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开始掌权，正是隆庆初年，此时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北方边境线上，对付那不时入侵的蒙古骑兵。
他把谭纶、戚继光从抗倭战场上调到北方。谭纶是一位实干家，他就任蓟辽总督以后，有些担心：我要到前线打敌人了，后方会不会有人拆我的台呀？张居正表示全力支持他。谭纶建议，授予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的职权，相当于集团军总司令。他又请求速调三千浙江兵来蓟辽救火，等他自己的三万军队练成之后，再把他们调回去。这些要求，张居正都一一满足。
隆庆元年二月，张居正入阁。那时内阁共有六位大学士，张居正排第六。
结果到五月，原本排行第三的高拱下台；九月，排行第四的郭朴跟随离任；再到隆庆二年七月，老师徐阶也主动求了致仕。于是张居正在短短一年半之间，由初进内阁时的第六，排到了如今的第三。
内阁中的首辅李春芳，是自己的状元同年，文采飞扬，但治政能力平平；次辅是自己的老师陈以勤。他俩都只能说是才能中人之上的老好人，善于讲经学，和稀泥。真正能主导朝政大局的，只有靠张居正了。
数十年的学习，数十年的历练，这一刻开始大展宏图了么？
张居正有一些重任在肩的紧张和兴奋，也有一些自得。甚至有记载说在徐阶去职以后，接替首辅的李春芳，私下对张居正道：“唉，徐老师已经去职了，我也很难在这个位置上久留，恐怕早晚也要辞职。”
而张居正的回答是：“没错，这样才可以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地位。”
言下之意，你李春芳要是长久在首辅位置上，只怕搞砸，落得身败名裂。再言下之意，只有我张居正，才是真正能主持朝政大计的。
虽然是直爽的言谈，今天看来也丝毫不错，但足见张居正的自信，毕竟还有着年轻时不加掩饰的习惯。
于是到了隆庆二年八月，也就是徐阶退休一个月之后，张居正上了一个奏章，这便是著名的《陈六事疏》。在这个奏章里，张居正发表了他对于国政的看法。在他眼里，振兴国政的六件大事是：（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
这六条都是平凡无奇的，并没有多少惊世骇俗的高论。
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治理国家，原本就是要从平凡的地方入手，把一些基本的事务搞好，国力自然会蒸蒸日上。
使用前人不曾想到的新鲜法子，在国政上起到突飞猛进的奇效，这样的事例并非没有，然而过于求新，却只会沦入把国事当做儿戏的陷阱中。
细细剖析这看似平凡的六条，可以从中看出张居正的主要政治观点。
先看第一条“省议论”。这一条中，张居正首先指出了当前朝廷里“议论风行”的现象：任何一件事情，需要决策的时候，总会有许多人跳出来，表达种种质疑，挑拣种种毛病，让负责做事的人举棋不定，也让皇帝心生疑虑。这些议论者，只顾着自己发言痛快，其实是根本不会去承担责任的。有时候一件事情，张三赞成，李四反对；有时候一个人自己的议论，都是朝三暮四，变化不定。这些言论的泛滥，除了搅乱正事，起不到别的作用。很多事情做到一半，就被纷纷的言论给毁掉了。
接着，张居正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世事难两全，总是有利有弊；一个人也不可能完美，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拿主意的，关键在于权衡一件事利弊的多少，综合评价一个人的优缺点高低。然而那些乱发表议论的人，总喜欢抓住一点夸大其词，扰乱判定，所以什么事都干不成。
针对此，张居正建议说，参与讨论的人虽然多，最终决策还是要靠一个人。皇帝对待朝政，应该自己把握政局，少去听信那些无用的辩词，而严格追求政务的效果。做事的时候，一开始就要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一旦下定决心，就坚持到底，不要听信任何阻挠的议论，就像当年唐宪宗讨伐淮西吴元济一样；同样，用一个人，要从开始就仔细考察其品性才能，而一旦确定，则用人不疑，哪怕有再多的毁谤之词，也不要听信，就像魏文侯用乐羊一样。皇帝还应该吩咐各部门，把以前那种追求辞章华美、言辞犀利的奏章简化，大家说话，少绕圈子，而官员们也应该专心本职工作，减少言论上的争论，这样才能改变朝廷和社会的风尚。
这是张居正六事中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反映的也是张居正心中最重要的一条。很显然，张居正针对的，便是明朝盛行的言官制度。
明朝整体来说，部分沿袭了宋朝时候士大夫敢于劝谏的习惯，在朝廷专设了言官——御史和给事中。这些官员品级较低，却拥有监督和弹劾高官的权力。在明朝的大多数时间，言官都是非常活跃的，不是骂当朝首辅品行不端，就是攻击某部尚书处事不正，甚至皇帝也会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在嘉靖一朝，因为嘉靖皇帝本身比较强势，废话过多的言官受到过打击，气焰稍有收敛；而隆庆皇帝却是个心慈手软的好人，所以这两年，言官蜂起，简直到了不像话的地步。连高拱这样才华出众又牛气哄哄的大学士，也被众言官给推倒了。
张居正是个实干家。在他看来，言官大多数都是借着弹劾他人来哗众取宠，或者挟私报复。真正为国为民的奏章，很少。在严嵩当权祸国殃民的时代，有几个人真正敢去弹劾严嵩的？
这种习气，进一步影响到了整个朝廷，甚至整个社会。发表议论总是比实干要容易的，给一件事挑毛病也总是比做成一件事轻松得多。放纵这种风气，那么空谈空论的习惯，就会干扰皇帝的判断和舆论，最终扼杀实干实业。所以，张居正在大展宏图之前，要坚决打击这些议论。
这一方面来说，也反映了张居正的自负。老师徐阶为他奠定了最好的基础，他要用自己的才华浇铸大明的铁桶江山，就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在他看来最容易妨害的言论干扰。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朝中存在的这种议论的风潮，尽管很多情况下确实会降低效率，但却是一种民主，是对于当政者的一种制约。他们可能葬送掉原本有希望的事业，却也会阻止一些错误的一意孤行。
总之，站在不同的立场，看问题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当年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在干掉严嵩之后，纵容甚至鼓励了言官们恢复大发议论的习惯，尽管他自己也随之成为靶子之一。因为徐阶的手段是柔和的，他的资历和气度，能够容纳言官们的攻击。
相比之下，年轻的张居正尽管学会了政治斗争中的隐忍，但在尝到政权甜蜜味道的时候，终究还是太犀利了。
第二条“振纪纲”，则比较简单，希望皇帝能英明神武，严明法纪，对于群臣的赏功罚过都要公道，不能徇私枉法，也不能有所偏袒。
这一条，说起来简单，听起来像是套话，其实也有所针对。因为嘉靖皇帝，在四十多年的当政岁月里，恰恰最是赏罚不明，由着性子把朝中大臣们升官下狱。在嘉靖皇帝这种做派下，朝廷的政治斗争，便不看谁能作出更多功绩，而在于谁更能摸清皇帝心思，在皇帝面前构陷对方。也因为这种做法，甚至当徐阶要收拾严世蕃的时候，他都不能用“杀害沈链和杨继盛”这两个尽人皆知的恶行罪状（因为杀这两个人是皇帝当初同意的），而必须另外捏造“勾结倭寇”、“占据宝地”等莫须有的罪行，结果死有余辜的严世蕃，居然是被“冤杀”了。
张居正在嘉靖一朝二十年，算是见惯了这种闹剧。他没有老师徐阶的圆滑功夫，面对性子懦弱的隆庆皇帝，他也乘机刚正一把，告诫皇帝：一定不要让你自己的个人情感，阻挠了正义公道的推行啊！
第三条“重诏令”。在这一条里，张居正建议皇帝对朝廷的各部衙门加强管理，要求各部门一旦接到了圣旨，必须在几天之内给个答复，要么遵照命令，立个期限完成；要么觉得有意见，也应该赶快拿出个清晰明白的道理辩解，行不行，为什么不行，怎么样才行；然后，根据各部门的答复，对相关事务进行监督，登记注册，一直到事情办完才勾销。如果接到旨意，超过期限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就要严加治罪。对官员的优劣考评，也是根据他们完成事务的效率。
这一条针对的，也是明朝官场乃至中国古代官场的痼疾。因为朝廷上事务众多，干活的又总不如挑刺的，所以那些精明的便学会了明哲保身的妙法：接到什么事情，推三阻四，上个奏折陈述困难啊，寻求援助啊，总而言之，事情别到咱头上，请转某某审阅！这么一来二去，事情也就推没了，该解决的问题一点没解决，各位官老爷却落得清闲。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官僚主义。在一个朝代进入中期之后，最容易滋生这种习气。
而张居正就看不惯这一点，他是要做实事的，也不能容许朝廷上的官员尸位素餐。所以他的办法，就是斩断各部门打官腔、推责任的门路，接到了命令就必须给出严格清晰的说法，然后按照你的说法监督你执行，谁也不许打马虎眼！或者换种说法，就是通过标准的文件格式来明确责任，量化任务，既便于督促，也便于考核。
若干年后，张居正变法中的考成法，便是从此衍生而来的。
第四条称为“核名实”，是张居正对用人提出的建议。
当时任用官员，很多时候是看人的名声，名气大给大官，名气小给小官，名气不好的不给官。但在张居正看来，这些“名声”，其实是靠不住的。因为所谓的名气，要么是自己吹嘘出来的，要么是众人耳口相传来的，总是掺杂了不少主观因素。而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靠名气判断人才的方法，会造成那些踏实干活、不会花言巧语的人得不到晋升，相反那些夸夸其谈口若悬河之辈，却往往能获得声誉。更进一步，耿直坚持原则的，可能会因为得罪人而遭到诋毁；阿谀奉承之辈，却八面逢源，得到更多赞誉而升官。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很多官员为了取得博学多才之名，不把自己本职工作搞好，却去对那些本职之外的事情大发议论，而这样的行为居然成为风尚。一切的一切，都是官员的名不副实，造成了政府的效率低下，并最终影响到统治的问题。
基于此，张居正建议，任用官员必须谨慎，不能完全只凭所谓名声；对于已经在任的官员升降，更要注重其工作实绩。他尤其强调，对于任满一定年限的官员，要进行精准考核，综合其各方面的政绩，按照“称职”“平常”“不称职”的等次，进行职位的调整和名爵的奖罚。对于各部门的二把手，也要选择才干上适合的人。如果表现不错，干满一定年限就要升官，而且尽可能在本部门系统内升官，而不必刻意更换部门。如果部门一把手因为某种原因缺了，直接用二把手顶上，也不一定非要从其他地方平调。按照这种原则，一定能够使得“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了。
关于用人的这一条，和前面三条“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一脉相承，就是讲求务实，反对浮夸，以严格的考核制度来建设干部队伍。这些在今天听起来，或许算陈词滥调，但在当时，却已经带上了很浓厚的改革色彩。因为在那个时代，本着“以德治天下”的原则，往往对于清誉的看重，更在实绩之上。毕竟前者容易收取，而后者的考核却必须费上百十倍的功夫。再者，从名誉录取官员，即使录取的人后来不称职，录取名誉者需要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毕竟“众望所归”是最好的掩饰借口；而实绩的考核，万一出现问题，录取者的连带责任也就重了。
所以，张居正这一条主张在当时可能遇到多大的阻力，也是可以想象的。
第五条“固邦本”，这里的邦本，指的就是国家财政。
国家的财政是帝国立足和长治久安的基础，而老百姓的经济状况和合理的税制，又是国家财政的基础。在嘉靖一朝四十余年，由于内阁斗争不休，尤其是嘉靖的后十多年严嵩把持朝政，疯狂贪腐，而嘉靖皇帝自己醉心修道，造成“民穷财尽”的困窘局面。张居正对此是相当痛心的。他看到了地方豪强兼并田地，将赋税负担转嫁给底层民众；也看到了官府中的奸诈之徒，欺凌良民，暴敛肥私。再加上从中央到地方遍及全国的奢靡风气，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因此，张居正一方面要抑制豪强，培养老百姓的元气，另一方面主张厉行节约，崇尚简朴，希望皇帝顾念民间的艰辛，“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
第六条“饬武备”，也就是训练军队，加强边防。
在这一条中，张居正首先指出，边防是大明朝当前最可忧虑的事，也是朝廷应该考虑的最急迫的事。虽然从近期来看，边防上有一些良将镇守，但蒙古铁骑却随时可能入侵。所以，必须未雨绸缪，从容谋划，以未战先胜。他认为，要稳定边防，第一要素就是皇帝自己要“赫然奋发”，树立其保卫帝国边疆的壮志，然后忠臣志士才能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否则，要是皇帝自己都欲战怕输，那就不用说啥了。
接下来，针对当时舆论认为的三个主要问题：兵力不够，粮食钱财不足，将领没有合适的，张居正进行了一一批驳。他说，军队不怕人数少，怕的是没有战斗力。现在我们大明朝的军队编制和粮食关系都是完整的，只不过因为把关不严，造成很多缺额。只要按照户籍去严格地征求，清查那些冒名顶替的，吃空饷的，潜逃的，把军籍全部补足，严加训练，怎么会没兵呢？只要把那些不必要的开销裁减掉，把钱省下来供养真正打仗的将士，又怎么会愁钱粮不够？如果能对边境的武将们，一方面重赏他们立下的军功作为激励，另一方面少用一些文法礼仪去制约他们，让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能够大展拳脚，那么这些武将一定会奋发为国杀敌，又何必担心缺少良将呢？
随后，张居正表达自己的核心思想：别人怕没兵，没钱粮，没将领，我只怕咱们大明自己没有奋发的志向，成天苟且偷安，不思忧患，那么就算有兵有粮有大将，也是白搭。所以，希望皇上先要坚定志向，把职责下放给谋臣们，采取一系列实政，一方面不要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另一方面居安不忘思危，所有政策，一定是仔细斟酌后再实行，那么用不了五年，一定可以找到打败蒙古人的机会。
接下来，张居正又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措施：选择有能力、能担当的边境官吏，在乡间组织“团练”也就是民兵武装，作为正规军的辅佐；建立大量的乡间堡垒，使得蒙古鞑靼人入侵时，民众可以把粮食、牲口和人员都撤退到堡垒中坚守，避免被蒙古鞑靼人掠走。在做好防御工作的同时，不时选择一些精锐部队，去攻击蒙古鞑靼人的薄弱环节，牵制他们的行动。这样就算蒙古鞑靼人入侵，也没法给我们带来太大伤害。这几条措施，虽然已经通过了内阁的讨论，但恐怕人心涣散，对这策略只是敷衍塞责，不肯认真执行。所以皇上应该要求兵部严格督促边境的将领们照策执行，并根据完成实效赏罚，以便确保边境的防御工程能实在完备。
此外，张居正还提到了整顿京城军营。如前所述，在明成祖时期，北京有数十万驻军，足以对蒙古形成强大的威慑。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这支威震八面的军队逐步衰败下去。张居正认为，现在京城的军队，至少还有八九万人，如果训练有方，至少能够对京城形成强有力的拱卫。因为历次来犯的蒙古骑兵，最多也不过几万人的规模。然而现在京营兵的最大毛病，在于将骄兵堕，不遵从军法，每年春秋两季的操练，也只是外表光鲜的“面子工程”。北京城距离蒙古不算太远，如果边境突破，铁骑几天就可能席卷城下，而京城守军如此虚弱，这才是最危险的。因此张居正建议，恢复明成祖时期的“大阅”仪式，就是每年一度或者两年一度，选择冬天，由皇帝亲自对京军进行检阅，考察将领的统帅指挥能力，和士兵的战斗力，借此对京军汰弱留强。张居正认为，这样一来，不仅皇帝手下直属数万精兵，能够加强对全天下的控制力度，而且皇帝亲自阅兵尚武的消息本身，也足以让蒙古鞑靼人在入侵劫掠时多考量一阵。
显然，关于加强边防这一条，张居正提出了最具有操作性的建议。这或许是因为蒙古鞑靼人历次入侵造成的深重灾难，给他留下太深印象的缘故。
《陈六事疏》，是张居正继19年前《论时政疏》之后，抛出的第二颗政治炸弹。
回想当初，写作《论时政疏》的时候，张居正25岁，刚刚入翰林院不久，还处在现在“愤青”的年龄。他的奏折里分析的明朝五个弊端，虽然显示出独到的眼光，但也有一部分是故作高亢的惊骇之言，而且具体到问题的解决，有些敷衍搪塞。
相比之下，如今44岁的张居正，已经在朝廷度过了20年时光，既体会到民间疾苦，树立了自己志向，也在耳闻目睹中，对于朝政的要旨有了更多理解。对于充满整个大明王朝的文官集团，他也带上自己独特的视觉。他明白自己离不开这些文官，因为他们是构成整个帝国政治的重要框架，但他也厌恶他们，厌恶他们的谋取私利，夸夸其谈，碌碌无为。这种厌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厌恶，而是有能者对无能者的厌恶。尤其，因为他们的聒噪和尸位素餐，使得张居正自己振兴大明的计划会受到阻挠。
正是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写出了更加老辣和贴近实际的《陈六事疏》。这奏章里，反映出张居正更加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强悍的务实能力，然而也有继续提升的自负。总之，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清理朝廷中的弊端。为了这一点，他不惜把满朝官员摆在自己潜意识中的敌对位置。这从奏章中表达的思想可以看出。面对着脾气宽和的隆庆皇帝，他很不满意。尤其是省议论，重诏令两条，他希望隆庆皇帝能够树立君权的威严，加强专制独裁，排除群臣谏言的干扰。为了这个目的，他甚至开始鼓吹历来被儒家所反对的“暴君”秦始皇。张居正在自己的《杂著》里说：
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是老一套的政治体制，而到了秦国，加强法家治国，用了一套新的体制（其实就是帝王独裁中央集权制度），可谓开辟混沌。这套体制至今还非常有用。假如秦始皇有贤惠的儿子，遵守老爹的这套体制并且强化它，改进它，等过上几十年，东方六国的怀旧情绪已经淡去，儒家那些读书人也都不再有影响，老百姓全都习惯了听从皇帝的命令，就算再有一百个刘邦项羽，又能怎么样呢？
可惜，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仁义而懦弱，幼子胡亥年幼少昏庸，结果被赵高、李斯用奸计篡改了遗诏，国政大乱，六国残余势力乘机利用天下的不满，推翻了秦。这是秦始皇的运气不好！其实，假设扶苏没有死，从而继承皇位，按照他的作风，肯定会改变秦始皇的严刑峻法，而恢复夏商周三代那种分封的旧体制。这样一来，必然造成国家势力削弱，而贵族豪强割据江山，最后肯定还是要发生祸乱而亡。所以，后世的这些读书人，因为看到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焚书坑儒，就以为扶苏是个贤人，却不知道，真正扰乱秦国的，其实是扶苏！
说完了秦始皇，张居正又开始说到明朝：
我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英明神武，刚毅威猛，把宋朝的那些繁文苛礼，乱政弊习，一股脑全部扫清了。就算秦始皇时候的法律，也未必有先帝朱元璋的威严！这又称得上一次开辟混沌！可惜后来建文皇帝仁柔，任用一群腐儒，企图恢复宋朝那帮衰人的陋习，把咱太祖的严厉法规变更得七七八八，这就和秦的扶苏是一样的！幸好咱明成祖起兵造反，从侄儿手里把江山抢下来，重新采用严厉法规，以后的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都是英明决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严守着朱元璋的大法，所以人心大定，皇帝的威势也能保持。至于嘉靖皇帝，继位前恰好是正德皇帝（明武宗）引发的‘群奸乱政’，再次英明神武一把，拿出了皇帝的威势，扫清这帮昏官，恢皇纲，饬法纪，也让国家的神气再次张扬。这一系列历史故事，说明了什么呢？张居正解释说：老百姓的心思，从来都是习惯成自然，久了就难以改变。所以我们要执行一切法度，就不要考虑开始时他们的想法。即使最初有些不方便的地方，久了也就习惯了，长此下去也就安定了，于是再也没什么不好了。
随后他又开始打比方说：
夏商周三代中，商朝的法度规模是最严整的，这得益于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和他的宰相伊尹，用他们的圣明和智慧，创下最初基业，之后又有六七任明君一起维持下去，所以国势一直都很强盛，到末年纣王虽然无道，周朝取代他也花费了很大工夫，靠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辅佐成王三代才算把天下真正平定。至于咱们大明朝呢，立国的规模和商朝差不多，周朝根本比不上我们。诸位先帝传承光荣传统，朝廷的纲维一直得以持续，所以虽然在二百年间经历许多变故，但海内的人心都没有动摇，这就是立国初期传下来的‘用威’之效。那些书呆子不懂得新时代的特征，动不动就说夏商周如何如何好，还贬低我们太祖和咸祖的法度。这都和宋朝那帮卖国文人是一类的腐臭文字，根本不用理会！
张居正这篇文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的。首先他一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惯例，赞美秦始皇的铁血手腕，还别出心裁地指责扶苏是乱秦之人。其次，他又把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法度拿来和秦始皇相比，说什么“秦法不严于此”，要用常人的眼光，简直可以给他扣上“污蔑我朝太祖”的帽子了。然而他又确实是在满怀激情地歌颂，歌颂秦始皇，也歌颂朱元璋。甚至，商纣王的灭亡，在他笔下也成了一个正面的例子。
中国文人写论文，往往注重格律上的气势，而不太讲求内在逻辑论证的严谨。张居正这篇，观点新颖，视角独到，却也落入同样窠臼。比如嘉靖皇帝固然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威势的帝王，然而因为这种独裁作风，在嘉靖一朝，尤其是后一段，国政其实相当混乱。张居正对此当然是完全熟悉的，所以才有《陈六事疏》中的反省检讨。但说到为帝王的威势，他只是让隆庆学习他爹这种独裁胆识，却又闭口不谈嘉靖一朝的政绩了。此外，所谓三代商最严整的提法，也未必科学。张居正拿这个举例子的真实意思，是想让隆庆皇帝如同成汤信任伊尹一样重用自己，以君臣携手，共同振兴国家——或者，您不必出力，把权力交给我就行了！
总之，《陈六事疏》和《杂著》的这篇文章，都反映出张居正在隆庆初年的一种政治态度。在朝廷上，盘踞多时的严嵩倒了，高拱被整下去了，自己的老师徐阶也退职，改在幕后支持自己。这种情况下，国政兴衰，舍我其谁？张居正胸中，激荡着宰割乾坤的豪情。他要隆庆皇帝独裁，其实是想借着隆庆皇帝的君权，来达到自己揽权的目的。
不过，这份执著的希望，依然落空。因为隆庆皇帝并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鼓动的热血君主。
在嘉靖皇帝座下当了二十年的皇位潜在继承人，其中多数时间面临着严嵩的试探和弟弟景王的威胁，隆庆皇帝实在没有兴趣去振兴什么威权。朝中的大事，您几位有能力的大臣商量着办就行了，我宁可在后宫饮酒，与美人游玩。这就是皇帝和大学士之间的差异。
同时在内阁之中，张居正依然只不过是第三。在他上面有自己的同年李春芳和老师陈以勤。他们都是好人，在张居正看来也是庸人，不堪担当扭转乾坤的大任，而张居正的冲劲十足，在他们看来也多少会引起不安。因此，指望三位大学士如手足般配合，尤其还要一切依照张居正的意思去做，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张居正满怀激情的《陈六事疏》上去之后，皇帝诚恳地批示道：张老师，看了您的奏章，都是深深切合实务的条文啊！从中可以看出，您为了国家的未来，深谋远虑，忠心耿耿！
张居正的六事上奏，确实出现了一些结果。至少第一条，也就是“省议论”，确实得到了改进。自从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上奏之后，朝廷里面的议论便少得多了。大抵，因为过度的议论，不仅确实破坏了朝廷的务实，而且也一直让隆庆皇帝相当头疼。
张居正自己在当时和朋友同事的书信中，曾屡次提到，说近来朝廷里的人情，好像稍微改善了一些，没那么多夸夸其谈的东西了，渐渐有一点务实精神，看来朝纲的振兴有希望了。
但同样在这些书信里，张居正也提到，虽然自己的奏章引起了一些有益的改进，但因为这奏章的缘故，也在朝廷里引起了一些嫉恨。这也难怪，张居正的风格，实在是太犀利了，而他指出来的这些东西，是要完全推翻言官们的价值观，当然会遭到来自那一方面的负面评价。
面对这种不利，张居正自负道：“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后来又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
总之，这里透出的精神，大约和后来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相似。当然，张居正自己，是比林则徐要更加自信的，对于那些阻挠的嗡嗡声，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其他各条看上去也很美，酌情实施的结果，相关部门觉得大学士张居正这些条文都很好。于是关于“振纪纲”“重诏令”的事情，由都御使王廷拟定了八条措施；户部尚书马森根据张居正“固邦本”的条陈，拟定了十条措施；兵部尚书霍冀根据“饬武备”的条陈，拟定了“兵”“将”“团练”“守城堡”“整饬京营”五条措施，又奏请由皇帝亲自出席大阅兵，以检验帝国武装力量的成效。
换言之，几个重要部门，都纷纷把张居正奏章中的内容，改头换面一番，作为了自己的规划方案。然而这些方案何时能够实施？等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吧。一拖二拖，最后还是拖成了一纸空文。
张居正恨恨地看着满朝文武，为自己的一番心血就这样被人空洞化而郁闷。所幸他早已从老师徐阶那里学会了隐忍的道理。现在还不到时候，总有一天，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规划整个大明的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