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后金崛起的话题时，我们不得不又回到一个古老的命题，“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这是任何一个王朝在崛起时都会出现的命题，也是历来史学家和无数仁人志士所苦苦追求的解答历史兴衰的钥匙。客观地讲，时势和英雄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即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时势就好比客观环境，英雄就好比一个种群的优胜者。时势造英雄就是指在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出现动荡的时候，某种群的佼佼者（英雄）脱颖而出，成为顺应环境的产物。但同时，英雄产生以后，对时势又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从进化论观点来看，这是物种选择、优胜劣汰的体现。如在一个部落联盟内部出现了内乱，一个胆识过人的英雄出现了（时势造英雄），他停息内乱，统一联盟（英雄造时势）。但又一个问题就会应运而生：那么，这个时势是怎样出现的？为什么这时候一定会产生英雄呢？在这里，我们结合后金的历史暂且分析一下。
众所周知，后金的崛起，紧紧地依赖于一个英雄的出现，那就是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是怎么“炼”成的呢？在说他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
伟大的儒学导师孟子曾经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力倡改革开放的魏源也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而在努尔哈赤时代，中国历史又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边缘。首先看一下国内，当时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初年，张居正时代还比较有作为；张居正去官之后，万历帝独掌政权，却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他怠于临政，废除经筵，朝夕宴饮，甚至郊庙祭祀都委人代行，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万历帝还是个贪婪的君主，他利用皇室特权，大肆侵占土地，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君臣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万历的儿子也就是泰昌帝，亦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猝然而亡，号称“一月天子”。紧接着是天启十六岁做皇帝。那天启就更荒唐了：魏忠贤当道，还有客氏，搞得明朝上下鸡犬不宁。一个皇帝昏庸并不可怕，两个皇帝胡闹也尚可理解，三个皇帝一起捣乱，分明是想彻底搞垮朱家的江山不可。
再看一下周边态势。当时的世界，俄国还未东越乌拉尔山，已到了澳门的葡萄牙“红毛鬼”并没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遭遇兵败。在东面，朝鲜内乱外祸，衰落不堪；在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在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而在女真内部，一方面因受到明朝的欺压而不得安宁，另一方面自己也打得不亦乐乎。这种乱糟糟的局面，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大朝式微+内部纷争=英雄出世”的公式，似乎上下通用。
历史给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还需要一个真正英雄人物的出现，才能够抓住这个良机。王杲、阿台之辈，虽然也生逢乱世，然而却身败名裂。因此关键还在于一个人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努尔哈赤。他自身的优点，最基本的无外乎以下两大方面：
“多才多艺，自我修养。”
先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修身是第一位的。上文书中已经说过努尔哈赤的种种经历，如经商、从军、当小贩等，这不仅使他长了见识，还精通了几门“外语”。特别是汉语，听和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另外，真正的英雄不仅要有头脑，更要有真功夫。当时，女真人尚在童年时期，作为生活的必备本领是长于骑射，童子们手持“木弓柳箭”，成年人习射“角弓羽箭”。而努尔哈赤则经过了常年累月的苦练，成为卓越的骑射能手，蝉联多次射击比赛的冠军，这样才能使人信服。
并且，努尔哈赤通过后天努力和自学成才，掌握了一整套军事战术思想和指挥技巧。这使得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的前半叶，不仅是中国最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之一。统帅这支军队，努尔哈赤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乌碣岩、哈达、辉发、乌拉、抚清、萨尔浒、叶赫、开铁、沈辽、广宁和觉华岛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萨尔浒、沈辽、广宁和觉华岛六大战役，是他最精彩的大手笔。他在军事战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等多项计谋，体现了高超的领导智慧。
“韬光养晦，隐忍负重。”
努尔哈赤要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必须兼并女真甚至蒙古诸部，以形成强大的综合力量，而这正是明朝所绝对不允许的。虽然朱明这时已经走在了日薄西山的末路上，但是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它的势力仍然还是很强大的，泱泱大国，雄居东方，自己无法与之正面抗衡。然而，他又绝对不能服从其管制，而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正是努尔哈赤在兴起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具有无穷智慧的努尔哈赤，还是找到了一条巧妙的解决办法：极力树立起自己坚定忠明的“良好形象”。在表面上，一贯忠于大明，处处装成顺臣、良民的模样，唯命是从；背地里，却又不断搞小动作，阳奉阴违，暗渡陈仓。他既要向既定的目标勇猛前进，又绝不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努尔哈赤最为高明的一招，就是他在打着“拥明”的旗号下，只进攻尼堪外兰，且只声言“复仇”，而毫不追究明朝的责任。所以，明朝政府也只能听之任之，不好干涉。实际上，他是以此为契机，悄悄开始了一场扩大己身、兼并诸部的大规模的战争。
在借助了时机以后，英雄又会不失时机地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也是“炼”成后金必要的工序。
创建八旗，建立兵民一体制度。
如果说，创业初期靠的只是领导的个人魅力；那么，当组织扩大以后，就要靠一套完备的制度保障了。随着队伍的日益扩大，人口也越来越多，怎么把大家有效地组织起来？怎么让军队高效地运作起来？这些都是摆在努尔哈赤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明朝中原汉族地区，有省、府、州、县，底下一直到乡里，连村级还有保甲制度。但是，这套在农耕地区适用的制度，却无法适应女真族的实际，而且更不适合作战。努尔哈赤参考了古今大量书籍，查阅了各地的文献资料，终于想出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妙措施：以旗统人。
女真族也许别的手工艺不会做，但是旗帜还是会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努尔哈赤于是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牛录为基本单位，规定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后称佐领）；每五个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称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就是旗），设固山额真（后称都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们初设四旗，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标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们又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增加四旗，即在原四旗的周围镶边，将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这样以来，就共有了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统称为八旗。
此外，为精简组织结构，避免出现庞大的行政人员队伍，减少行政审批的流通环节，从而提高行政部门的办事效率，简化老百姓报户口、缴税赋等办事手续，这样就既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更能够保证官员的清正廉洁、勤快高效，努尔哈赤决定，将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二为一，用一套人马来管理两套班子。八旗制度规定，“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这样，努尔哈赤就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之一；并以八旗体系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都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创制满文，发展民族文化事业。
满洲一直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金朝的女真文，到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当时，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系由高薪聘请来的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或满文书写。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两人，借用蒙古字母创制满文，拼写满语，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若干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将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有六个元音字母，二十二个辅音字母，十个特定字母。于是满文成了清朝的官方语言和文字，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清定鼎北京后，满文又与汉文共同作为官方文字。满文通行后，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会士通过满文，将“四书”等儒家经典翻译到了西方。所以，满文创制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上、也是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现今世界尚存满文图书一千余种，满文档案二百余万件，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财富。
创建基地，完善各项政策措施。
若要成大事，必先立根本；若要立根本，必先建基地。尤其是游击战争，必须要有牢固的大后方，这才能有发展的余地。“闯王”李自成（包括历史上的几乎所有农民起义）一辈子只闯不建，被称为名副其实的“流寇”，最后难免导致失败。可是努尔哈赤不一样，他在北方统一海西，在东方结好朝鲜，在西方对漠南蒙古采取联姻、赏赐、会盟、尊重喇嘛教等友好外交政策，在南方又对明朝实行“两面派”，因为善于处理各种关系，懂得巩固后方基地，所以势力日渐强大，羽毛逐渐丰满，条件不断成熟。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模式，建立后金，登上汗位，年号天命。努尔哈赤被尊为聪睿汗，又称天命汗。努尔哈赤从此有了一个巩固的革命大后方，以支持其天下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而这个在赫图阿拉建立的金政权，为区别于过去的金国，史称后金。《满洲实录》记载：“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努尔哈赤创建、巩固并发展了满清基地。
在政治制度方面，努尔哈赤相对比较民主，大力推行“议会制”。他自立为大汗，下设小规模的“参议院”——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即各旗旗主；又成立了“政治局”，设立了九位常委——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并肩同坐，共议大政。
在经济政策方面，努尔哈赤大力建造产粮基地，以解决老百姓的基本温饱；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使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后金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
在社会文化方面，后金也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
由此，努尔哈赤便完成了由小生产者向大封建主的蜕变，“经始大业，造创帝基”，成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后金也就这样在他手中一步步由矿石炼成了一块足赤的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