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的宫廷斗争会有利于李氏家族的皇位保全，但如果派系之争搞到几个朝代都无法停止，朝廷乌烟瘴气，危及社稷安全，黎民营生，就要倾力打击以求万全之策了。
宪宗元和时期延续下来的朝廷官员的朋党之争，到了穆、敬、文、武诸朝，逐步形成了“牛李党争”。朋党之争是唐代衰亡的原因之一。在唐代的科举制度下，无论世族或寒门，只要参加考试得以及第后，做官的机会均等。为要达到及第目的，考试之前，举子要送作（包括诗文等）给王公大臣，以求他们能给自己以美誉。及第之后，又要拜谢主考官大恩，尊为恩师或者自称是他的门生。主考官为将来得到协助，也一定会尽力提拔其录取的门生。同年及第者，为了能做个朋友，也互称年兄，彼此结合，如果原是师生、同年很自然的会结为一个团体。做官的另一重要途径为门荫，“门荫”是指借先人之功，循例而得官。这些借先人之功，不以进士出身而得官的门荫们，又以出身于世族的居多。这些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而进士们仗着他及第的学科诗文，则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自然对政治的见解也会有不同，党派之间的争论也就无可避免了。
李德裕牛李党争，始于宪宗元和二年（808年），宰相李吉甫主张以武力制裁藩镇。次年，进士牛僧孺等指陈时政之失。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对牛僧孺等颇为不满，从此牛、李结怨。牛李两党在出身上，前者重进士，后者重门第。在朝廷议政之际，两党成员往往互相攻击，是非蜂起。牛党主要领导人有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杨汝士、白敏中等；李党主要领导人有李德裕、裴度、郑覃、李绅等。李党人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的；牛党人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大体上李党多以经学为宗，而牛党多放浪浮冶的行为。而且，双方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当时牛党一派的骨干李宗闵任中书舍，礼部侍郎钱徽和右补阙杨汝士主持科举。考试之前，宰相段文昌因为接受了考生杨浑之家藏的书画，就面托钱徽，后又写了书信保荐；同时翰林学士李绅也为自己喜欢的考生周汉宾向钱徽写了举荐信。本来唐朝科举选拔过程中，考生举子以个人才艺向朝廷权贵或者贤达自举，或者请人向主考官讲情都是常有的事情。但这次情况与以往不同，段文昌和李绅推荐的杨、周放榜后名落孙山，而其他大臣的子弟14人高中。于是，段文昌一气之下向穆宗揭发钱徽等科场舞弊。穆宗就此事征求翰林学士李绅的意见，李绅附和段文昌。穆宗遂下诏复试，题目是《孤竹管赋》和《鸟散余花落》诗，复试结果，这个题目除了其中三人还算粗通以外，其他的十多人全部落选。穆宗对这次科举相关人员分别给以惩处。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潼等县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吏。涉及此案件的官员大多遭到处理，宰相段文昌不久也被罢相。
那么，牛李党争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李党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建树功绩，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他们不得不打击牛党。李党在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上，都主张以武力解决。牛党相反，他们反对朝廷平叛。宰相李吉甫积极平叛时，牛僧孺却攻击他“炽于武功”，实际就是反对朝廷打击割据的节度使。李党坚决维护边区安全，反对吐蕃奴隶主的侵扰，而牛党却苟且偷安，执行投降政策。李党重视政治改革，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李党主张精简机构，节省开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是一项进步措施；牛党却于大中年间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三百八十三员”。李党反对佛教，主张灭佛；牛党相反，大中年间便废除对佛教的禁令，结果“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他们之间的意气用事，以及无原则性的政见分歧的无端争执，无疑间加深了唐朝的政治危机。
牛李党争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并不是唐朝衰亡的根本原因。李氏家族统治集团没有处理好牛李党争，只能说明统治者无能。统治者无能才是唐代衰亡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