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五年（770）四月，湖南兵马使臧据潭州作乱，五十九岁的诗人又一次携家眷逃难：“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哀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逃难》）诗人复至衡州，写下了“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白马》）的沉痛诗句。
其时杜甫的舅氏崔玮任郴州（今属湖南）刺史，诗人欲往投之，于是沿耒水而上，至耒阳（今属湖南），正值江水大涨，只得泊舟于方田驿，四周汪洋一片，诗人一家竟有五日不得食。幸亏耒阳县令聂某闻讯，即驰书慰问，并送来了牛炙白酒，一家人方免于饿死。因水阻不能南行，于是回棹北归。
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岳阳的舟中。诗人生命的最后一息献给了诗歌，他作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湖上的景象，脑海中的记忆，一生曲折坎坷的经历，心中无数感慨与叹息，无论是青岸枫林、白屋水乡，还是祭鬼歌舞、伤心丝竹，统统都浮现在他的眼前，奔走在他的笔下。“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诗人对自己漂泊他乡的命运以及疮痍满目的乾坤表示了最后的哀痛。
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
诗人的灵柩旅殡于岳阳，四十多年后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归葬于偃师首阳山之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十二、万古流芳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这所谓艺术成就很高，就是杜甫不同于他以前的齐梁和初唐的某些诗人片面地追求艺术性，而内容则是苍白无力的；杜甫继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之后，对于齐梁时代和初唐的上官体诗作了进一步的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首先，杜甫以现实主义的精神，用大量的诗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安史叛军的暴虐和残忍。杜甫诗歌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杜甫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多地歌唱时事的大诗人。在他以前，我国的叙事诗是较少的。还有，很多诗人不管写叙事诗或抒情诗都要披上一重古典的外衣，读来好象写的古人古事，因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都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杜甫却不是如此。他所生活过的八世纪中叶几十年间（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民情等等，总之，当时的社会面貌，都在他的笔下有重点地、有代表性地、概括地被刻画了下来。尤其重要的，杜甫并不是客观地叙述当时的历史，而是有着自己的强烈的爱憎的，因此常常表现得深刻而有力。杜甫写了更多的抒情诗，也有一些说理诗和咏物诗，或者叙事、抒情、描写、议论互相结合。这些诗和他的叙事诗一样，是杜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抒情、说理或咏物的诗都和时代紧密结合，息息相关。杜甫也有一些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象《凤凰台》、《朱凤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可是也并不一味把人们引向过去和别的幻想世界，而是正视现实的。正唯如此，当时的人们才把他的诗歌称为“诗史”。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和他的政治思想是密切不可分割的。他热爱国家，在他的诗里有突出的表现。他的诗反映当时重大政治事件，如《兵车行》、《悲陈陶》、《悲青坂》、“三吏”、“三别”等。他青年时代的漫游南北，对祖国山川的热爱都有助于他的爱国思想的萌芽。陷敌期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爱国思想，象《春望》、《悲陈陶》等诗所表现的思想，非常深刻，感情也很强烈。他在左拾遗任上因房事被疏以后不论在华州、秦州、西蜀和荆楚流浪的任何时间，都没有忘记过国难。象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秦州杂诗》、《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秋兴八首》、《登岳阳楼》等，都是十分感人的爱国诗篇，这些诗篇引起历代爱国者的共鸣。就是那些写齐鲁陇蜀山川的诗，也能引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所以人们也称杜甫为爱国诗人。
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同时也由于他的反映和同情人民的疾苦。他对当时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的事实作了大胆的揭露，也对当时由叛乱和外族侵略所造成的人民的悲惨境况有深刻的反映，他对被残酷压迫的平民寄予很大的同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这些对比令人触目惊心！“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这里的忧民和疾恶如仇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政治上的失意使杜甫把眼睛向下看，他才能写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征戍诛求寡妇哭，远客中宵泪沾臆”，“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等等。杜甫能把享到特权的自己来和平民比较，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但是杜甫家庭世代“奉儒守官”，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思想，象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里所表达的那样。
杜甫的一生是比较复杂的。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做三个时期：安史之乱以前和安史乱中以及南到蜀湘。他由到处漫游而做起官来，又由弃官田居到漂流而死，他有时和人民离得很远，有时又和人民较为接近。这使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也随之而出现了较弱或较强的情况。他的创作活动虽然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他的作品却是一段时期比较杰出而另一段时期又比较逊色一些。具体地说，他在安史乱起后的流离期中的作品最为可取。南到蜀湘的第三期的诗作又可以分为成都草堂、东川、夔州和荆湘四段，其中又以东川和荆湘的动荡生活中所写的诗较好，而在成都，特别是在夔州所写的一般说来就比较差。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生活范围与创作的关系。
杜甫爱国家，但他的爱国思想和他的忠君思想是混杂在一起的。前人说他“一饭未尝忘君”，在诗中表现了十分浓厚的忠君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他同情人民，然而他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的。他看不见人民的力量，只是把希望寄托在皇帝和大臣的身上。他虽然同情农民，但由于他的坚决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对农民起义是反对的。他有诗说：“败亡非赤壁，奔走为黄巾。”这里竟拿黄巾农民起义军来比喻作乱的徐知道。又说：“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这里把绿林农民起义军看作祸患也同样是错误的。更不要说前面谈过的《喜雨》、《甘林》等诗了。从根本上说来，他的人生观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生观。人生的目的是为个人和本阶级建功立业，名垂后世，这是儒家的功利主义；然而同时，他又接受了道家的颓废虚无的混世哲学。甚至是道教的神仙之说和佛教的禅理他都曾经沉溺过。在他的诗中，向往功名富贵、叹老嗟卑以及消极退隐等思想都是常常表现出来的。上述这些都是封建性的糟粕。
在艺术性方面，杜甫诗歌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继承了《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六朝诗歌的丰富遗产，对屈原、宋玉以来直到唐朝的杰出诗人都认真学习，加以发展。他不仅古诗、律诗、绝句都写得很好，甚至把排律这种十分拘束人的诗体做到了运用自如的地步，用它来写尺牍，咏怀，送别，纪游，自传，无所不可。明朝的杜诗研究者王嗣说：
故一有感会，于境无所不入，于情无所不出，而情境相傅，于才无所不伸，而于法又无所不合。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兴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情触缤纷，纬相纠，榛楚结塞，他人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经道、甚至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必不道人所常道。故其绝尘而奔者以是，舞交逐曲者以是，间有坠坑落堑者亦以是。
——《杜诗笺选》旧序
这很明白地说出了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造革新精神。具体说来，杜诗的艺术表现是纵横恣肆，变化莫测，不论章法结构、语言句式、修辞手法或者音韵等等无不如此。这才使杜诗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得以形成。但是杜甫也有一些写得雕琢不自然，或失之艰深晦涩，或堆砌典故的作品，即王氏说的“坠坑落堑者”。
杜甫用乐府体而自制新题以咏时事，这打破了过去写乐府咏古事用古题的束缚，并为后来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开辟了道路。元稹批评那些守旧的诗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现）事”。而“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白居易）、李公垂（绅）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杜甫不仅向古乐府中的人民语言学习，更向当代的人民语言学习，不管民歌、民谣、方言、土语，他都能大胆吸取，使他的诗显得清新、活泼。因而，那种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的人是根本错误的。
杜甫的诗歌在中唐时就影响了元白与韩孟两大诗派，刘禹锡、李贺、贾岛、姚合等人都倾心于杜诗，晚唐李商隐更是学杜最有成就的诗人，其他如杜牧、许浑、罗隐、陆龟蒙等都受到杜甫不同程度的影响。
宋人重新发现了杜甫的价值、杜甫的意义，杜诗也因此在宋代产生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影响。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都竭力推崇杜甫，并且指出了在诗歌创作上学杜的必要性。北宋中叶开始，学杜尊杜的倾向已经不是少数诗坛巨子的个人选择了，而是整个诗坛的共识，同时讨论杜诗也蔚然成风。南宋靖康事变发生，山河破碎，社会动荡，许多诗人更容易在杜诗中找到忧国忧民的感情共鸣，吕本中、陈与义接受杜甫沉郁诗风的影响，陆游的忧国情怀与报国无路的忠愤堪称杜甫的异代知己，其创作也以沉郁顿挫为主导诗风。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等都有与杜诗风格、情怀极为一致的诗歌作品。
经过宋人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杜甫的人格典范也被确立起来。不仅是“一饭未尝忘君”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忧国忧民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代仁人志士。特别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杜甫的精神更加富有感召力。
历代对于杜甫的研究极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位文学家的作品能拥有像杜诗那么多的注本。自从南宋出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注本后，“千家注杜”的说法就广为流传。虽说黄氏注本中实收注家仅一百五十一人，但自宋迄今，杜诗的注家、选家及研究专著作者确已超过了千人，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壮观。
杜甫早年壮游，晚年漂泊，行踪所到之处遍布大半中国，各地也都保留了他的遗迹。在诗人曾结庐居住的地方，后人修建了许多祠宇以纪念诗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杜甫离蜀后，草堂一度荒芜，五代前蜀诗人韦庄觅得旧址重结茅屋，草堂胜迹得以保存下来。宋、元、明、清各代，草堂经过多次重建修葺，保存至今。建国后辟为杜甫纪念馆，1985年，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此外，陕西延安、甘肃天水与成县、四川三台等地也建有杜甫草堂或祠堂等纪念性建筑物，有的地方（如天水）还不止一处，而且屡毁屡建，祭祀不绝。
杜甫的诞生地河南巩县南瑶湾村，建有杜甫故里纪念馆。湖南耒阳、平江，河南巩县、偃师等地都保存有杜甫墓。
历代书法家多喜爱书写杜诗，画家也多有杜甫诗意图传世，各地收藏颇富，且多出之名家之手。杜甫的影响还进入了通俗文学的领域，从金院本《杜甫游春》开始，杜甫成为戏剧人物，元杂剧、明清传奇等都有敷演杜甫故事的剧作，共有八种之多，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杜甫的热爱。
随着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杜甫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国界。从十三世纪开始，杜诗就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广泛流传，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从十九世纪起，杜诗又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介绍给西方人民，并受到了西方汉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1962年，在杜甫诞生125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行了广泛的纪念活动。杜甫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一位赢得国际声誉的伟大诗人。
杜甫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不仅在诗歌、在文学领域，而且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的各个领域中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杜甫坚定踏实的人生态度、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些素质正是中华民族性格中最有光辉的部分。虽说这种民族性格的陶铸不能归因于个人，但其中杜甫的影响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传统文化领域中，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又是传播最为广泛、感召力最为巨大的一种，因此杜甫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在中国文化的建构上具有十分突出的文化意义，诚如闻一多先生所云，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