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下班的时候，大家的稿子都交到编辑部修改排版了，新闻部变得热闹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今天下乡收红包的事。我发现，李东似乎很不安，一反常态地没有加入这个话题。
正在这个时候，安伯接了一个电话，听了一会，就黑着脸放下电话，再也不吱声。
直到李东走开，他才告诉办公室里的人：“这个新来的李东，不地道！”
所谓不地道，就是不厚道。我们平时说一个人不厚道，其实就是说这个人对不起自己。不然，就算他再怎么不厚道，也不会轻易说他。
人都是这样，如果对方不触犯自己的利益，就算他做了坏事，也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不厚道”这个评价就会成为砸向对方身上的第一块石头。
李东到底做了什么不厚道的事情？原来，与当天镇政府给记者的红包有关。
当天，安伯与李东跟的是县长慰问组，到本县的工业强镇司成镇慰问。司成镇经济环境好些，平时做事会阔气一些，当天给记者准备的红包是500元。
一般镇政府的红包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按照电视台2人，报社、电台各1人的份额准备，但当天报社去了两个人，而且李东看上去比较面生，司成镇党政办主任很奇怪，便向安伯打听李东是哪家媒体的。
安伯当时没在意，便随口回复：“这位是我们报社新来的实习记者。既然只是实习记者，人家自然不会当成正式记者来对待，于是主任便随便又准备了一个200元的红包。
党政办主任给记者派红包的时候，是有意识地把那个200元的红包交给李东的；给安伯的时候，安伯正在整理数码相机里的图片，随手把红包接过来交给李东——让他代自己先放好。
想不到李东后来不知道如何把两个红包调换了——把那个200元的红包给了安伯。
安伯回来时发现红包只有200元，当时还以为司成镇变得小气了，后来电视台的记者回去拆红包，发现是500元，心里有点小高兴，便打电话对安伯说：“想不到这次还拿了个大红包。”
两个人一说，安伯才知道自己的红包比人家的少了300元，思前想后，便铁定认为李东偷龙转凤。而事实上，自从采访回来后，李东也流露出心神不定的样子，显然是占了便宜又害怕东窗事发，故而惴惴不安。
安伯已经50多岁了，当然不会为一个红包而与新来的记者翻脸，但自此对李东有了看法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李东知道，事情会这么快暴露，估计他断不会为了区区300元的便宜而得罪一个老记者，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想过事情会东窗事发。
因小失大，这是许多人都会犯的错。而这种错，自作聪明的人尤其犯得多。
因为对李东有了看法，安伯自此对他没了好声气。我们的报纸是周二刊，时效性不强，因此采访回来，一般由实习记者先写，再交给记者把关，如果没有大修改的话，就可以交稿了。
我每次写稿的时候，都很识趣地把郑言的名字写在前面，我的写在后面，因为报社规定凡是实习记者写的稿，如果指导记者的名字署在前面，可以拿全额稿费，如果是署在实习记者的后面，只能拿一半。
对于正在实习的我来说，名字署在前面固然可以让人看到我的能力，但署在后面，却可以让郑言看到我的本分。在能力与本分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一一对于一个翅膀未长全的小鸟来说，飞得越高只会摔得越重。
而李东或者是太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了，很多时候跟安伯采访回来，便噼噼啪啪地趴在电脑前写稿，写好署好名便交给安伯。
安伯看见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就满肚子火，故意把稿子压着不交，还故意在办公室大声说：“哎呀，李东，听说你是中文系的高材生，怎么能这样写新闻？写新闻与写作文是不一样的！”
说着又故意夸我：“你看人家阿冰，跟着郑主任才几天，就写出那么有水平的消息，而你写的通讯不像通讯，消息不像消息，要加把劲啊。”表面是夸我，实质上是贬李东，弄得他脸上红一阵，黑一阵。
我知道，这是安伯在施展老年知识分子特有的“损人招”有时候，抬高一个人，只是为了踩低另一个人。此之谓声东击西，在三十六计中不算突出，但却让安伯运用得炉火纯青。
为了完全地达到打击李东的目的，安伯几次在李东的稿子上直接按了删除键，然后自己另起炉灶，署名当然是“本报记者李如安实习记者李东”。
私下里，郑言告诉我，其实李东的文字基础是不错的，写的新闻稿比安伯略胜一筹一一安伯毕竟年纪大了，写时政类的新闻稿除了“借船出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之类的陈词滥调之外，再无良方。这也是他劳碌多年没有任何进步的原因。
或许是李东太轻敌，又或许是他太不把安伯放在眼里了，发现安伯直接把自己的稿删掉后，他不是主动找安伯投诚，而是直接找到王社，请求换一个指导记者。
这下子彻底激怒了安伯。要知道，有的人，他虽然无法送你一程让你进步，但踩你一脚却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如果对方是一个稍有点文化的固执老大爷，他要打倒你的信心和耐心，远比他追求进步的决心大得多。
李东向王社要求换指导记者，王社自然会追问李东原因。
毕竟自己是新人，李东没敢直说，只是含糊其辞。既然没有正当的理由，王社不接受其换指导记者的要求，并说：“作为一名记者，经常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采访对象，我们能做的，是适应别人，而不是让别人适应自己。”
领导的话合情合理，李东无奈，只好怏怏地退回办公室。但紧接着，王社却把安伯叫了过去，把李东要求换指导记者的事情告诉了他。王社当时的意思，是希望安伯也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希望他可以安抚下新记者的情绪。
但在安伯听来，这却是李东背后告自己黑状，因此他怒不可遏地从社长室冲回来，一进办公室便冲李东叫：“李东，你给老子说说！我怎么对你了？你要跑到王社那里告状？”
李东忙从位子上站起来，惊慌失措地说：“安伯，没有这样的事，你误会了你误会了！”
安伯冲过去扯着他的领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以为你背后做的事，老子不知道？要不要老子帮你四处说说？”
眼看要打起来了，我吓得站起来，不知道怎么办。
郑言见状，连忙与梁平生一人一个，把他们劝开。郑言还特意把李东带到会议室，好好地开解了一番。
郑言好歹是采访部主任，大家都得给他一点面子。当天临下班前，安伯与李东握手言和，双方都对自己的言行表示了检讨，并表示今后不计前嫌合作愉快。
当然，谁都知道这只是场面上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男人更记仇的动物，也没有比男人更要面子的物种，如果你不小心伤了他的面子，那么他会像马蜂一样追着也要螫你的脸。
按照报社的规定，在实习期间，实习记者每月必须完成100分才算完成任务，连续三个月完成任务才能办理入职手续。
在郑言的帮助下，我每个月均顺利完成任务，尤其是最后一个月，我自己开始出街找新闻。这种在街上随机找回来的新闻，我们当时叫“街头新闻”。
一天，在街上闲逛时，发现市区的鞋店流行一种新款的休闲凉鞋，这种凉鞋是透明的，但鞋面缀着一朵或红或紫的大花，看上去妖娆漂亮。我向郑言借了数码相机，兴冲冲地就去采访。
当天晚上，我以“鞋上添花，足下生辉”为题，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通讯，又选了五六张照片交上去。虽然这些都是我独立完成的，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署上了郑言的名字。
第二天正是排版的日子，巧手的编辑把稿子和图片编辑成一个休闲版，图文并茂，报纸大样出来的效果非常好。郑言看到大样后，说：
“哎呀，你独立完成的，就不用署上我的名字了。”
我真诚地说：“郑主任，如果不是这几个月你带着我，我连通讯都要加‘本报讯’呢。”郑言朝我笑笑，推心置腹地说：“这两个多月的稿子都是与我一起合作的，如果你再没有独立完成的稿子，对你也不好，我叫编辑删掉我的名字。”
我感激地朝他笑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