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漆器在有积水的墓室中，经过长时期的自动吸水，其含水率一般高达150％~400％。由于地下水可能是酸性或碱性，因而对木材纤维素起着不同程度的分解作用，使得组成木材的木质纤维素蜕化，许多较细的纤维组织消失，而较粗的味质结构则留存下来。这些结构支撑着木材的形状，这就是漆器在漫长岁月中仍然能保存完美外形的原因。
漆器的饱水状态与墓室积水的环境，天长日久已经形成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如将漆器脱离水面，任其自然脱水，漆器便会收缩变形。因此，考古发掘中，人们总是将取出的漆器继续浸泡在水中。只有在这种近似于墓室积水的环境中，漆器才能安然无恙。
为了加强对古代漆器的保护和利用，从60年代起，我国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就将古代饱水漆器的脱水处理保护列为重点科研项目。这一科研课题也是国内外文物保护技术中的一道难题，它是要寻找一种合适的条件，使漆器的脱水过程趋向于平衡状态，不至于发生强烈收缩变形的新技术。
70年代以来，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在漆器脱水定型方法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研究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漆器脱水方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乙二醛脱水、加固、定型古代饱水漆、木器”的技术简便易行，具有广泛运用的重大意义。
乙二醛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可以迅速聚合。当饱水漆器浸泡在乙二醛水溶液中，由于渗透的作用，乙二醛水溶液渗透到漆器内，而漆器中的水又能渗透到乙二醛溶液中。经过反复浸泡，乙二醛溶液就将漆器中的水替代出来。同时渗透到漆器中的乙二醛溶剂，填充在木材的孔隙和细胞中间，硬化后，对细胞起着支撑作用，漆器因而得到定型、加固。用这种方法脱水的古代饱水漆器，成功率达到100％，其外形不变，色泽如新，可以在自然环境中供陈列和学术研究之用。
从1973年以来，湖北省博物馆开始了古代饱水漆器脱水处理技术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乙二醛脱水技术终于取得成功。1988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室研究的“乙二醛脱水、加固、定型古代饱水漆、木器”的技术，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该项成果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利用乙二醛脱水等技术为大批饱水漆器整容梳妆，使它们重现昔白光辉。如今，光彩依旧的古代漆器，向世人传诵着一首新的赞美之歌。
二、与青铜文明交辉
漆艺曙光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中国青铜文化的序幕被拉开。此时，诞生于七千年前的中国漆器文化已如同晨霞一般，曙光普照。
在东北、山西、江苏、浙江等地的考古发掘中，早期漆器实物先后被发现。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古墓中发现两件近似觚形的薄胎朱色漆器，其年代距今约三千五百年。
1978年至1984年，在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现一批彩绘木器，从腐朽的胎体痕迹可判定有豆、案、斗（勺）、俎等。同时出土的还有漆绘云雷纹壶、蟠龙纹盘等陶器，其年代距今约四千年。
位于中国东部的江、浙地区，是漆艺曙光照耀得最为明亮的地方。在河姆渡人制作出朱漆木碗之后的一二千年，良渚人在漆器制作方面又表现出卓越的才华。
良渚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其遗址分布于杭州、无锡、湖州、嘉兴等地及其周围地区。由于30年代首先在杭州的良渚小镇发现一批风格独具的史前文化遗存，1959年，正式将它命名为“良渚文化”。80年代中期以后，良渚文化遗存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1987年在浙江余杭安溪乡瑶山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嵌玉的高足朱漆杯。当人们揭开覆在杯上的掩盖物时，所见漆杯胎体己朽，只看到留在泥土中的漆杯残骸：杯口敞开，杯身为圆筒形，下接细而高的喇叭圈足，如同现代的高足酒杯。整个漆杯的内外壁均匀地涂抹一层朱红色生漆，漆膜仍保持原状，并显露光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杯身与杯足之间，以及杯足底处的外壁，各镶嵌有一周玉珠。玉珠一面弧凸，一面平整，显然是经过精心磨制和加工后，贴于漆杯之上的。良渚人利用生漆固有的粘性，将品质纯正、色泽晶莹的白玉镶嵌在红色漆杯之上，使之相映成辉，宛若天成。
距今约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嵌玉漆杯凝聚了良渚人的聪明才智，是他们在漆器制作工艺方面不懈探索的结晶。它不但是我国最早运用镶嵌技术制作的漆器，而且开后世青铜器镶嵌技术的先河，它的发现，大大提前了我国镶嵌技术的历史。从此，漆器制作工匠们开始广集“美材”于一身，创造出更加光彩夺目的漆器佳品。
良渚漆杯上镶嵌耀眼的白玉，除了装点和美化漆器的需要之外，还与原始时代末期的良渚社会面貌和社会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在拥有发达的农耕文化的良渚人看来，新颖、实用的石器对于扩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精耕细作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磨制三角形犁状器、扁薄穿孔石铲、耘田器、石镰、石刀等。良渚人手工制作技艺较高，以竹器编制、玉器加工、木器制作和丝麻纺织为主。原始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使良渚人将剩余产品用于交换，私有制由此迅速发展起来，贫富分化现象开始在良渚社会中出现。
由良渚墓葬出土的遗物可以明显看到上述现象。
嵌玉漆杯出自瑶山遗址的第九号墓中。这个遗址包括一个大型的祭坛遗址和散布周围的12座墓葬。面积约400平方米的方形祭坛，是良渚部落成员祭拜天神的地方。当他们在天灾人祸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就会由首领带着来到圣坛之下，祷告天神，祈求庇护。良渚人认为玉器既是财富，也是通达神、人之界的“法器”。在圣坛周围散布的12座墓葬中，出土了玉器700多件。这批玉器品种齐全，制作精良，其上刻有多种巫师神像的图案。拥有众多玉器的墓主，显然不是普通的部落成员，而是拥有权力和“法器”的部落首领。他们已经成为聚敛大量财富的富有者。
良渚嵌玉漆杯正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绽出嫩芽的背景下产生的。将通神的白玉镶嵌于朱色漆杯之上，作为饮具，它可能用于盛酒，并置于祭坛之上供奉天神；作为财富，它与数量众多的玉器同葬于部落首领的身旁，成为威严和珍贵的象征。这件白玉眩目、漆色灿烂的漆杯，代表了五千年前中国原始时代末期良渚社会漆艺的高超水平。
历史的印痕
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天下为公”的原始时代在夏禹传子的纷扰中结束，夏朝以崭新的面貌将中国社会领进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的门槛。
继夏朝之后的商王朝，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经成为强盛帝国的物质基础：尤其是青铜冶铸业的蓬勃发展，迎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辉煌。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大批青铜器被发现，不仅数量多、品种全，而且制作十分精美。
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斤。商代工匠在青，铜冶铸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娴熟技艺由此可见一斑：作为商王朝集权的象征，青铜器庄重、冷峻，而色彩缤纷的商代漆器在其威严的荫庇下，倒显露出几分妩媚和多姿。
目前，考古发现的商代漆器只是一些残存的遗骸或遗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难从这些历史的印痕中了解到商代漆器发展的概貌。
城市是阶级分野之后，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在商代考古中，城邑遗址的发现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商代漆器遗迹也相伴而出。
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勘明宫殿基址数十处，青铜冶铸、骨器制作、陶器制作等手工作坊遗址也散布周围，在大型的建筑基础上还发现大型柱坑及柱洞。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初具城市规模，是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的一座都邑。1978年，在这里的大墓中发现了一具盛装狗骨的朱漆木匣；1981年，在两座大墓中发现、觚、鼓等漆器残骸；1984年又发现髹朱漆的盒、觚各一件。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接连不断地发现漆器痕迹，使我们相信，在这座古代城市中，漆器制作同样是由奴隶主管辖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
古书记载，从汤建都亳后，商王朝曾五易其都。盘庚时将都城迁至殷（河南安阳）。安阳殷墟是从盘庚到纣灭亡，经历273年的都城遗址。从5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也寻找到一些用漆的遗迹。1987年在郭家庄西南发掘的一座车马坑中，有车一辆，为曲辕方舆。车舆前阑的贴板和底板都髹红漆，绘花纹，装饰十分精美。殷墟大墓中还多次发现雕刻有饕餮纹和雷纹的椁板板灰遗痕。因其红、黑相间，最初被误认为是用于葬仪的“花土”。后来，在长江之滨的又一座商城——盘龙城中发现大块雕花涂漆椁板灰，才使上述错误的判断得以纠正。
盘龙城位于湖北省黄陂县，南面紧靠缓缓流入长江的府河，东北面被盘龙湖环抱。三面环水的地理位置，使这座古城犹若水中阁楼，分外妖娆。
盘龙城的贵族墓地集中在李家嘴。在2号墓内清理出10多块椁板板灰。木椁有精致的雕花，外壁阴刻饕餮纹和雷纹，每两组图案间的阴线内涂朱，余者涂黑，出土时色彩斑斓。
用雕花涂漆椁板构筑墓室，恐怕是商代流行的一种时尚。在椁板上雕刻纹饰，再髹饰红、黑相间的色漆，使纹饰形成凸凹相辅，红、黑辉映的装饰效果，这是商代漆器髹饰的重要特征之一。商代漆器的浮雕技法借鉴于商代青铜器的浮雕纹饰，其对后代漆器造型和装饰的影响尤为深远。这种装饰手法在商代的宫殿建筑中一定也被广泛运用。试想，作为王权象征的商代宫殿重檐高耸、雕梁画栋，何等的威严和壮美。只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觅寻到它们完整的容貌。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是我国北方大型的商代遗址之一。在这里发现的漆器残片足以代表商代漆器的最高成就。
在台西的商代建筑遗址中，发现圆盘和圆盒的漆器残片26块。其中两块有彩绘，其余均先在木胎上用利刃雕刻花纹，然后涂朱、髹漆，表面呈浮雕式的纹饰。花纹有饕餮纹、夔纹、圆点纹、蕉叶纹等。在饕餮的眼睛和眼角镶有经过磨砺加工的方、圆、三角等形状的绿松石，装饰十分精美。
台西遗址还发掘了商代墓葬112座，发现了数件漆器残痕，主要器型是圆形和长方形的漆盒。在第14号墓中发现了一具长方形漆盒，内置一件医疗器具，即古代切割肿疡和泻血之用的砭镰；墓中另一件圆盒朽痕中，有一段半圆形金饰片，厚不足0．1厘米，正面阴刻云雷纹，显然是贴在这件漆盒之上的金箔。
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和遗痕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代漆器制作工艺的高度发展。商代漆器装饰除了彩绘之外，浮雕纹饰、镶嵌绿松石和贴金漆器均已出现，其工艺被广泛运用，并日益成熟起来。
商代青铜器在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对商代漆器的影响是显著的。尤其是漆器装饰的纹饰，从内容到形式都割不断与青铜器的丝丝关联。如椁板和漆器上雕刻的饕餮纹，就是商代青铜器的主要纹饰。饕餮纹即兽面纹。饕餮之名源于“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览》）。今人多沿用宋人的说法，将青铜器上表现兽的头部、或以兽的头部为主的纹饰都称为饕餮纹。
饕餮纹是变形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商朝奴隶主阶级为了支配和约束新型的阶级社会，将面目狰狞的食人饕餮形象铸于青铜器上，使之成为神秘、恐怖、凶狠和残酷的象征，以此来代表奴隶主这个初生阶级的威严、力量和意志。
尽管商代漆器上雕刻有相同于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却不见商周青铜器的那种神秘的威力和令人望而生畏的狞厉，倒是从灿烂漆色的描饰中荡漾出一种纯朴的稚气和美丽。商代漆器正是在与商代青铜器的相互借鉴中，显露着自己的个性和魅力，迈着坚实的脚步走向光辉的未来。
美之滥觞
大约距今三千年的时候，周天子大封诸侯，在商代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起又一个新的王朝。
如今，在周王分封给召公爽的燕国故地，一批西周漆器破土而出。它们无论是造型、纹饰和镶嵌，无不洋溢着美的气息。
1981年至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北京琉璃河发掘了121座西周墓葬。在一些贵族墓葬中，发现了异常珍贵的一批漆器。主要器型有豆、觚、、壶、簋、杯、盘、俎、彝等。这批漆器种类繁多且装饰精美，除了集前代彩绘、雕刻、镶嵌、贴金等工艺之大成之外，还将新的镶嵌材料——蚌泡和蚌片用以装饰漆器。其中最为精美的有漆、漆觚和漆豆。有文章介绍了它们的型制、漆色、纹饰和嵌物：漆和漆觚都是朱漆地、褐漆花纹。漆豆则是褐地朱漆。三件漆器的外表都有嵌饰。豆盘上用蚌泡和蚌片镶嵌，与上下的朱色弦纹组成纹带；豆柄则用蚌片嵌出眉、目、鼻等部位，与朱漆纹样组合成饕餮图案。喇叭形的觚身上除了由浮雕的三条变形夔龙组成的花纹带外，上下还贴有金箔三圈，并用绿松石镶嵌。漆的装饰纹样最为繁缛，除在朱漆地上绘出褐色的云雷纹、弦纹等纹样外．器盖上还用细小的蚌片嵌出圆涡纹图案，颈、肩、腹部也用很多加工成一定形状的蚌片，嵌出凤鸟、圆涡和饕餮的图形。此外，在盖和器身上还有附加的牛头形饰件，器身中部有鸟头形器柄。这些乌兽形象的附件也是用蚌片镶嵌，使牛头和凤鸟的形象更加突出。
上述三件漆器代表了西周漆器装饰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镶嵌技术，其取材广泛，制作精细。如漆觚，器身贴三道金箔，金箔表面光滑平整，与漆器胎体粘接牢固。漆觚之上雕刻的夔龙，用磨制的绿松石贴于其上作为眼睛，使朱漆、绿松石和金箔互相映衬，显得十分艳丽。
值得注意的是，琉璃河西周漆器的嵌物主要是蚌泡和蚌片，它们与漆绘共同组成漆器上的图案。装饰最为繁缛的漆，其盖、肩和上腹部用蚌片镶成圆涡纹，颈部由蚌片和漆绘组成风鸟纹带。下腹部用蚌片和漆绘组成兽面纹图案。经过观察发现，镶嵌在漆土的蚌片表面光滑平整，边缘整齐，蚌片之间接缝十分紧密。显然在贴于漆器之前，这些纹饰和蚌片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裁切的。
镶嵌蚌泡和蚌片的漆器，在河南、陕西等地也有大量发现。
30年代，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中，曾出土大量的蚌泡和各种形状的蚌片，可能是用于装饰漆器的。
50年代，在西周国都的所在地——陕西长安丰镐地区，发现许多蚌泡和各种形状的蚌片与漆皮共存；继而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和河南洛阳庞家沟发现镶嵌有蚌泡的漆器实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