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木商还深入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贩木材。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婺源县志》里是最多的。湖南木材主要产于湘西山区，这里多有苗族人居住，故所产木材又称“苗木”。清康熙年间《婺源县志》中说当地木商“贩木苗疆”，指的就是到湘西山区贩“苗木”。不论是“贩木湖南”，还是“货木三楚”，所贩之木，皆编排放入长江，输往江南等地。
木材的广泛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木商还在一些商埠重镇开设“木行”。所谓“木行”，即旧中国经官府批准设立的一种专为木材买卖双方说合交易，抽收佣金，监督商人纳税，并向官府缴纳牙税的一种专业组织。徽州木商在外埠开设的木行，以旧时杭州候潮门外的“徽商木业公所”最为出名。据《徽商公所征信录·序》载，该木业公所“（于）乾隆间，创自婺源江扬言先生，其子来喜又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计三千六百九十余亩”。咸丰、同治年间，公所被焚，木业一蹶不振。清宣统初年，经木商江城（婺源人）等人倡议重建，栋宇重辉，规模重整。清末民初，休宁木商江锦山开设在杭州闸口的木行，也是很出名的。据新编《休宁县志》记载：民国时期，休商在杭州开设的木行很多，程友恭开设的三三木行，资金250万元。张天佑、张彦昭开设的乾记木行，有资金400万元。
历史上徽人经营木业而出人头地者不乏其人，他们往往利用替宫廷采办木材的机缘而大富。如，明万历年间修乾清宫、坤宁宫，徽州木商在北京大肆活动，利用采办官物，进行木材走私。据陈眉公《冬官记事》载，当时婺源木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割创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又如，明天启年间，歙县西溪南人吴养春在黄山占有山场2400多亩，每年单木材一项收入就有几万两银子。天启皇帝在北京建宫殿，都用了他的木材。再如，明崇祯七年工部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受命采购木材，诏赠“御商”。
（一）贩运木料发家
徽州处在万山丛中，北有云都之称的黄山，南有峰峦叠嶂的天目山，绵延不绝。徽州地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降水丰富。夏季无酷暑，冬季不严寒，因此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却成了竹木生产的基地，森林覆盖率很高。其中有许多珍贵树种和经济林木，如楠木、樟木、青檀、杜仲、棕榈等。特别是杉木，木理通直，坚韧耐腐，是上等的建筑用材。另外，徽州还有满山遍野的毛竹。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自然虽然没有给徽民提供良田沃壤，但却赐给徽民山林竹木之利。山林便成了衣食之源。早在南宋时，徽州人就利用新安江及其支流，如练江、浙江、丰乐水、布射水等把当地的木材和各种特产运出，并把大量粮食运回。明清时期，江南木材市场扩大，新安江变成了“黄金大道”，贩运木料的徽商只在水上跑跑便能发大财。
徽商一般是在冬天将林木砍倒，其刳掉树皮的，称为“白梢”，不刳掉树皮的则称之为“红梢”。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干，打上物主的印记（用斧头砍出一种标志性的痕迹），第二年春天溪水上涨时，放流至新安江。
水运木材也有两种方法：其一被称为“赶羊”，即不扎排，把砍下的林木堆到山溪河道旁，等春季涨水时顺流而下。另一种就是扎成木排，一般是在大河道汇集后，再采用此方法。据说这是清代婺源木商程文昂首创的，他因地制宜，将毛竹劈开制成篾缆，用以扎成大木排，省工省钱，而且异常牢固，减少了木料流放的损失。其他木商纷纷效仿此举。
每年五六月，雨水充足，新安江陡涨，河面顿时宽了许多。这时河面上漂浮着一排排扎好的木排，宛如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前后相接，场面壮观。木排在水夫的“控制”下，顺流而下，不时溅起堆堆浪花，水夫的尖叫声在弯弯曲曲的江面上回荡，惊心动魄的场面随时可能发生。如果一不小心掉进江心激流里，此命就呜呼哀哉矣。有多少木商与水夫做了水下冤魂，长流不息的新安江自有记载。
这些放排的木料，大多是杉木，休宁、祁门、歙县是杉木的主要产区，其中休宁产量最多。在明清时，以婺源地区的杉木质量最佳，深受广大用户欢迎，婺源不少富商就是靠贩运木料发迹的。
（二）贩运木材的风险
新安江水年复一年地流淌，它大大小小的支流，又把徽商的视野带向更为广阔的空间。胆大的徽商便溯长江上行，进入四川、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与当地土司头目打交道，并雇佣身强力壮的伙计，砍伐树木。然后放木排，顺江而下，直达南京等地。
有的徽州木商南下江西等地，将在江西各地买的杉木运到饶州造捆扎筏，然后放流鄱阳湖，北上入长江，沿江运往长江下游两岸。
长江沿岸的城镇是徽州木商活动的重要地点。南京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木材运往江南各地的最大中转站，徽州木商在此人数众多，资本十分雄厚，他们还在上新河一带建有徽州木商会馆。
镇江是长江木材由运河北上南下的航运枢纽，苏州和杭州也是江南木材转运的重要基地。徽州木商在这些城市都有同业公所和会馆，并且他们的经商足迹还深入到邻近地区。
贩运木料的徽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经营木材和经营其他商品一样，要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优质木料市场上供不应求，能赚大钱，但大多生在深山老林之中，道远山深，采伐极其困难。即使伐倒，运出也相当不易。甚至出现“一木下山，常陨数命”的高度危险情况。而且，由于木筏常年漂浮于洪涛巨浪之中，因此稍有不慎就会遭受很大损失。遇到江潮、风暴或火灾等，也都会让商人们损失巨大。
尽管在运输木材时，“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有很大风险，但徽商中经营木业的仍然很多，利润丰厚乃是其中的关键。木商们心里明白，只要他们善于经营，多能发家致富。南宋时有人就说：一根木料出山时大概不值一百钱，而运到浙江后就能卖到两千钱。除去关税、运费，其利润自然是可观的。明清时期亦然。当时有个董姓商人运木时碰到涨水，木材漂失大半，他把剩下的小半出售后依然能够还本，如果不遭损失，这一趟经营下来，定是狠赚了一笔。
五、囤积经营巧生利——米商
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不得不仰给于四方。自唐宋以来，徽人就重视经营粮食贸易。但那时徽州粮商的活动主要是将外地粮食贩入徽州，其规模还不算大。
明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反而不能自给，必须依赖长江中上游的接济。于是惯为粮商的徽人便迅速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规模，一跃而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了。《古今小说》中曾描写明万历年间，徽州陈姓商人以二三千两银子作本，每年从襄阳贩过豆米至枫桥镇发卖的故事。这表明，当时在徽商中这种有固定贩运路线的专业粮商已大有人在了。
明万历初年，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而其中“徽人尤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这两件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入清以后，苏浙闽等处粮食的需求大增，而湖广地区的稻米生产也大有发展。清雍正以后，四川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商品粮供给地。在这种形势下，徽州粮商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了。清乾隆时，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川米沿江东下，适逢汉阳发生灾荒，他就在该地一下子抛售川米数万石。
许多徽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之后，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满载而归。当时盐船贩粮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湖广粮价的涨落。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盐商江楚吉等禀报官府，自愿从江西、湖广运米至江苏“平粜”。巡盐御史李煦为防止他们采购粮食引起江楚地方粮价上涨，只许他们以销盐所得银两的十分之一购米东运。清雍正八年，盐商黄德光曾奏请领运湖广常平仓积压的陈粮30万石，随时随地发卖。他们贩运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一）荒年囤粮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苏州大旱，粮食短缺，米价腾贵，每斗市价150钱。此时有个徽商从湖广贩米至苏州，如果按当时价格发卖，他已经可以获利四倍了。但该商犹不满足，便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粮价继续上涨。有人讽刺他说：
丰年积谷为凶年，一升米粜十升钱，天心若与人心合，头上苍苍不是天。
运粮
这是一种典型的投机牟利的囤积奇居之商。
与此相反，清乾隆十六年（1589年），徽州年荒米贵，歙县商人喻起钟将其在浙江兰溪储存的500斛米运到了徽州。有人对他说，此时应囤积其货，“使价腾踊”，然后再抛售，便可获暴利。然而，喻起钟不听，且按当时的价格出售了这批粮食，以缓解乡里粮食短缺的困顿局面。喻起钟在这批粮食的贸易中肯定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是正常的价格差价，与前面所讲的那个徽州粮商可获利四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价的做法是迥然有别的。
徽州的囤积商人为了能及时了解行情，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往往将“囤积”和“走贩”结合起来经营。他们或者在商品的产地定居下来，囤积商品，等待时机再运往他处销售；或者将商品运往销售地囤积，等待时机在本地销售。
如休宁程守仪同他的哥哥经商于楚，他们一人坐贾囤积，一人行商贩运，分工协作，同甘共苦，结果三年以后，成为巨富。
（二）囤积经营
明嘉靖年间，年轻时父亲客死外地的休宁人程锁，因其资财也被人占夺殆尽，故不得不弃学从商。他与同宗者十人合伙，每人出钱300贯作本，在江苏溧水经营。他一方面在春荒不接的时候，向小农放贷款，秋收时节收取利息；另一方面在“谷贱伤农”的时候，平价购进粮食囤积，待大饥之年，谷价腾贵时，再把囤积的粮食抛售出去，在一买一卖之间大获厚利。程锁是个善于经商的人，自觉遵守商业道德。他放债取息较低，年息不过十分之一；籴粜粮食持价比较公道，即便是大饥之年，出售粮食的价格也跟以往差不多，所以博得了当地人们的交口称赞，以致生意越做越红火。
囤粮
后来，程锁又将生意扩大到苏浙的其他地方。年轻时仅以“三百贯”起家的程锁，到中年时，已成为拥资数百万的富商。程锁致富的秘诀就在于把“囤积”与放债结合起来，春荒米贵之际，贷钱给农民，然后再让农民拿钱来买自己囤积的粮食；秋收米贱之时，让农民卖粮还贷，自己又乘时买粮囤积。虽然程锁是个“良贾”，但通过这样一出一进，一进一出，放贷收贷，购粮销粮，循环往复，他自然也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浙一带的徽州囤积商人为了扩大其囤积规模，有时还同典铺串通一气，大搞囤当活动。他们事先跟典商讲定较低的利息，每当粮、棉、蚕丝上市时，便乘贱收购，当进典铺，取出质钱，再买再当。在典铺资金的融通下，囤商的一两本钱，往往可以买到价值数两银子的货物。待到市价上涨时，囤商便陆续赎出货物，高价出售。这种活动使典商囤商共享厚利，而小农则深受其害。苏浙地区是徽商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徽州典铺最多的地区，从事这种活动的主要就是徽商。当时在浙江塘栖镇就有许多徽杭大贾“开典囤米，贸丝开车”。所谓“开典囤米”，指的就是这种囤当活动。
总之，徽州商人非常善于从事囤积活动。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其经营规模，通过盘剥小民，使自己获取丰厚的利润。
六、松民之财归于徽帮——布商
布店
早在明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足见那时盛产棉布的松江，已经成了徽人竞趋逐利之场，棉布显然已成为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了。
明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苏浙盛产棉布的城镇，几乎无一不是徽州布商辏集之处。他们或持有少量资本走街串巷，从农家织妇手中零星收购棉布；或开设牙行、布庄，把持市场压价收布。明末嘉定县钱门塘市居民丁娘子善于纺织，所织之布，细密柔软，质地精良。有一徽商便在钱门塘市赁屋居住，收购这种布，行销四方，深受用户欢迎。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从此钱门塘布也就成为徽商手中的畅销货。
清代在苏州开设色布字号的徽商都在附近市镇上开设布庄，自行收布。如嘉定县外冈镇所产冈尖最宜染色，“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南翔镇所产之布厚实耐用，“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在松江的徽州布商往往既是色布字号老板，又是开设棉布牙行的经纪。他们的“字号在松，发卖在苏，且牙行亦多居松”。徽商吴舆藩在松江开设“富有”字号，同时又设立许多收布的门市部。他们在收布活动中，一般都利用封建牙行制度，操纵价格，把持市场为自己收购价廉物美的棉布。在那些地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谓之“花布行”。如无锡就有许多徽商从事这种活动。他们以不等价的交换，贱价收布，运往北方发卖，获利甚厚。所以徽商把无锡视为利薮，称之为“布马头”。
此外在常州、上海等地也有许多徽商开设的字号。他们染色技术极精，又能选用上等的布料和颜料，所以染出的布鲜妍可爱，色泽宜人。他们为了提高信誉，扩大销路，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以防假冒。清康熙时，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他暗中贿赂缝工为他的产品作宣传，使益美的声誉大起，一年之内售布竟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货。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他们通过运河把江南棉布运往北方销售。当时运河一线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临清等处，都有许多徽州布商从事贩运活动。清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场开设日成祥布店。该店从南方字号中提货运往北京发卖，然后把银子利用会票陆续汇往南方偿付货价。其中有一次汇兑的银子就达3 000两，足够偿付六七千匹色布的货价。
还有许多“徽苏闽浙之人”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和其他货物海运至辽东、山东、淮扬等处销售。当时长江中上游也是江南棉布的重要市场，每年都有大批商船载米东下，贸布而归。安徽的芜湖，枞阳以及和县的运漕镇都是进行米布贸易的重要场所。这些地方的米布贸易都有徽商插手其间。明末清初，家产百万的徽商吴逸公就曾“为米布于运漕”。
自明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徽商保持了三四百年鼎盛辉煌的历史。他们拿出十八般武艺，身手尽显；或百折不挠，创业发展；或攀缘权贵，以为靠山；或依靠宗族，作为后盾；或创新制度，招牌永立；或广告促销，出奇制胜；或巧用商术，力挫群雄。本章讲述被称为“徽骆驼”和“绩溪牛”的徽商传奇故事，以展现他们的营商观念，致富内幕，儒商风度，特别是作为成功关键因素的徽商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