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语言艺术。诗以语言传达情思，有两种传达方式：一、直言其意，此时，语言是情思的直接物化形式，诗是明言，是直抒；二、立象尽意，此时，语言是营造意象的材料，诗是隐喻，是象征。即使直言其意，诗也不大会全用抽象的语言，而会穿插一些意象表达。所以，诗的语言的基本特征，诗的语言与非诗语言（叙述语言、论述语言）的基本区别，在于它的形象性，在于它的立象尽意和象征言说，以及它的音乐性。
“情欲信，辞欲巧”，真诚的情怀，还需要用精巧而有魅力的语言来表达。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实，面对审美对象依稀透露出来的某种真意（诗意），诗人不仅是忘言，而且是难言、无言。“忽有好诗生眼底（也是心底），安排句法已难寻”，这种本真的诗意，是属于心灵的，非语言的，无以名状的，是语言所难以描述和传达的，且稍纵即逝的。因为语言并不是一个诗人为表达自己的心灵感受所能即兴创造的东西，作为人们在长期的相互交往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套符号系统，语言的固有的词汇及其既定的组合方式，不可能与诗人此刻微妙的情绪思绪恰好对应，语言的表达就很难做到不失真不走样，以这样的语言传达出来的情思，就很难说还是最初萌生于诗人心底的情思。这种言不及义、词不达意的经验和苦恼是许多诗人都曾有过的。何况，一种语言，它的词汇及其组合方式大都留下了岁月的尘垢，失去了原有的光泽，难以表达新鲜的感受。例如，“结束”、“符合”、“杀青”、“矛盾”这些词语，已不再具有当初鲜活的形象性，只剩下一个个抽象的概念。“如果依旧使用那老旧熟烂的词语，依旧遵循着词语与情感之间已成定型的微妙联系，则已经不可能再达到古典文学曾经达到的水平。”
所以，“大音希声”——最动人的音乐可能是沉寂的琴弦，无数美妙的旋律就萦绕其上，一经弹拨却不免走调；“大象无形”——最理想的雕刻可能是天然的璞玉，无数美妙的形象就蕴藏其中，一经斧凿便不免走形；我们也可以说“大诗无言”——最本真的诗可能是妙不可言的，无限美妙的情思居于诗心，一经言说便难免流俗。
但是，沉寂的琴弦毕竟不是音乐，不能使我们的听觉愉悦；天然的璞玉毕竟不是玉雕，不能使我们的视觉陶醉；无言的沉默也毕竟不是诗，不能激活读者的想象，使之进入诗境自由翱翔。“此中”的真意难以用语言来传达，“此中”的真意却只能用语言来传达。勉为其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既有的词汇，以词汇既有的义项，和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独出心裁地进行新的调度编组，以期传达那难以言传的“真意”，诗歌语言的魔力和魅力正在这里，诗人的天赋和功力也正表现在这里。“诗是无言的沉默，但是，诗又必须言出情感体验。言无言——是诗面临的永恒难题，当然也是赋予诗人们各显才华的机会。”于是，我们便有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式的鬼斧神工，有了“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式的巧夺天工，也有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式的脱口而出，不刻意求工而自工。
语言产生于人们的社会交际，它的相对稳定的词汇和语法，适应着人们社会交际的年复一年相对稳定的需要，却不大适应总在求新求异求变的诗。作为语言艺术，诗最忌因循守旧，最忌鹦鹉学舌。诗人既不能重复前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对于诗人，身居诗国，坐拥诗城，可能更为贫乏困顿，因为前人创造的诗歌语言，与其说是可以继承的遗产，不如说是已经被申报的专利，已经被圈去的不容侵犯的领地，后来者不得不进行新的语言淘金，新的语言拓荒。为表达独特的诗美体验，诗人不得不寻求新奇独特的语言方式。
“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外国诗歌的“成语”也是不容模仿的。“我愿意是……只要我的爱人是……”这一句式就只属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
当然，诗作为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心灵交流的艺术，还必须充分尊重读者的接受心理，适应读者的审美期待，在因袭与创新之间，把握一个适当的度。一味因袭，便是陈腐，便是陈词滥调；而疯狂地标新立异，“陌生化”到谁也不知所云的程度，便是走火入魔了。
“不学诗，无以言”。非诗的语言是粗鄙的语言，枯燥的语言，所以，文明社会需要诗。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不炼言，无以诗”，诗必须不断地提炼语言，以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著精神，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毕竟诗是最高级的语言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