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备受历代朝廷推崇的儒家，其出身却并不高贵——巫师，一批靠替人办丧礼吃饭的巫师。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力丧失，周礼崩溃。行礼之巫师丢失饭碗。在危机面前，巫师队伍开始分化，有一部分人不再是仅仅限于办丧事、祭鬼神、敬祖宗，而是纷纷寻找“第二职业”，大多数是“从政”，迎合统治者需要，充当其幕僚，为其出谋划策。这批分化出来的人即是“儒”。
可见，儒家便是这样一批人：“出则仕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努力——作者)。” (《论语》)。意即在外要为王公大人出谋划策，在家要为父母兄长竭尽孝道，至于丧事，那更是不敢不努力地去做。家事、国事、死人事(丧事)，事事操心，犹以“死人事” 为本职工作。由于与权力的结合，儒家队伍迅速膨胀。
孔孟之道：“德” 为做人、治国之本儒家的人生观是与他们的政治主张紧密结合的。儒家讲道德，讲“德治”，在孔子则为“礼”，为“礼治”； 在孟子则为“仁”，为“仁政”。从根本上讲，他们的“道德” 学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要把中国的国民都变成老实听话的奴才。“礼治”、“仁政”，对上来讲是统治者的保护伞，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它与现代“法治” 精神格格不入； 对下来讲，“礼治”、“仁政” 是吃人不吐骨的软刀子，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 中写道的：翻开历史一看，通篇写着“仁义道德”，但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里看出字来，是“吃人”。
1. 孔子：克己复礼，中庸处世
孔子(公元前552—前479)，享年73岁，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生下来时，头顶形状为中低四高，像附近的尼丘山，故名丘，又因为在家排行老二，故字仲尼。孔丘、孔仲尼、孔老二均为一人，“子” 是尊称，“先生” 之义。鲁国曲阜人，先祖为宋国贵族，时已没落。
孔子一生勤勉有加，自强不息。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就在他55岁那一年，还不甘寂寞，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一十三载，希望能找到一个实现他礼治理想的国度。最后，以失败告终，回到鲁国时已是68岁了。即使是如此高龄，他也没停止息歇，而是一方面设堂讲学，培养后代，另一方面整理《六经》，弘扬儒家主张。
由于职业的缘故，孔子最爱讲一个“礼” 字，诸如“克己复礼”，“非礼勿视”、“礼不下庶民” 等等，目的是想恢复周朝的“礼治” 制度。
本来在周朝时，行礼很是普及频繁，形成一套严密的礼制，现在由礼制发展、提升为“礼教” 或“礼治”，即用礼来作为教化、统治手段。“礼” 的根本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不同的人际关系有不同的礼数、礼文，守礼就是守本分，就是不越规。可见“礼治” 的实质，就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规定的封建等级秩序，“礼教” 的目的就是要老百姓守规矩。孔子在讲“礼” 时，还提到一个“乐” 字，即是音乐，给人办丧事自然免不了吹吹打打，哀乐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要不怎么可以向人家多收点钱呢？ 礼要人们守规矩，讲秩序，乐则是辅助人们接受礼的教育，带有软化色彩，通过音乐使不同等级的人求得共鸣，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中和，让人们不因礼文而导致过于拘泥、生疏。
可见，礼是用来分别贵贱，乐是用来缓和上下矛盾； 礼要人尊敬，乐要人亲爱，乐为礼服务。
除了“礼乐”，便是“仁义”。
“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就是做人、爱人。爱人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克己复礼曰仁”，即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做到“四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孔子讲“仁” 是为了重新解释“礼”，是以维护周礼为根本目的的。
“义者宜也”。义就是适宜、正义。义表明爱的分寸、爱的差别，爱父母叫做孝，爱兄长叫作悌，爱君上叫做忠，等等。按照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男女等差别，表现出种种不同的爱和同情心，与礼相应。可以想像，中国人亲戚之间的称谓为什么会多得令人眼花缭乱。比如在英语中“uncle” 一词，在中文中就可表示舅父、伯父、叔父等多意。
至于礼乐仁义的关系，《礼记》 中讲：“仁近于乐，义近于礼”，在外的是礼乐，在内的是仁义。礼是一切的核心。由于孔子所代表的儒这一阶层，思想媚上而地位卑下，处于上下之中间。在权贵面前，为衣食、酒肉而折腰； 在老百姓面前，又清高自傲。这大概也是两千多年来，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面性。这样，中庸也就成为儒者最合适的哲学态度。孔子学说全部贯注着“中立而不倚(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超过和不足是一样的)” 等中庸思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即把中庸奉为最高(至)的道德规范，并且在他看来，社会上鲜行此道已经很久了。
孔子虽然一直念念不忘用他的“礼治” 理念去“仕公卿”。“仕公卿”，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傍大官”。但“大官” 们多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他周游列国一十三年，不仅到处碰壁，还几次差点丢了小命。最后孔子只得无可奈何地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2. 孟子：人性本善，以德服人
孟子(公元前371？ —前289？ )，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被称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父亲早死，与母亲相依为命。孟母以织布为生，孟母为了使轲有出息、能成材，曾三次搬家，目的是为孟轲有个好的教育环境。“断杼教子” 的故事说的就是孟轲逃学归来，孟母剪断自己的织布，告诉儿子半途而废是什么都干不成的。孟轲大为感动，自此勤奋学习，终成大家。
孟子自称“得圣人之传”。从孔子到孟子的师承关系是这样的：孔子—曾子—子思(孔子的孙子)—孟子。孟子常以孔子为榜样，常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也曾学孔子模样，周游列国，游说君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其规模比孔子大得多，颇受各国政府欢迎。于是乎，孟子得意忘形，吹嘘自己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然而，诸侯、君王欢迎他、尊重他，并不是真的想接纳他，不过是想用他来装点门面，表示自己礼贤下士，求贤若渴。至于孟子的学说，被认为“不合时宜”。孟子本人，也未曾有机会参政、当官。孟子那“不合时宜” 的政治主张，归根到底是他的“仁政”统治术。“仁政” 强调“以民为本”，而这一思想的基础又在于他的“性善说”。
在他看来：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 即萌芽。人性本善，其善表现在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之萌芽。
因为人性本善，所以，君王应该而且可以实施以民为本的“仁政”。孔子讲“礼治”，到了孟子时代，礼教已彻底崩溃，无从提起。于是孟子用“仁政” 来代替孔子之“礼治”。在孟子看来，礼只是外在表现，其内在根据即心理基础则是“仁”，有仁才有礼。仁就是善心，仁政就是善政。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的利益第一，国家利益其次，君王的私利最轻)”。孟子还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意即君王应与天下、百姓同忧同乐，方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这些都深刻地体现了孟子政治学说的“民本” 思想。应该说，孟子的“仁政” 比起孔子的“礼治” 来，是个进步，“礼治” 思想对老百姓的利益考虑较少，甚至为了维护礼教，可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乃至生命，这就是所谓“以礼吃人”； 而“仁政” 思想则相对来讲较为注意重百姓的利益。当然，以民为本，以君为轻，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是一种统治术而已。
不管是“礼治” 还是“仁政”，都被合称为儒家的“德治”。事实上，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德治”，他们多采用“阳儒阴法”，表面上用儒家这套东西来装潢门面，给人以“仁君” “仁政” 的假象，而背地里都是采用法家的“暴君” “暴政” 主张，因为只有铁腕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权力。因此，这就难怪孔孟当初为什么会四处碰壁。
3. 自强不息：修身齐家，平治天下
从根本上讲，儒家的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儒家这种进取心来自于对“天” 的领悟。我们知道，中国人历来讲究“天人合一”，意即人和自然是相通的。儒家尊崇“天”，孔子就说“尊天命”、“畏天命”。天性喜动，日月星辰，东升西落，周行不怠，正如孔子在《易传》 中讲的“天行健”，因此，要成为君子，必须“自强不息”。《易经》 乾卦九三爻辞也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意即君子当是整日忙碌(乾乾之义)，到了晚上还应谨慎思过。孟子讲得更是豪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孔子的一生，命运坎坷。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奔波列国，但常遇厄境，如“不用于卫，拘于匡，遇险于宋，绝粮于蔡”。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作枕头，乐趣也在其中了。用不义之财来享荣华珲富贵，对我来说犹如浮云一般。孔子对他得意门生颜回有过这样的赞词：“颜回多么有修养，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的粗茶淡饭，生活清苦，但他并不因此忧愁，不改变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孔子把消极避世而自命清高的隐士看做是与鸟兽为伍的人，并认为不能去追随他们躲避现实的人世。孔子尽管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他并没有真正隐居过； 相反，正因为天下无道，孔子才毕生“志于道”，决意用“道” 来改变它。为此，他亲自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栖栖遑遑，屡屡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
那么，儒家积极进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也就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在哪里呢？ 四个字“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 一词最早却是由道家人物提出来的，《庄子·天下》 篇云：“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但它更适于表达儒家的理想。对“内圣外王” 理想的完整表述主要见于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这就是儒家的“八目” 或“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儒家认为，“内圣外王” 须从小事做起，由近及远。宋代朱熹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外王” 并不是叫我们去“做皇帝”，想做皇帝，那便是“谋反”，是杀头的罪。“外王” 是叫我们去“做官”，去更好地为皇帝卖命。孔子就曾叹息过：“如果有人用我，一年就可以了，三年必有成效”，他并不想做皇帝，他是想做官。他还说，“学而优则仕”，即把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了。
因此，儒家“内圣外王” 在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官本位”文化。
在中国人的眼里，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大概莫过于“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因为在国人眼里，这两者都是人们做上了“官” 的时候：“金榜题名” 是当上了朝廷的“官”，“洞房花烛” 则是当上了另一种“官” ——“新郎官”。只要是当上了“官”，管他是什么“官”，那准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刻。不过，倘若把这两种“官” 加以比较，人们还是更热衷于追求“金榜题名”。因为“金榜题名”，便意味着封官晋爵。一旦穿上了“官衣”，坐上了“官位”，天下美色还不尽收囊中？ “新郎官” 还不照样可以当他几回？
朝廷每年都要通过不同等级的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被选上的便成了“官大人”，可以衣锦还乡； 选不上的自然还是“一介儒生”，只待来年再考。甚至，有的人考了一辈子，胡子也考白了，还只是个“童生”，没有求得半点功名。当然，也有个别读书人淡薄功名，不入科场。
清朝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更以嘲弄的笔墨刻画了这样一批可叹、可悲又可怜的读书人，他们一生都做着“状元梦”、“进士梦”、“读书做官梦”。其中，“范进中举” 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了。
范进与所有的儒生们一样，寒窗苦读，无心旁骛，但求金榜题名。然而，总是运气不好，他年年参加科考，却是年年名落孙山。他就这样一直考呀考呀，考到头发也白了的时候，老天不负苦心人，终于乡试及第，中了“举人”。然而就在“金榜题名时”，他却因兴奋过度，居然痰迷心窍，发起了疯。多亏了老丈人“胡屠户” 的一巴掌，才将这位天上下凡的“文曲星” 救醒过来。
像范进之类的儒生热衷功名，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举八股之中，“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四书五经”，其他一概不知。
董仲舒：独尊儒术，驯化百姓
春秋战国以后第一个统一中国的朝代是秦。秦始皇上台后，首先实行文化统一，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并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到法家思想上来，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甚至不惜强硬手段，“焚书坑儒”。战国时代“百家争鸣” 的学术自由气氛被彻底荡涤，万马齐喑。秦皇开创了思想统一之先例，并一直延续整个封建时代。
秦皇被汉取代后，仍是实行文化专制与思想统一，所不同的是，秦皇统一于法家，汉帝则是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以儒代法。
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 学的今文经学大师。在西汉景帝时任博士，为官方讲授儒家经典。武帝时，曾任江都相、中大夫、胶西王相。
1. 科考选官：四书五经，培养奴才
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是著书立说、形成一家的时代，故他们的作品被称为“儒经”，是儒学的总纲领、总蓝图。自董仲舒始，儒学则不再有什么大的创新和发展，而是对原始儒经的注解和引申，这种注经的方法竟成了儒家做学问的惟一方法，言必称孔孟，言必称五经，只要是符合朝廷意思，便可以任意注解。儒家亦自此日趋保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化政策的推行，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 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甚至整个传统的主流，原来并不专属儒学的“古之道术” 渊自《诗》、《书》、《礼》、《易》、《春秋》，亦一变而为儒家独奉的经典并被正式尊为“五经”，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 这个学位，推行“以经取士” 的选官制度。于是，天下学术多靡然风从，以求得仕进之途，同时，亦使传统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在过去，小孩子长到七八岁时，便要读一些启蒙读物，比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孝经》 等，这些读物主要灌输的是儒家思想，让百姓从小就接受儒学的熏陶。长到十四五岁时，算是大人了，就应该学“大人之学” 了，于是便有了《大学》。“大学” 就是大人之学，属于人生观第一课。《大学》之后，依次再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四书” 学完后，再依次学《易》、《诗》、《书》、《礼》、《乐》、《春秋》 六经。“五经” 是少了《乐经》，据说《乐》 已失传，故六经后来成了“五经”。
《大学》。朱熹认为出自于曾参，也有认为为思孟、荀子所作。《大学》 的内容主要是明确告诉学生，人生奋斗目标是“内圣外王”，即内心的道德修养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同时还须积极入世，做个圣明的统治者； 人生奋斗过程是“八条目”，即实现“内圣外王” 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者为“内圣” 的过程，后三者为“外王” 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