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在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差一刻3点，办公室通知我去办公楼会议室开会，内容未说。进入会议室，已经有几人落座，很快刘季平馆长及主管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鲍正鹄副馆长也进来了。刘季平馆长说：“同志们，昨天我接到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同志电话，传达周总理指示，要我们‘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大家先考虑考虑，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怎么样才能尽快编出来。今天不讨论，回去都好好想一想。”离开会议室，我脑子里想了此事的大体做法，但想得更多的、直到今天也还在思考着的问题。
总理安排此事的推想
1975年冬，总理已重病在身，恐怕自己都知道不会太久于人世了，而政治斗争形势又错综复杂。想到“文革”发动以来，许多名人字画、文物典籍被当作“四旧”破掉了，现在尚存于人寰者还有多少，总理心里大概很想知道。而要想知道比较确切的数字，编制书目则是最好的统计。
当时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虽不像运动初期“破四旧”那样摧枯拉朽，但继续破坏文物典籍也不是不可能再度发生。若是编出书目，著录在案，谁再想破坏或巧取豪夺，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运动当中很多专家学者受到了冲击，版本目录学家亦在劫难逃。他们有的被冲击致残，有的被下放“五·七”干校改造，何时回城，遥遥无期。周总理利用编制善本书目，解放一批专家学者，调回一批业务干部，以其所长，完成一项特殊任务，确是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政府拨交、私人捐赠、重金购买，很多珍本、善本书入藏于各地博物馆、各类型图书馆。截止到“文化大革命”前，除出版过一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外，未见其他各馆有类似的善本书目编制发行。这既不利于管理，也不利于揭示馆藏，不便于读者利用。安排编制全国善本书目，可以动员各藏书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借以恢复图、博系统的工作秩序。凡此种种，都可能是总理思考的内容。正规下达文件，须经高层讨论，因当时形势复杂很有可能被搁置，甚至会被“四人帮”抓住把柄，引起更大的斗争。不如口头指示，电话传达，不留痕迹来得更主动，更直接。果如此，这是何等高超的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
编目工作的搁置、布置与筹备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在305医院病逝，全国举哀，世界注目。305医院就在我们国家图书馆老馆后面，近在咫尺，想到总理安排的编目任务迄今未动，不禁北望英灵，心中自责愧对总理嘱托。
1976年，又是一个初冬的下午，办公室电话铃突然响起，拿起听筒，是鲍正鹄叫我去他办公室。进门落座后，鲍馆长说：“请你来，是想请你把善本书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摸一摸；另外请你考虑一下，要编制全国善本书目，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想好了，我们再来谈一次。”接受了任务，我站起要走，这时他又说：“不平静啊，去年传达之后，有人说这里边有问题，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怎么这会儿想起搞这个，真是大儒！因此我们只好放一下。”他没明说是谁讲的，但我心里明白他说的是谁。
接受任务后，我认真做了思考和准备。中国图书馆分三大系统：公共图书馆系统、高校图书馆系统、科研单位图书馆系统，其余还有个博物馆系统。公共图书馆系统，上自北京，下至省市县，各馆都有多寡不同、品位不同的收藏。其他系统亦如此。因而知道一旦开展起来，工作面是相当开阔的。
必须要准备的工作有三类：一类是开展善本编目工作的学术准备；一类是进行编目工作的规范准备；第三类是会议准备。有了这些大体想法之后，专门向鲍正鹄副馆长作了汇报，得到他的首肯后，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善本书目编前准备
要编制全国善本书目，对什么是善本、什么是版本学必须得有个明确的阐释。在总结前人提法、说法、解释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人们的认识，我们提出了“在现存古籍中，凡具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虽不全备仅具其中之一之二而又流传较少者，均可视为善本”的表述，这就是其后制定善本书目收录范围“三性九条”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其后大百科及各媒体经常引用的说法。对古书版本学，作了如下的表述：“版本学是以图书为研究对象，以确定版本为主要内容，以考定为主要方法，利用校勘学，借助目录学，阐释版刻时地，品评版本优劣，厘清版本源流，从而为古代各学科研究服务的辅助性科学。”这就为其后善本书目编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是其后大百科及各种媒体经常引用的说法。
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科学的实践。善本书目《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方法》三个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制定，就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出台的。例如分类方法，使用的虽然仍是四部分类法，但类目设置却可以有很大的不同。而每一个类目的变化，都反映着编目者的不同目录学思想。例如小说家，本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相对于大说家的“君人南面之术”，小说家不过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但古时王者却能从中了解社情民意，以调整自己的行政方向，故《汉书·艺文志》单列有小说家一类，部居于诸子之列。而自唐人传奇以降，虚构的文学作品小说层出不穷，若也放在子部小说家类，在学科类分上就不太合适，于是在集部戏曲类之后添列“小说类”就势在必行。这就在类表上形成了子部仍有“小说家”，而集部又有“小说类”的格局。这是学科发展的结果，也是版本学借助目录学并随目录学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的结果。所以善本书目编制前筹备工作中的学术筹备与规范筹备，两者是分不开的。至若会议筹备，除事务性工作外，大会的主旨报告也带有较强的学术性。
善本书编目工作在全国启动
“文革”十年，大家无所事事，暗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怀念周总理的鞠躬尽瘁。一旦有周总理这样临终前的嘱托：“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全国图书馆人都奔走相告，积压十年的工作热情全部迸放了出来，欢呼图书馆春天的到来。
1978年4月18日～20日，“全国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长、图书馆馆长，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代表一百几十人聚首南京，共商书目编制大计。会上由刘季平传达总理指示，并作主旨报告。讨论中除对讲话精神及规范文件提出建设性意见外，听得出看得见的是大家对总理的热爱之情，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完成总理的遗愿。
南京会议标志着总理嘱托编制的全国善本书目，在全国正式启动。会议明确了编辑方针和任务；决定仍使用四部分类法，但个别类目需作调整；收录范围虽只是善本书，但下限截止到1912年；各地著录截止到1979年底，时间是一年又八个月。大会宣布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先生为主编，北京图书馆冀淑英、南京图书馆潘天祯为副主编。实行主编负责制。
1979年底，各地各单位的著录卡片陆续集中到北京。1980年春节甫过，从各地抽调的汇编人员先后抵京，集中住在虎坊桥香厂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信访招待所，分经、史、子、集、丛五个编室分头进行汇编。到1980年底，人际关系上暴露一些矛盾，业务上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因主编年事过高，无力及时解决，于是提出分散汇编。经过一场争论，大家只好将著录卡片拆分，由上海图书馆负责经、史两部汇编，子部由南京图书馆负责汇编，集部、丛部量最大，由北京图书馆牵头继续在北京汇编。经过长达18年的努力，加上少数人筹备的两年，实际是20年，终在1996年，也就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20周年时，总算编辑蒇事，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全目著录5万多个款目，虽然仍不能说是很全，但绝大部分已收入此目。书目每部类后都附有馆藏单位索引，使其具有了联合目录的功能。可惜的是，至今这部大型分类目录尚没有书名、作者索引，读者病焉。原南京图书馆副馆长宫爱东同志曾自告奋勇编制这个索引，也从文化部图书馆司获得了10万元的编辑资助，但多年过去了，这个索引始终也未问世，而宫爱东同志则过早地乘鹤西归了。遗憾。
书目留下的遗憾
历史从来不责备成功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最终问世，虽然晚了一点，总还是成功，无可责备。但作为当事人并在其中举足轻重的我，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觉得留下了一些遗憾。
这部书目的著录卡片，原有的内容要比正式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每款所著录的项目多，特别是每一版本的行款字数、书口版式，在汇编过程中曾决定一同出版，以便为读者、学者、古籍整理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镜的信息，故在刻制油印本征求意见稿时，这些东西都一并列出，可惜有人认为那样版面不整洁，故在正式出版时就都被删除，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缺憾。
这部书目每个款目的著录，特别关乎版本项的著录，基本率由各馆旧章，多数只著录为“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没能利用汇总机会将版本著录更具体地推进一两步，当然也就没能将版本研究更深化一步。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启动进行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以实践表明，原笼统著录的版本，绝大多数都可考定得更具体一步两步，乃至完全考定到位。表明我们的版本研究还很不够，还任重而道远。
这部书目的某些类目设置缺乏深入研究，以史部为例，旧目多列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则扬弃正史、别史之目，而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表面看完全按体裁分，很是整齐，实则将久已存在的二十四史割裂，史记分入通代，南史、北史分入通代，五代史分入通代，其余分入断代，使二十四史不能以所记时代前后相接。特别是删除别史之目，使之分散在各相关纪传体史书之后，因而使纪传体类目之下表现得很零乱。编目的宗旨，一是科学类分图书，一是便于读者寻检。如果这两者都达不到，其类目设置就很值得研究。此书目这类的事还真不少。
回想起总理嘱托我们编制全国善本书目，屈指已三十有二年。我接受任务作藏书布局调研，撰文阐述善本、版本学概念，起草制定规范，那时不过三十六七岁，现已年近古稀。三位主编已先后谢世，跟我一起走南闯北征求规范意见、检查工作的同伴有的也已作古，我真怕今天没人回录此事，往后就更说不清楚了。
（作者李致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