坚冰已经打开”。剩下的就是“乘胜前进”了。当然，我们有些科技工作者头脑冷静，提出对地震预报水平不能估计过高。但有相当多的人的思想，因思维模式上的疲劳而疲劳了，不去想更多困难。这与那个年代泛滥成灾的形式主义和空泛口号有关。1975年的预报成功，使众人为之振奋，精神抖擞，一扫征尘。似乎这次的成功预报标志着，我们真的看穿了天，洞察了地，预报地震不在话下了，正准备开发地震的能量“为我所用”了。忘乎所以，忘记人是地球演化的产物，忘记了人终究是大地的儿子。
但是，大地并没有忘记我们，没有欺骗它的儿子。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简单明了的“语言”促成我们预报成功一样，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时提醒我们，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骄傲。
1976年７月28日，在华北重镇唐山发生了20世纪后半叶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最大的破坏性地震，将24万生命和100亿人民币写进了历史。
对于唐山大地震，我们没有做出临震预报。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疑问：这次地震发生前一点异常都没有吗？当年，钱钢写了一本影响巨大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最近再版。唐山地震的巨大灾害，对国人的影响太深、太大、太久了。即使再经过10年、20年、30年，依然有值得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谈起1976年唐山地震后地震工作者的处境，陈焕新有一部反映地震部门工作的报告文学，书名就叫《一个没有挂牌子的国务院机关》。那个机关就是中国地震局。我们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从事地震事业，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来形容并不过分。我们一门心思要搞出地震预报，为了给震区老乡提前打个招呼，梦里都在想前兆，想预报。但是，科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地震类型的多样性，地震过程的复杂性，发布预报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一次灾害地震带来的巨大伤亡和社会动荡，使我们深感心理压力和肩头担子的沉重。现在人们认识到，也取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同。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是世界地震科学发展水平问题，防震减灾任重而道远。
从1966到1975（包括1976）的十年间，中国的地震工作者没有片刻歇息。“不搞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成为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地震战士的豪言壮语。岁月蹉跎。当年的小青年，大都老矣，多已退休。人未闲置，事业未成。一颗颗不息的心，仍在跳动。我们相信历史，我们相信后人，后人会在历史上对这一代人的工作给出一个公正评价。（四）
20世纪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不仅有地震，而且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国际上开始酝酿、直到90年代才开始执行的一项“十年减灾计划”（1990—1999），另一个是随国内改革力度加大，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的方针开始落到包括地震在内的各个具体领域的实处。这两件事，让我们从理念和立法上把近代中国地震事业推上历史的高度。这在地震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是了不起的大事，这是用实际行动纪念唐山—海城地震。
这段时间的典型地震事件是1988年的云南澜沧—耿玛地震，发生在这个年代的尾部，业内人士称其为“信号震”，表示下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开始，换种说法，表示上一个地震平静期的结束。但它不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地震那样具有标志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