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汪二人虽然争个不休，但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不掌军队。蒋介石虽然扳倒了许崇智，控制了军队，在国民党中地位火箭一般上升，但胡汉民和汪精卫像两座大山压倒在他的面前，他要获得国民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必须搬去这两座大山。
汪精卫为了巩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于寻找同盟者，当时掌握军队，在党内地位不高的蒋介石是天然的盟友，汪精卫错误地认为蒋介石党内资历很浅，将其提拔上来，不会影响自己地位。结果蒋介石和汪精卫互相利用，联合起来对付胡汉民。
1925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开舰到黄埔候用。中山舰到黄埔后，蒋介石却说无调动的命令，中山舰只好返回广州。
中山舰奉令行事，但蒋介石却说中山舰是“无故生火达旦”，显然是准备暴动，3月20日凌晨，蒋介石下令广州部分地区戒严，断绝交通，派兵占领中山舰，逮捕了李之龙，并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
这一事件是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开始，对汪精卫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因为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按照国民政府的组织法，一切军队的调动和地区戒严，必须经过汪精卫，但他却对事件完全不知道。此次事件过后，汪精卫觉得自己的威信受到损害，连国民政府的军队也指挥不了，所以不久就以“迁地就医”为名，黯然离开广州。
【点评】有道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具体到政治就更是如此了。今天是张三协助李四共同打击王麻了，明天张三可能就成了另外一个遭到打击的李四。这些背信弃义、背后放冷箭的“狗熊”事迹在帝王意识强烈的封建中国时代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一次冒险，他通过此次事件打击了、汪精卫，而在局势对自己不利，估量自己力量还不能完全控制局势的时候，又通过主动的道歉和妥协，避免了对自己的处罚，这反映了蒋介石的政治阴谋确实诡异过人。
【运用】与朋友相处时，要想到他们有一天可能会变成你最危险的死敌。既然在现实中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那么我们最好要提早预防。我们要随时小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友谊而解除了武器，要知道，最难打的战争很可能就在这里爆发。另一方面，对于敌人，要将和解之门始终敞开。宽容大度是对待敌人最妥当的策略。报复的快感常常会演变成一种折磨。伤人的满足也常转化为自己的痛苦。此外，我们要意识到，一意孤行有百害而无一利，过于感情用事绝对不会有好结果。有些人不懂这个，做任何事都像土匪，干什么都想征服别人，在任何事情上都能挑起纷争。这样的人浑身火药味，压根对和平共处毫无概念。这种人如果做了统治者，危害会更大。他们会把完整的政府分成帮派，即使那些像孩子般温顺的人。也会被他们变成互相攻击的敌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偷偷摸摸的，如果侥幸成功了，就开始自吹自擂。说自己足智多谋。一旦别人不喜欢他们乖张的坏脾气，他们就恼羞成怒。他们这种人。最后往往只能留下笑柄。
精明之人善于分散对方的意志，然后下手攻击。如果一个人意志一旦游移不定，则必败无疑。精明之人掩饰自己的意图。以便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他们常常利用友情，对付政敌。以退为进。有目的而不为人知是最好的目的。当他人的意图苏醒时，你就应当有所警觉。当他人的意图蛰伏时，更要加倍警觉。要小心探明别人的图谋，注意他们的动向，以便摸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声东击西，直至他们的阴谋得逞。要当心他们的让步。有时，最好让他们知道，你已识破了他们的意图。
请注意：最信任的朋友也许就是自己最大祸根所在。
忍一国之辱赌一统之荣
【引语】5月2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较，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
勉之！”
【事例】蒋介石1927年4月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后，就准备兴师进行第二次北伐，以统一中国。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在政治上再起或重新崛起的打算。他知道，要想北伐取得成功，必然要与日本达成某种程度上的谅解，于是，下野之后，蒋介石便携张群等赴日活动，以获得日本对他的支持。
经过蒋介石在日本朝野的多方活动．与日本订立密约：承认日本在满州的利益；日本支持蒋政权，并获得4000万日元的贷款。同时，蒋介石也和美国驻日公使签定密约：美国支持蒋统一中国：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也将在蒋的政权下，得到相应保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及其他各国在中国的权益。11月10日，蒋介石带着这两个密约，踌躇满志地返回上海，1928年1月9日，通电复职．并于2月2日的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矢志北伐。1928年4月29日，北伐军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抵济南近郊。济南日本驻军悍然炮击北伐军位于济南城外新市区驻地，随后又无理劫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扣押并残酷杀害蔡公时等十几人，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济南惨案”。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的应对方针是为了完成“北伐大计”起见，应当尽力制止军事冲突的扩大。5月2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较，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5月4日，蒋介石便下令北伐军全部撤出商埠区，同时，不断地派“日本通”去与日本谈判，以达成某种协定。5月5日，蒋介石再次下令，除留两个团的卫戍部队在城内，其余国民党军队一律撤出济南城，试图实现他的“把军事摆开以后，才同他们说话”的计划。蒋介石还严令取消一切反日运动，禁贴反日标语。他对部下发出训令说：“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若遇有事时，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捕作俘虏，即听其捕和俘虏。”
6日一早，蒋介石携部下一行便轻装骑马出了济南城，在离济南城30华里的党家庄设立总部，在列车上办公。
8日午后，蒋介石的办公列车开往泰安，日军司令员福田送来一函件，提出要求：“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罚；对抗日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为监视上列事件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盼上列事项，于12小时之内答复。”这五项条件。简直把中国当成一个战败国对待。
蒋介石接到函件后，立即商量答复意见。本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北伐事业贯彻到底的方针，一面与日方交涉，一面又派人进入济南城，委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外交事件的接洽和联系的任务。又命令留守卫戍济南的军队长官，要他们尽卫戍的责任，不得向日军进攻；同时日本来攻的时候，必须死守，并予以重大的打击。如不奉到撤退的命令，不能撤出济南。最后，在日军的逼迫之下，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革命军绕开济南，继续北伐。
【点评】中国的孔夫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就要学会忍耐，不要因为一时的负气而坏了大事。而蒋介石面对北伐的阻力，居然委屈求全，接受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屈辱条件，绕道北伐，以忍一国之辱，去赌一统之荣，这在当时是颇令人嗤之以鼻的。
【运用】有道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大丈夫一屈值千金”。李渊膝下一屈，何止“千金”？李渊膝下一屈，揭开了大唐帝国三百年的基业。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奉命讨捕群盗。对于一般的盗寇如毋端儿、敬盘陀等，都能手到擒来，毫不费力；但对于北邻突厥，因突厥自恃有铁骑，民众又善于骑射，却是大伤脑筋。经多次交战，李渊败多胜少。突厥兵更是肆无忌惮。李渊视之为不共戴天之敌。
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突厥竟用数万兵马多次冲击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吓跑了突厥兵。更可恶的是，盗寇刘武周，突然进据归李渊专管的汾阳宫（隋炀帝的离宫之一），掠取宫中妇女，献给突厥。突厥即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另外，在突厥的支持和庇护下，郭子和、薛举等纷纷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随时都有被隋炀帝借口失责而杀头的危险。
人们都以为李渊怀着刻骨仇恨。会与突厥决一死战。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把“美女玉帛”统统送给始毕可汗！
李渊的这种屈节让步行为，就连他的儿子都深感耻辱。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之后还念念不忘：“突厥强梁，太上皇（即李渊）……称臣于颉利（指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酋！”
李渊却“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屈节让步虽然样子上难看一点。但他意识到能屈能伸方可成为大丈夫。
李渊屈节让步的行为。虽为不少人所不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策略，它使弱小的李家军既平安地保住后方根据地。又顺利地西行打进了关中。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突厥在后来又不得不向唐求和称臣。突厥可汗还在李渊的使唤下顺从地翩翩起舞哩！
由此看来，暂时的屈节让步，往往是麻痹对手保全自己。最后不断走向强盛。再反过来使对手屈节的一条有用的妙计。
出尔反尔唯恐大权旁落
【引语】蒋介石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让各位委员留驻南昌，理由是“政治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事例】在北伐军攻占了武昌、九江等战略要地以后，1926年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决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迁至武汉。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定都武汉。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另于武汉设政治分会。
12月7日，各委员到庐山举行了中央会议，蒋介石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的迁都武汉的主张，让各位委员留驻南昌，理由是“政治与军事配合。
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提议迁都南昌。中央各委员不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会议不欢而散。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住南昌”。
蒋介石认为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式高涨。国民政府设在武汉对自己十分不利，坚持迁都南昌。
2月初，在庐山会议上，谭延闿、宋子文等从中调停．蒋介石只得同意迁都武汉，并于8月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蒋介石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蒋与武汉国民政府完全决裂的条件还不成熟。
1927年3月10～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常委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缩小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以禁止蒋介石的独裁倾向。
蒋介石意识到大权极有旁落的可能，于是，他不得不另找前进的道路和依靠力量。可是，当他试图拉拢汪精卫时，却遭到汪精卫的拒绝。4月3日，蒋介石召集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开会，决定：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在南京另立中央政府．开始了对中国的独裁统治。
【点评】蒋介石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可谓深谙权变之术。
《孟子·梁惠王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的意思是说：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后来指言论和行为前后自相矛盾，反复无常。
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野心。
【运用】俗话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如果我们想做大事、成伟业的话。必须在自己的身旁聚集一批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的能人贤士，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倾听他们的见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宽大的胸怀，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把大家凝聚起来。在这一点上。曹操是一个成功者。
曹操被后人称为“一代枭雄”。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具备了成功的一些条件。如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兴屯田、大量网罗人才以及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锻炼了非凡的指挥才能等。单就罗致人才一点而言，曹操的成绩就很突出。曹操所罗致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断，不仅袁绍、袁术、刘表等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比之孙权、刘备，曹操也占有明显优势，这成为他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曹操能够招贤纳士。首先在于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早在同袁绍一起会盟讨伐董卓时，曹操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才的卓越识见。
一次，袁绍问他：
“如果讨伐董卓不能取得成功，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占据地盘呢？”
曹操引而不发，先反问一句：
“您认为应当怎么办才好呢？”
袁绍气势如虹地回答：
“我南面据守黄河，北面依恃燕、代，再将西北乌桓、鲜卑、南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势力吞并，然后向南争夺天下，这样，大业总可以成功了吧？”
曹操听了，不置可否。却沉稳地谈了自己的打算：
“我任用天下的谋臣和将士。用合情合理的手段驾驭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稍停片刻，曹操又补充说：
“商汤起兵于亳，周武王起兵于岐周。难道他们的地盘相同吗？如果将险固的地盘作为资本，就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了！”
曹操在这里自然不是反对获取地盘。尤其不是要反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是认为人才比地盘更为重要。有了人才。没有地盘可以获取地盘，反之则有了地盘也可能失掉地盘。有了人才。就有了实力。有了办法。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以从容应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则很难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站稳脚跟。曹操的识见。自然要比袁绍高明得多。
曹操在他多年的征伐中知道。胜利并不仅仅依靠实力，更多情况下是实力加巧力。一方面在于自己的智力。另一方面在于自己手下的谋士。最初曹操起兵时，把自己看成统帅加谋士，而当他羽翼丰满后，便把自己置于统帅的地位。而把自己手下的将士则置于将才之列。
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开始招贤纳士，用众人之智，建自己的霸业。
事实上，曹操之所以能在短期灭袁绍、逼江东、取西京、成霸业。与他以才谋人、以人为本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借哭灵争正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