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这样一个时刻，他还懂得收敛自己的野心，或许他最后的命运不至于遭到众叛亲离，成为独夫民贼。只是权力的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想做皇帝，想享受天子的龙威，想把江山传给他的子子孙孙。而他身边的人，对于他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有人把他的死说成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上联“六君子”，中药汤头名，这里借指杨度、孙毓筠等六人，他们于1915年8月14日组织“筹安会”，怂恿袁搞“君主立宪”，使袁大发皇帝瘾，这样就使他得了“不治之症”。或者同时也指“戊戌六君子”，正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袁世凯的发迹之路。下联“二陈汤”也是一种中药汤头名，由半夏、茯苓、甘草组成，这里借指袁贼的心腹陈树蕃、陈宦、汤芗铭三人。但讨袁护国运动一兴起，他们便背袁倒戈，先后在陕西、四川和湖南宣告独立，使倒行逆施的袁众叛亲离，失去了最后地盘，最终无可奈何，一命呜呼。
从1914年年底，袁世凯就开始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以取得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只能让世人对于他更加的痛恨。不久，袁世凯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至12月11日，御用的参政院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袁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接受百官朝贺；并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加冕登基。
眼看皇帝梦就要实现了。只是，最终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他，已经无力忤逆民主共和运动的滚滚潮流。蔡锷等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民国五年（1916）二月十九日，过了八十三天皇帝瘾、还远远没有满足的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虽仍称大总统，却终究难免败局，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肾结石转化成尿毒症，抢救无效，忧惧而死。在死之前，他曾经大喊“杨度误我！”或许，他已经后悔了。只是，历史并不允许重头再来。
（第五节）皇帝下台：一役岂能功成？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这是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描写辛亥革命对于一个普通村庄的影响。或许这千万个村庄中的一个，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对于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不过是表面文章。人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来不及知道什么是革命。然而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辛亥革命确实成功了，清王朝确实被推翻了。皇帝倒了，辫子割了。
只是有一样是很难改变的：人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让人脑袋里所想的一下子都改变，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用着名的惯性定律来解释：人脑中的意识也是有惯性的，所以我们会经常听到“残余”这个词。然而，辛亥革命至少成功了，武昌起义终究是胜利了。
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而这样一次对于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革命，其开始竟然缘于一个不小心，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遗憾？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立即决定提前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迅速夺取了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三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实现独立。然而荒谬的是湖北都督黎元洪。黎元洪原来是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为借重他的声望，武昌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推举他作鄂军都督府都督。开始黎元洪还态度强硬，不愿与革命党人合作。他被安置在一间屋子里，不吃不喝，后来，因为武汉三镇的光复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黎元洪转变了态度，同意出任都督。
被推为都督后，当时，革命党人请大都督在第一份文告上面签字印发，黎元洪又拒不签字，连声说“莫害我”。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这份布告的发布，对于稳定人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同时，因为黎的勉强，它也似乎预示着革命本身具有的不彻底性。
而值得一提的，还有布告的落款时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的话，就是10月11日。我国使用公元历法，就是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的，即1912年1月1日。纪年的改变，对于远离革命中心的普通人来讲，是比中华民国这个称谓更具有震撼力的。因为这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它在时刻提醒国民这样一个事实：大清倒了，现在是中华民国。
而另一个对于人民生活的重大影响，则是剪辫。大清朝的男人们，后脑勺大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辫；而遗老遗少们，更视发辫为命根，谁也动它不得。但不管如何，革命者的剪刀还是朝向他们的头上剪去。1912年1月7日，浙江温州城里曾出现了一幕有趣的剪辫场面。那天，各界人民聚集在一所学校里，庆祝孙中山先生当选为第一任大总统。会上，一批青年学生异常活跃；他们手中拿着剪刀，穿梭于人群之中，命戴帽者——脱帽检查，遇有发辫则立时剪下。在这大庭广众里，有的虽捧着头逃避、反抗，但均无济于事。顷刻间，剪下了两百多条长辫。平时，各种场合均有人手拿剪刀，四处巡查，有的人逃过了初一，却逃不过十五。那些剪去发辫的人，照照镜子，总觉得自己像个丑八怪，便纷纷上街买帽子“遮丑”。一时间，城里帽店顾客盈门，帽价随之上涨，比平日涨了一倍半。（这在鲁迅的小说《风波》里，同样有精彩的展示。）
人心比政治更难改变。这或许不是爆发一次起义、发动一次革命，搞一场仪式、换一种称呼就能改变得了的。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之下，民主共和的道路还很漫长，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你把他头上的辫子剪了，他心里的“辫子”却仍久久无法去掉。
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们，绝不会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毕竟，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成熟，而恰恰这就是民主政治最有利的依托。千千万万的大清子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皇帝在他们心目中的影响革除掉，而马上跟着你高呼“民主共和”的。几千年来的惯性，已经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根处，根深蒂固，而且盘根错节，无论如何也不能剔除得绝对、彻底。
辛亥革命促进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可新的体制却很难立即被社会所接受，新与旧的冲突始终在继续着。袁世凯费尽心机破坏共和，独裁之后还要称帝。而后来的军阀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张勋复辟，要小皇帝溥仪称帝。两种复辟虽然很快收场，但是这却反映了辛亥革命所无法革除的社会心态，而这不是能用一次起义就能解决的。再说，由于种种原因，辛亥革命本身就存在许多缺憾，“革”得很不彻底、全面。
袁世凯之后，中国又进入到了一个军阀混战的黑暗、混乱时代。
夜，何其漫漫！路，何其遥遥！
（第六节）宣统或溥仪：末代皇帝的悲惨命运
“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险。”
或许没有人能想像到，这样一个人，曾经是大清国的皇帝，是处在一个至高无上、不可有丝毫侵犯与怠慢的位置上。或许他自己也曾怨恨过：为什么自己不早出生几十年，至少可以享受真正的“帝王至尊”？然而命运总是无法揣测，历史更是无人能够阻挡。他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注定要经历他的列祖列宗们所不同的一切。
而这一切的不幸，还要从他的登基开始说起。很多人说，那一天不仅决定了他的命运，也决定了大清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大清举行宣统皇帝的“登基大典”。而此时，仅仅三岁的溥仪（1906-1967年，即爱新觉罗·溥仪，清朝宣统皇帝，1908-1911年在位），被当时隆重的仪式以及文武百官严肃的表情吓坏了。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于是他开始大哭，并叫着“要回家，不要在这呆了”。而在一旁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也慌乱不已，赶紧哄着儿子说：“别哭了，快完了，快完了。”在登基大典上的“快完了”，被后人说成这是上天对于大清的安排。
然而坐上皇位之后的他本人，不幸还远远没有结束。风靡一时的影片《末代皇帝》，虽然是由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历史和人物，但仍然吸引了无数的眼球。那个愁眉苦脸的困惑小孩，与宏大的故宫形成鲜明对比，或许也可以描述出他当时的处境。在宫中的生活，也并不是无忧的。他成了紫禁城中一个孤单的孩子，没有父母的宠爱和兄弟姐妹之间快活的嬉戏。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童年的生活，对其以后的人格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一定更加渴望普通人的生活。
帝王生活只有短短的三年。他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虽然那时候也许他还并不能体会那种失落。他只是不经意间看到了隆裕太后的眼泪，对于未来，他充满着未知。
日子依旧如常，只是换上了中华民国的牌子。溥仪依旧在宫阙高高、红墙高高的紫禁城中，过着他的名义上的帝王生活。甚至，他开始学着去享受他的帝王的尊严，他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丝毫的冒犯。甚至，他看到在一起玩耍的兄弟穿着明黄的衣服，都会大发雷霆，摆出皇帝的尊严。少年纯真美好的天性，就这样被一道宫墙扼杀了。
而那个时代，注定是多事之秋。那个曾经逼他退位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里死去了。而留着辫子的张勋又跑来了，他要溥仪再做皇帝。这时候的溥仪已经长大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曾经是大清的皇帝，自己的祖先曾经是这里最尊贵的人物。对于真正的皇帝身份，他的心中还是充满着向往的。只是依旧并不很是懂事的他，还不知道权力后面有着多么残酷的争夺；不知道他即使做了皇帝，不过依旧是一个傀儡。
这又是一场军阀之间的争斗。遗憾的是，支持溥仪的张勋再一次失败了。少年溥仪只作了十二天皇帝，又一次退位了。他难过地放声大哭。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知道紫禁城外面太多的事情。
然而他也开始学会了慢慢成长，像普通的少年那样。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娶了妻子，而且还在同一天娶了两位：婉容和文绣。他也开始了学习，不仅学中国的，而且有了洋人做他的教师。也就是这样一个洋人庄士敦，对溥仪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影响。有人甚至还说，一生未娶的庄士敦是一个同性恋者，而溥仪正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溥仪开始向往国外的生活。
1924年，溥仪登基时那句“我要回家”应验了。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将皇帝驱逐出了紫禁城。溥仪回到了他做皇帝之前生活的地方：醇王府。
对于被废除的帝号，溥仪身边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的决定是利用外国人的力量。不久，溥仪住进了天津日租界。很显然，他再一次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傀儡。当然，这是相对于日本人而言。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已经踏入了战犯甚至是汉奸的门槛；虽然是被迫的、懵懂的。1932年，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1934年，他第三次坐上了皇帝，不过这一次叫做“伪满洲国皇帝”，而不再是大清的皇帝了。不知道这样的“皇帝”，对于他来讲是不是一种慰藉，至少满足了他的皇帝梦，他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做皇帝次数最多的皇帝。只可惜，这样一种经历实在是不值得羡慕的。在日本人的操纵下，皇帝梦终究只是幻想的破灭。溥仪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自由甚至很危险。尤其当他发现，连他的妻子，“最亲爱的玉龄”，也因为和他讲述日寇的残暴，而遭到了人家谋害。而他本人的生活，也是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控制，没有自由。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又让他想起童年在紫禁城中的生活呢？这样的一生，永远不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恐怕也是莫大的悲哀吧？
1945年8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以后，溥仪于8月17日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在前苏联境内拘留五年后，他于1950年8月与其他“伪满洲国”战犯一起，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先后在抚顺和哈尔滨两个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十年。
开头的那段，就是溥仪在哈尔滨关押时的自述。他大概是中国历史第一个会为别人服务（当然是正式服务）的皇帝，自然也是最后一个。与他少年时代的养尊处优、富贵荣华相比，此时的落差，自然让他难以接受。然而，这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当初慈禧的一封诏书，就悄然改变了他一生的悲喜，这算是命运的恩宠还是嘲弄呢？
1959年12月4日，溥仪又一次放声大哭。这一天，他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特赦令。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变故，他终于有了自由。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如此的平常，却是他一生都在渴求，却一直没有得到的。
只是，溥仪还有一丝遗憾，他始终没有生下一子半女。他一生中，前后有过五位妻子：婉容、文绣、谭玉龄、李玉琴、李淑贤。应该说，每一位妻子都与他经历过生命中的一段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