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慈禧太后到东北的事情，便这样决定了。在准备上车之前，慈禧太后要看看火车的究竟，她此前没有看见过火车！在德龄公主的笔下，当时的慈禧太后真像一个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样。德龄公主绘声绘色地描述道：“在伊没有走上这一列神秘的火车之前，伊决意要看一看它毕竟是怎样的一件东西？于是伊就命令抬轿的人把鸾舆歇下来，让伊可以随意的指挥。伊先教火车慢慢地往前开去。火车动了，伊真是万分的欢喜；竟把伊自己的尊严也忘了，俯下了腰，尽瞧着那些在转动的铁轮出神，同时又连珠般的发出无数的问句来。伊问：机关车里怎么会有蒸汽的呢？蒸汽是怎样造出来的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推动这些轮盘？为什么火车不能在平地上走，必须在铁轨上走呢？伊的神气是完全变做一个小孩子了，谁也不会再想到伊是一个专制的女皇！”
而此时，这辆龙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小朝廷”，当然是一辆移动的“小朝廷”。在这一座小朝廷里，一道道关于中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种种变动和更调的上谕从这里发出。
慈禧太后前往沈阳的途中，要路过天津火车站，在慈禧太后出发后，天津站已宣布了戒严，不再有半个闲人在行动了。但慈禧太后的龙车并没有驶进天津站，因为这里太繁华，有些喧闹。于是，袁世凯在距离车站约半公里的地点临时修筑了一座月台，一座全用水门汀所筑就的月台，而且在短短的几天工夫之内筑就了。它一方面可以与天津车站隔离，另外，可以让慈禧太后不会踏上普通百姓所践踏过的泥土。不用说，想出这个计划的人，正是直隶总督袁世凯。搭着一座用芦席所盖就的竹篷，篷上满挂着无数的龙旗和其他的旗帜，青翠的松柏，以及各色各样的宫灯，点缀得着实美丽动人。地上当然是遍铺着金子一般的黄沙，而在中央的一方土地上，另外又铺着一张杏黄色的毛毯，这就是准备给太后下车后驻足之所。
当火车停在了这座临时修建的月台时，慈禧太后那一辆车的车门，居然很适当地停在那一方黄色毛毯的前面。考虑到北洋大臣位高权重，慈禧太后大约顾及袁世凯的面子，竟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走下了车去，凛凛然不可犯地接受袁世凯和他所率领的官吏参拜。在这种盛大而庄严的集会上，乐队是不可少的，当然必须事前排定。照国际惯例，逢到有这样类似的礼节，第一套歌曲，必然是该国的国歌。但是那时候的清帝国，没有国歌，当慈禧太后在人们簇拥下走下月台去的时候，袁世凯的铜管乐队奏响的竟然是《马赛曲》。
慈禧太后当然不知道那是法国国歌，但心里却觉得非常开心，似乎找到了某种威严，慈禧太后特地让李莲英亲自出马，把全部的乐器一件件地取来，自己反复地看着。同时还教李莲英去询问乐队长这些乐器的名称、来源和用法等。
在这个场合，袁世凯没有忘记给慈禧太后准备份礼物，一对毛片分红绿两色的鹦鹉。它们没有用笼子装着，只在脚上各扣着一条绝细的镀金的短链，让它们并肩栖息在一支式样很好看的树枝上。在这树枝的两端，各有一个白玉琢就的小杯装着，杯子里装着清水和食粮，以供它们吃喝。慈禧太后一见这件特殊的礼物，心上似乎十二分的高兴，还嫌看不清楚，又让李莲英把鹦鹉取过来，距离她两三尺远近，这样才能仔细地看端详了。二三分钟之后，它们一张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原来其中一只鹦鹉突然用极清脆的音调，高叫道：“老佛爷吉祥如意！”惹得慈禧太后非常欢心，这虽然是慈禧路过天津站的一个插曲，却为袁世凯赢得了在慈禧当政时政治地位的飙升。
慈禧太后路过天津站，为早期的天津站留下了一段轶事。实际上，早年的天津站和火车还有许多的趣事。在1888年天津的第一部实测地图《天津紫竹林图》上，就可以看到在海河东岸就有一个地方名叫老龙头。根据这张实测地图来判断，可以断定1888年以前老龙头的地名已经存在，而此时的车站地点还在旺道庄地区，1892年才迁移到此地。先有老龙头的地名，后有老龙头车站名是确凿无疑的。当清光绪十四年（1888）的第一列列车通车后，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在这十年时间里，由于车站的列车运量小、车次少、速度慢等原因，当时车站采用手信号接发列车。
随着天津经丰台至马家堡铁路建成通车，特别是由于天津到马家堡之间复线的开通，使得列车开行密度增加，手信号则经常出错，造成大量的行车事故。在1898年，天津站改变了信号接收的方式，开始采用臂板号志（又称洋旗，现在叫臂板信号机）代替了手信号接车。当时，在白天臂板水平时，是允许列车进站，夜间则为绿灯显示进站信号；当臂板下落为六十度时，则是命令列车停车的信号，夜间则是红灯。1901年后，车站的臂板信号机改变了显示方式，即水平时为停车信号，臂板下降是进行信号，这与目前的显示方式基本一样。最初信号机的光源是油灯，1924年开始采用电灯。
现在人们在乘坐火车时，都会听到列车员清晰的报站名声音，而在当时，机车本身没有这种功能，人们上下火车仅仅凭借着个人的判断。这种情况在天津站创建之初倒没有什么大碍，因为当时旅客列车仅仅是开到唐山以东，车站仅仅为始发站和终点站，中间没有停顿。因此，当时车站并没有设立扩音设备。
1897年，铁路扩展到马家堡后，每日就有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方面的往返列车数次，中间的车站也开始增多，火车当时时速又不快，这样经过长时间的旅行，旅客们经常会因为困倦瞌睡而过站的现象。为此，天津车站特意用铁皮制成喇叭，由车站工作人员在站台上高声呐喊报出站名，防止旅客错过车站。车站工作人员用铁皮喇叭一直喊了近三十年，直到1924年，这种局面开始改观，天津站终于用有线广播喇叭报站名了。
自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一车站正式开通旅客列车后很长时间内，引导旅客进站上车的通告均为在木牌（后为铁牌）上公布车次、到达和开车时间以及列车的终点站等内容。由人工挂牌通告旅客，遇有列车晚点等特殊情况，还得另设列车晚点通告牌，由人工用粉笔注明列车晚点原因等情况。
由于当时中国人的习惯以时辰计时，所以天津站运营之初，计时方式以每天十二个时辰（每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二个小时）为计时单位。在车次少、火车速度慢的情况下，用这种计时方式尚能维持运输。但随着铁路线的不断延伸，运输次数的增加和列车速度的提高，用时辰计时束缚了火车运输业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开始强行攫取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力。1903年俄国在东北地区修筑了二千五百五十六公里的铁路，1904年德国在山东修筑四百四十点七公里的铁路。1910年法国在云南建成滇越铁路。另外各国列强还纷纷参与中国铁路的修筑，强行贷款。而随着民众爱国意识的增强，相继掀起收回路权，拒绝借款一系列爱国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
而更令中国人为之自豪的，是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京张铁路地形复杂，全长二百零一公里，对于技术有很高的要求。列强曾经嘲笑中国，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詹天佑顶住巨大的压力，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的不懈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也十分赞赏。这条铁路的修建（特别是其中的“人”字形铁轨构想）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不屈的精神。
枪炮：关于中国近代兵工厂的起源，其实与李鸿章和曾国藩密不可分。李鸿章请来洋枪队镇压太平军之后，他在一个深夜里，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给自己的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看到西方火炮的情形。他的原意是：恩师啊，西方的落地开花炸弹真不得了！这个东西我们要搞一下。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不怕洋鬼子了。于是，近代中国的兵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立了。
在这些兵工厂中，李鸿章在苏州建立的三个炮局，以此为基础，1865年建立江南制造总局。它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基本上是仿造西式枪炮子弹的军火厂，开始也全是手工制作，逐渐经历以土法制洋器的摸索阶段。而同年，由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而建成的金陵制造局，也是以生产大炮和弹药为主，是淮系的军火供应地。1867年崇厚策划建立的天津机器局，这是当时亚洲地区最多的兵工厂。其东局主要制造火药、铜帽、洋枪炮各式子弹、水雷等项；西局主要制造军用西洋器具、添配杂项物件，兼造开花子弹等项。天津机器局每年所造军火，不仅供给淮军，而且为吉林、奉天、河南等地提供，是北方最大的军火供应地。
1892年建立的湖北枪炮厂，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最大、最有成效的军工企业。该厂规模宏大，机器先进，分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主要生产德国式七公厘九口径毛瑟步枪和小型陆路炮。该厂生产的枪炮弹药质量在全国的兵器生产中位居前列，甚至超越了天津制造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于是，我们在反映民国时期的影片中，依然可以听到三个字，那就是“汉阳造”。
据不完全统计，自江南制造局起至1910年成都兵工厂成立的四十五年间，除了形成上海、天津、武汉三大兵工业生产中心外，在苏州、金陵、云南、福建、兰州、广州、山东、湖南、四川、吉林、杭州、台湾、陕西、盛京、河南、山西、新疆、黑龙江、江西、安徽、贵州和北京等地出现的小型兵工厂，多达二十三处。
但是，洋务派所建的兵工厂，大多是单纯仿照外国，机器也是由外国引进。而且洋务派受到资金、人力、技术条件的限制，很难更新和自主，由此常常处于落后状态。而且管理水平不高，官员腐败，严重影响了枪炮弹药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