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都城制度，成熟甚早，《周礼·冬官·考工记》就明确地记载了“营国制度”。这种制度形成于西周，但迄今还没有发掘出一座完整的西周城市遗址，只能根据零星的考古资料，推测当时的城市形态。西周都城洛邑，据推测是继承了商代国都以宫为中心的分区规划结构形式，宫城外环套有外城，四面各开三门，城内除宫廷区外，尚有庙社、官署、仓廪、市、手工作坊和闾里等功能分区，采用经纬涂制道路布局及井田方格网系统规划方法，高度重视礼制规划秩序。此后历代的中国都城，几乎均兼具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基本上都采用城、廓同时存在的体系，如长安、洛阳、邺城、汴京、大都、北京等，同时具有城、廓几乎是中国都城通用的模式，只是城、廓的拓扑关系随时代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而朝鲜半岛的历代都城，在城、廓的筑造上，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这种轨迹看似无规律可循，事实上均是山城传统与中原都城制度相结合，并在具体的地点上的具体反映。纵观朝鲜半岛的历代山城，鲜见有双重城墙者，高句丽之五女山城（卒本城）为山城，只发现一圈城墙，很大可能是因为山城规模较小，而且主要以军事防守为目的，依据天险据守只筑一圈城墙亦可；迁都到国内城后，虽然迄今仍未对城内情况调查清楚，但从其规模推测，不大可能在外城墙内再筑造宫城。从这些情况推测，当时高句丽的都城内可能普通居民较少而以王宫和官署为主，因此这些单圈城墙构成的都城，其功能大概只与中国的宫城相当。高句丽平壤城时期，虽然中国都城制度的影响进一步增强，采用了方格网道路体系、开设南北大道、城内出现普通居民区、宫城配置在居民区之北等手法，但仍然没有筑造外城，可能是和庆州一样，以周边山城取代了外城墙的功能。而比较难以理解的是，高句丽政权再次迁都长安城（586）后，城廓体系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筑造了外城、中城、内城和北城数重城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长安城的东、西、南三面均有江流，本可依之为天险，但仍然在这些方向上都筑造了城墙。迄今并未发现有记载长安城迁都缘由、筑造过程的文献记录，因此长安城的形态缘何而来，尚不得而知。从《三国史记》的有关记录来看，迁都长安城前后的高句丽国力强盛，屡次南侵百济，而百济、新罗联军处于固守挨打的境地，因此也很难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城墙的筑造；而且从文献记录来看，高句丽长安城建设过程中王位更替平顺，并无内乱，因此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解释迁都之举和新都形式，也是不通之路。而作为朝鲜半岛文化源头的中国，彼时北魏都洛阳、南朝都建康，高句丽始建长安城（552）时，隋朝尚未建立，更谈不上大兴城的建设，而且高句丽之长安城，与这些都城池均不相同。那么只能推测，高句丽实际上是因国力增强后，有了一统江山之构想，政治上表现为同时与北魏、南朝保持均衡外交，以获得大陆上政权的承认和扶持；军事上则表现为对百济、新罗积极进攻的态势；在王都的建设上，则表现为力图改变原来都城体系简陋的状况和对中国式都城进行仿造的强烈愿望，只是模仿的重点放在了对具备完整的都城体系一一拥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上。而这种模仿，受地形的限制，表现出奇特的形态：这些城墙并非如中国那样环环相套，而是并联，沿大同江展开，这样的形态，当是朝鲜半岛都城史上的孤例。
百济最初之都河南慰礼城，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资料，因此对其城内的道路体系、是否有王宫遗址等，均不了解。但是，考虑到百济建国与高句丽族有很大关系，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慰礼城与国内城，应有不少相似之处，即具有一圈城墙，城内可能以王宫为中心并配置衙署，与中国早期都城类似。后来百济迁都熊津城，受当时形势和条件的限制，则是完全的山城形式。而迁都泗沘城之后，都城的规模扩大，除山城、王宫之外，还筑造了外廓城，而外廓城墙并不闭合，只在东面有一段，其他方向利用江流作为天然的屏障。泗沘城与长安城的差异，在于泗沘城并无内城、中城等构造，依然只具有一圈城墙。而新罗及统一新罗的都城庆州，据了解只建有宫城。根据文献记载，新罗王居住的宫城被称为金城，周长为8里，王宫又设置称“狮子队”的卫队负责守护，人数约3000人。如果用唐尺来核算，金城周长8里即4320m宫城每边的大小约1000m左右。但庆州从未筑造外廓，可能是因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后，庆州一带的军事压力并不大，而且周边有山城守卫，遂不筑城墙以节省人力物力之故。此外，虽然统一新罗几乎“全盘唐化”，但文化的影响从来只是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才得以表现，过大的尺度如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受更多因素的制约，往往难以照搬；尺度越小越容易模仿，如今日对中国建筑传统的继承，在城市尺度上甚至建筑尺度上都难以进行，但在装饰上则很容易，就是此理。
综上所述，直到高丽开京之前，朝鲜半岛的都城，除高句丽长安城外，城市构造都非常简单。高丽开京，则筑造了宫城、皇城、内城、夕卜城，但一如高句丽长安城，除了宫城套在皇城中这一点外，这些城墙仍然没有环环相套，而且开京事实上没有根据居民的身份划分居住区域。有品级的官员、普通百姓等混居在一起，这在门阀等级森严的高丽时代，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高丽建国前后，无论是东亚还是朝鲜半岛，都处在比较大的动荡时期。在朝鲜半岛内部，是罗末丽初的社会大动荡和封建势力的割据混战，而在整个东亚，则是唐末五代的混乱，渤海国的灭亡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丽逐步消灭了朝鲜半岛内的割据势力，但外部的威胁始终不能消除，因此在都城的建造时，对防御性的考虑就变得分外突出。开京拥有宫城一皇城一罗城，而西京平壤也是宫城一皇城一罗城这样的三重构造。文宗二十年创设的南京（即今日首尔一带）亦筑有宫城，但无外城。高丽时代中期之末，为防备蒙古入侵，在江华岛设立的“江都”，更是建有防御用的内、中、外三重城墙。至于朝鲜时期的汉城，则又回归传统，仅在王宫之外，设有一圈罗城。
中国周代王宫居中配置，西汉都城的基本格局是宫殿在南，官府、市、里在北；东汉时的洛阳城南城北均建宫殿，至魏晋洛阳时确立了宫城在北的传统并为隋唐所继承，而到元、明时期，宫城又重新挪到了城市相对居中的部位，这是宫城在城市中配置的变迁过程。而朝鲜半岛的都城，除长安城和开京外，由于没有明确的外城、内城、皇城及宫城，因此这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基本不存在。但若从王宫的位置变化来看，朝鲜半岛都城基本的变迁过程与中国是类似的。最初的都城如国内城、慰礼城等都城的王宫居中配置，平壤城、长安城、泗沘城、新罗庆州初期宫城亦居中，后来居北配置，而且除长安城外王宫均配置在南北中轴线北端。明清北京皇宫居中配置；开京和汉城的王宫则均居西北，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结本民族建设经验的成果。
1.6.3都城道路体系
中国都城自周人发展出营国之制以后，除非受地形的限制，实在难以实现（如南宋之临安），否则主要采用方格网道路体系。这种方格网道路体系，既是理性的规划手段，也被赋予了礼制秩序的精神内涵，所以区别于古希腊Hippoda—mus所创始的西方网格规划结构。这种道路体系在朝鲜半岛汉四郡时期的城市中也得到体现，成为朝鲜半岛都城道路体系的源流之一。朝鲜半岛都城道路体系的另一源头，则是天然发生的山城中沿山势、河流走向布置的自然型道路体系。这两种源头，在朝鲜半岛各都城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朝鲜半岛汉四郡时期的城市，如乐浪土城址、带方郡城址、粘蝉县城址、长岑县城址、昭明县城址等，目前对这些城市仅知道其外廓的形状多为长方形，城内的建筑遗址和道路体系已不可考证，但较诸汉代的其他城市来看，朝鲜半岛的这些城市很可能也采用了方格网道路体系，当然因为城市本身规模并不大，因此道路体系的配置并不复杂。
朝鲜半岛的历代都城中，首次较大规模而且成体系地引进中国式方格网道路体系的都城，应该是高句丽平壤城。据日本人中村春寿的调查，安鹤宫周围有井田式道路的痕迹，其范围自大城山城下直至大同江边；安鹤宫的正门前开设有南北向的大路成为城市的中轴线，东西向的大路在宫门前与之直交，共同构成平壤城平地城区的道路骨架，其余的小路也呈方格网状配置。586年高句丽政权再次迁都长安城，长安城的形制比较特殊，全城并无主要的轴线，但作为普通居民区的外城，明显地采用了方格网道路体系来组织各里坊。关于这一点，朝鲜时期的学者韩百谦和日本著名学者关野贞都有过调查。百济的都城，除短暂为都的熊津城是山城外，其他的都城如慰礼城、泗沘城均采用了方格网道路体系。泗沘城的道路体系构成与高句丽平壤城、南朝之建康最为相似，均由南北向大道构成全城的中心轴线。当然，迄今为止对高句丽、百济都城方格网道路体系中道路的等级划分、具体尺度未见详细考古发掘报告，因此在研究上存在相当的困难。而统一新罗之庆州因其规模和在东方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其考古调查和研究论文相对较多，对其道路体系的了解，相对要深入一些。
在朝鲜半岛上，除王都以外，其他许多地方城市中，也曾采用方格网的道路体系。三国时代的地方城市中比较特别的是“小京”，其形制要求模仿王都的规划形态，如高句丽的国内城与汉城均曾作为小京来使用过，新罗的小京则为忠州和江陵。这些作为“小京”的地方性城市都采用正交网格体系。在今天韩国境内的南原、全州、尚州、忠州等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保留了这样的城市肌理的痕迹。
高丽之开京，选址于山间并不平坦的盆地，因此方格网道路体系难以在开京照搬，于是开京又回到了山城传统，不再追求道路秩序的严整。根据《高丽图经》的描述，开京的干道被称为官道，其中主要为连接罗城南北与东西城门的大道、平行于东西方向大道的道路，也有斜向道路连接南部各城门。朝鲜时期的汉城继承了开京的建设经验，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如都城的选址、市场的配置等，但是来自中国的方格网道路体系在这里仍然得到了顽强的体现，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城区中心部分，主要街道呈现出方格网的形态，而其他部分的道路体系则依地势的等高线走向和河川流向布置，形成众多的小街巷陌。东西方向的主要干道西起兴仁门，经宗庙、钟楼、庆熙宫至敦义门，基本上为一条直线；南北方向的干线道路自崇礼门始，呈弧形往北发展，经钟楼至景福宫的光华门。南北干道的街道底景为景福宫、昌德宫、庆熙宫、南大门、东大门等，构成城市最主要的景观和最主要的秩序。主要的干线道路两侧均配置连续的行廊建筑。因此，城墙、宫殿（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庆熙宫、德寿宫）等以及官衙建筑、寺刹建筑共同控制了汉城的基本秩序，而其他建筑就在这个基本的框架内相对散漫地发展起来。
汉城的道路体系可以分为大路、中路、小路等三个层次，路宽成等比数列，不似中国成等差数列。道路具体的宽度随时代不同而变化。朝鲜世宗八年（1436），依照《考工记》的规定来决定了道路的宽度，因受中国“天朝礼制”等级关系的限制，采用的是诸侯等级规模，大路56尺（七轨），中路16尺（2轨），小路8尺（1轨）。世宗十七年（1445），又再次规定了汉城道路的宽度，仍然是以《考工记》为主要依据。根据睿宗元年（1496）制定的《经国大典》的“工典桥路条”记载，大路宽56尺，中路宽26尺，小路宽16尺，道路两侧各有宽2尺的排水沟，并且在道路两侧标有里程，而原点定在景福宫前，每5里设亭作为标志。
1.6.4城垣筑造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