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曾说过：“商道即人道”。对商场来说，人脉资源是一种潜在的无形资产，是一种潜在的财富。人脉越丰富，赚钱的门路就越多，人脉档次越高，你就赚得越快、越多。
胡雪岩是一个在人际关系方面花了大心思的商人。胡雪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他找到了军政靠山，和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胡雪岩特别善于钻营官府，笼络官员。他对王有龄的仕途注入了一笔投资，后来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王有龄最困难的时候，他偷偷从自己所在的钱庄里拿了500两银子给他进京赶考。硬投资虽然只有500两银子，软投资则是无可计量的。他在王某身上押上了自己的前程，因为他被赶出了钱庄。这个投资，可谓倾其所有，是一笔极大的赌注。
胡雪岩的赌注没有下错，王有龄果然发迹了。他在天津遇到故交何桂清侍郎，经他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
王有龄讲良心，饮水不忘挖井人。他利用职权，不断为胡雪岩提供方便。他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浙江巡抚，胡雪岩也跟着大捡便宜，生意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他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王有龄觉得对恩人还不够意思，又让他当了江西候补道。
王有龄在任湖州知府期间，让胡雪岩代为经理湖州公库，创办丝行，用公款扶助农民养蚕，然后就地收购蚕丝，运往杭州和上海，脱手变现，再把本金归还浙江省的藩库。说白了，就是挪用公款周转生意，自己赚取利润，但本金还是归还公家。
王有龄去世以后，胡雪岩经过一番思量，发现左宗棠是文武全才，树大好乘凉，比他以前的靠山王有龄不知强了多少。他没有太多犹豫，就开始为左宗棠效力了。
这个决心一下，就促成了胡雪岩日后巨大的成功。
胡雪岩初见左宗棠，带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左宗棠的军营里忙乱了好一阵，才把这份礼物收下。他给左宗棠送来的是军粮，20万石大米！左宗棠比自己得了金砖元宝还要高兴。在饥馑和疾病肆虐的岁月里，有钱也难买到食物，大米比金子还要贵重。
粮食无价。上一年，太平军攻打杭州时，把10座城门死死围住，守军又饥又饿。城中弥漫着恐惧的气氛。粮食奇缺，一石米卖到100两银子。居民给军队捐钱10万两，却无米可买。路边都是饿死的人，草根、浮萍和蕉叶都吃尽了，只好把皮笼煮来充饥。
这20万石大米，对于楚军，比雪中送炭还要珍贵。
胡雪岩的大手笔，把礼送到了左宗棠心坎里。左宗棠和他聊到中午，留他吃饭，用夫人周贻端亲手制作的腊肉来招待他，规格极高，宾主尽欢。
事后，左宗棠对这个蓝顶商人赞不绝口。
不过，在1862年，胡雪岩跟左宗棠的交往刚刚开始，他要戴上红色的顶子，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
胡雪岩十几年如一日，为左宗棠办了三件大事：一是筹饷，二是购置军火，三是打理洋务。左宗棠每次挂帅征战，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胡雪岩始终是他的一个经济支柱。他不但自己出钱，还劝别人募捐。左宗棠手头一紧，立刻就会想到他。
胡雪岩脑瓜子好使，为左宗棠找到了一条筹饷的新路子：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这种贷款没有抵押，由政府担保。担保人是通商口岸的海关，审批人是各省巡抚。各省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一定会将款项加利息归还给外商。
这条路子为左宗棠解决了大难题。手拿朝廷的批文，伸手向东南沿海五省要钱，那是靠不住的。各省经历了多年的战争，财政非常困难，付款不可能及时。但是军队打仗，说打就要打，不能饿着肚子，所以先把饷银拿到手里，让各省慢慢去还贷，最为稳妥。
胡雪岩还大力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胡雪岩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物。购买工料，聘请洋匠，雇用本国技工，开设工艺局，左宗棠都责成他一手经理。后来开设甘肃织呢总局，也靠胡雪岩引进机器，还用胡雪岩购入的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除此以外，部队所有的军营建设、军品供应、节假日礼品采购，都由胡雪岩操办。
筹措军饷、购置军火和兴办洋务，三件大事，胡雪岩都办得漂漂亮亮。这三件大事办好了，左宗棠和胡雪岩也双双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左宗棠和胡雪岩的交往，是不折不扣的官商勾结。但是，左宗棠并没有从中牟取私利，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胡雪岩在国家困难时期，尽心尽力办了实事，虽然是从中捞了不少好处，但是他支持了左宗棠收复新疆，仍然有功于国。
左宗棠是个讲义气的湖南人，他让胡雪岩发了财还不算，还要为他到皇帝那里请功。左宗棠先后三次为胡雪岩请赏，还会同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要破格奖赏胡雪岩，历数他的功劳，计九款之多。
清廷下令，赏给胡雪岩布政使官衔，赏穿黄马褂，可以在紫金城骑马，胡雪岩的母亲还被封了一品诰命，连李鸿章都上门送礼道贺。
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宗棠为胡雪岩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也给他提供了巨额的生意。胡雪岩为了保护民族工业，曾与法国人展开生丝大战。可以说，在左宗棠投桃报李的帮助下，他才得已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商，成为一时风光无限的红顶商人。
成功的商人往往都是先做人后做生意，而做人总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能够广结良缘，广结善缘，往往能很快获取市场信息，把握商业先机。
1992年，30岁的温州乐清人周星增已先后在贵州工业大学和温州大学教了10年书，但在财富上，依然一无所有。这一年的下半年，周星增决定辞职经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窘境。他先是在家乡温州办了一家霓虹灯厂，亏了，后来又借钱做开关、低压电器，慢慢有了起色。到1996年他不仅有了自己的企业，也有了几千万元资金。当年的6月30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做出了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决定。周星增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决定去办一所学校。
“1999年上海有24所民办高校，都是退休教授办的，没有一点资金实力。我有教育工作经验，又有自己的企业支撑，在资金和成本管理上比他们有优势。加上当时上海的领导一直急于希望在本地能有几所像模像样的民办高校，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另一方面，周星增觉得一个外地人到上海办学校，“这本身是很大的新闻”。
国家政策上开了口子，而当时并不发达的上海民办教育市场隐藏着很多机会，周星增决定办一所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大规模搞起来人家就相信，这样给学生也有一种稳定感。”
1999年7月，周星增变卖了自己在温州的工厂、设备，还说服了两位最好的商人朋友一起投资，一共凑起了8000多万元，后来又找亲朋好友借了一部分钱，共1.5个亿注册了上海建桥学院。
“温州人的特点是说干就干，说做就做，什么都不怕。学校什么东西都没批，我7月10日就买地，马上请设计院来设计。”当时的上海因为招商引资比较困难，所以土地非常便宜，位于浦东的康桥镇也非常乐意周星增过来办学校。周星增以每亩14.8万元的价格买了200多亩土地，开始建设自己的学校。
1999年8月10日是上海建桥学院奠基的日子，仪式搞得很隆重，上海市、浙江省的有关领导和知名人士都赶过来了，周星增这一天非常开心。10个月后，占地205亩的一期工程竣工，学校也开始招生，第一学期有1300多名学生进来。
一个外乡人在上海建了规模最大的私立学校，这使一向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上海人大跌眼镜。
这种名声和影响正是周星增所期望的，它不仅为建桥带来了大批慕名而来的学生，也为周星增带来了商业上的机会。1999年周星增刚在上海办学校的时候，跑各种审批手续费尽周折，想到银行贷款更是无门。而当周星增成了上海滩的名人之后，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2000年下半年周星增在上海买了600多亩土地准备做房地产，他吸引一些新的股东进来注册了一家公司来做。2000年30多万元买的一亩地，现在已经涨到了200万元。
从学校到地产，从地产再到学校，外人无法揣测1999年老周当时办学校的深谋远虑。但如果周星增仅仅是一个房地产商人或者继续做他的低压电器工厂，那他只是湮没在芸芸众生里的一个普通商人，但他做成了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建桥学院为周星增带来了名声和影响：周星增是2003年的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之一，也是民盟上海市委常委、民盟南汇区委副主委、南汇区政协委员。
人缘就是财源，做人是做一切事情的基础，会做人，各种资源就会慢慢积累起来，不会做人，拥有的资源就会慢慢消失。要不然怎么会说“人会做人，凡事可为呢？”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做什么事情，实际上都是“做人”的延伸。有一些商人能出人头地，都是得益于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由此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创造出了有利于自我发展的空间，努力得到别人的认可，支持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