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杨雪培当时在基建工程兵当放映员，他们团唐山地震后去给当地煤矿排水，雪培就给排水的部队放电影，因为他是八一厂的子弟，部队还派他回北京借片子。地震那年，因为表现出色，他立了两个三等功。袁霞被震醒了，以为震中在包头
谈起1976年那场大地震，八一电影制片厂资深演员袁霞将记忆的帷幕拉开到30年前的那个夏天——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袁霞当时已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被下放到了包头空军高炮队，在政治部文化科当科长。唐山大地震的那天晚上，包头震感很强烈，当时是凌晨，感觉床在晃，她就开了灯，她家窗户上有一盆吊兰，这时发现吊兰也在晃，袁霞便知道是地震了。1966年在山西搞四清时，袁霞遇上了邢台地震，所以对地震并不陌生。
这一次地震，又让袁霞赶上了。当时袁霞爱人的部队在山西，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包头，孩子一个6岁，一个9岁，家中还有个外甥女帮助她带孩子。被震醒时，袁霞以为包头就是震中区，赶紧披着衣服抱起孩子从二楼往楼下跑，跑到楼下，见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那时人们没有什么防震知识，都挺惊慌的。袁霞记得唐山地震后第二天，好多人就把啤酒瓶子倒扣在地上，认为如发生地震瓶子倒了发出声响，就能起到报警的作用。于是袁霞也在家中将瓶口朝下，放了两三个酒瓶子。结果，孩子夜里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把瓶子踢倒了，袁霞被惊醒，抱着孩子、招呼着家人就往外跑，跑到楼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家虚惊一场。对地震的恐慌让袁霞不敢在包头再住下去了，于是决定带着孩子去山西找爱人、躲地震。没想到，山西也在闹地震，不能在屋里住，袁霞一家便在操场上搭起抗震棚，住了半个多月。在唐山大地震中，袁霞也有亲友不幸遇难。袁霞在唐山的一个亲姨妈带着孙女住在里屋，结果地震时里屋的墙塌了，姨妈和孙女都遇难了。还有，袁霞所在部队政委的岳母刚好从部队回唐山，也不幸遇难。谢铁骊遭遇“地震棚事件”
说来未免荒唐，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就是因为是否住抗震棚的问题，谢导的电影竟有根有据的和地震扯上了关系。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的夫人王遐聊起唐山地震发生后他们所遭遇的一段特殊经历时，真是感慨万千——
王遐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谢铁骊一家住在北影宿舍。地震前，她看见天边亮得不得了，正在不知道为什么时，当时住他们家楼上的北影行政处处长从二楼跑下来，大喊地震了，快出来!王遐一听，就赶快和谢铁骊及在家的小女儿跑了出来（那时别的孩子在部队当兵）。因为跑得太急，他们来不及穿外衣，只好披着毯子。当谢铁骊一家跑到院子时，看到好多人都聚集在那里。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地震了怎么没有预报？接着余震不断，家是不敢回去住了。第二天，人们就开始在院子里搭帐篷。但是帐篷既潮又有蚊子咬，还没有灯，很不方便。由于谢铁骊家住在一楼，觉得北京又不是地震中心，就决定还是回家住。他们知道住卧室有危险，厨房结构比较结实，就在那里用两张桌子拼起来睡觉用，桌子底下铺上草，准备有紧急情况就暂时钻到桌下躲避一下。
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招来了麻烦。因为当时每个单位随时都要向上级报告抗震救灾的情况，当时的北影领导得知谢铁骊一家不睡抗震棚而睡在家中，便认为发现了重大问题，于是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地震后组织上很关心大家，尽力保护每个人的安全，但是谢某人对抗组织的号召，带领全家住在厨房里，睡在饭桌上，这个行为是对抗党中央的，万一出了事故不就是把责任推到党中央身上，推到组织身上了吗？
这番话今天听起来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不就是不住地震棚吗？和对抗党中央有什么关系？就连当时的群众也很不服气，有些同情谢导一家的人说，这有什么，不是正好不给组织添麻烦吗？倔强的谢导也对家人说，不理他，就睡在这儿。于是一家人仍然睡在饭桌上，领导一看谢铁骊“死不改悔”，就向上级报告说北影厂对上级组织的关心很感动，只有谢铁骊不听指挥，竟公然带领全家睡在厨房里。
其实，一个睡不睡抗震棚的普通问题被上纲上线是事出有因。在“文革”后期，谢铁骊拍摄了反映海岛女民兵成长历程的故事片《海霞》。《海霞》拍出来后，先是有人指责影片导演违背了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后来又被认定为是文艺黑线的代表作。本来是创作问题，却卷入上层的重大斗争，有人劝谢铁骊给江青写封认罪书也许就免了灾难。虽然知道这些人是好心，但谢铁骊不明白究竟自己有什么罪？于是就是不写认罪书。最后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信，由他出面解决了《海霞》的问题。没想到不久后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谢铁骊被隔离起来，又让他交代给毛主席写信的情况。
当时，谢铁骊看透了那些逼他交代问题的人的用意。他们对主席的批示不敢怎么样，就想让谢铁骊把给主席的信公布出来，组织人进行批判，然后再往上报告。于是，谢铁骊就咬定了说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就是不写交代材料。
事情就僵持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些惯于整人的领导也暂时顾不得《海霞》一事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谢铁骊，总想着找点碴儿，这才发生了地震棚事件。后来，谢导为了应付对不住地震棚行为的检查治理，偶尔还要去地震棚住一下，但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家里。
当震情缓解后，地震棚事件也似乎被淡忘了，但《海霞》事件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地震一结束，对谢导的批判又开始了。厂里开了无数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让谢导写检讨。谢导说自己眼睛不好，还是不理那一套。
由于谢铁骊的不配合，“四人帮”及其爪牙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决定在1976年10月12日开批判大会并宣布逮捕谢铁骊、钱江、王昆和李德伦。谢铁骊得到消息后非常平静，他对自己未来的险恶处境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被逮捕后的去处无非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荒，一个是秦城监狱，于是他从容不迫的开始在家里做准备。作为早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十年内战的残酷环境都经过了，还在乎这个？
然而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还没等到10月12日到来，1976年10月6日要抓人的人先被抓了，“四人帮”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四人帮”倒台的第三天，谢导家就恢复了电话。严寄洲夫人王荣华：地震时仍在加班
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著名导演严寄洲没在北京，而他的家人却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提起那段特殊的经历，严寄洲导演的夫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剪辑师王荣华深有感触——
地震时，我们住在莲花池的酱油房，是被专政的牛鬼蛇神。莲花池“文革”前是八一厂的副食基地，做酱油，做豆腐等，当时我们住的酱油房只是一间，还很破，摇摇欲坠。后来又给了一间旁边招待所的房子，儿子在那儿住。因为平时睡眠不好，地震前一天晚上我吃了安眠药，睡得比较沉。睡梦中被儿子的急促的叫门声惊醒，赶紧起来开门，感觉地面晃得厉害，而且门也打不开了，等剧烈的晃动稍微缓和了一些，才将门打开跑到院子里。当时天还没亮，我们在院里待到快天亮时才敢回屋子。
当时八一厂被视为最坏的一批牛鬼蛇神都在莲花池，我们全家就是被扫地出门赶到那里的。因为当时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离开八一厂时我们只带走了自己买的书架，所以地震后想搭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厂里给了一部分料，搭了一个类似今天自由市场那样的大棚子，莲花池的男男女女都住在那儿，做饭再回各自搭的小厨房。在大棚中每家有一块地方，支着蚊帐，睡觉也不脱衣服，因为大棚实际上离酱油房很近，怕酱油房倒了给砸在里面。我们每人打一个小包，里面是自己喜欢的衣服，有了情况抓起来就跑。同住一个大棚子里，大家相处得很好，互相都很体谅，因为都是相同的遭遇。这样折腾了有一两个月。当时由于仍要剪辑片子，我得经常在单位加班。剪辑房倒是挺结实，据说能抗6～7级地震，可地震来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剪辑房在四层楼，反正也出不去，听天由命吧！无奈之下，我也想了个逃生方式，有情况就往厕所跑，厕所空间小，受伤的可能性也小。
地震后八一厂拍了部影片《震》，就是描写地震的，里面写邓小平是“走资派”，结果影片未完成“四人帮”垮台了，就重新改本子。《震》大部分场景是在摄影棚拍的，也到唐山拍了一些外景。我跟着去了唐山。那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真惨啊，我看到一块块预制板倒塌，人就像压在里面的馅儿一样，那惨景我真不忍心、不愿意看。因为当时严寄洲还没有被解放，我受丈夫很多牵连，再加上自己出身地主家庭，被折腾得够呛，心情很灰，因此对于那些残酷的场面我一般都避开，但影片《震》的摄影师陈俊看了很多。陈俊：遭遇劫难的唐山惨不忍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