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犹未厌”。因而，每一个成功的徽州商人几乎都有一部艰苦创业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在失利时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而且在经商致富以后，也没有小富即安，仍然是进取不止，到老到死仍追求不已！现在，这种“徽骆驼”的精神，穿越时空的隧道，依然闪耀着催人奋进的光芒，深深地激励着每位现代商人努力奋然前行。同时，从徽商的创业经历中，我们更可以看出，他们的成功也来自于他们当时拥有相对较为开放的思想观念，来自于他们摆脱了“以货易货”的落后商品交易方式，走出了小生产者的封闭狭隘意识，避免了带着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走进商业活动领域！
徽商有一幅传统名联：“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它让人看到了徽州商人，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成功企业家身上所应拥有的那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我们知道，徽商经商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更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他们在长期经营中相信“义以生利”、“财自道生”，崇奉商人经营要“有利可图”，但绝不“唯利是图”，很好地摆正了个人利益、他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的关系，做到了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时至今日，“市场是诚信者的居所，企业是老实人的天下”，在这样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诚信是做人、做事、做企业、做生意的最低标准。只要我们想把生意做大、做好、做长久，就必须高扬诚信的旗帜，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竭力把传统徽商“讲利润、讲效益，更讲诚信”的诚信经商之道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沿袭过去的成功，是徽商失败的最大原因
徽商兴盛了很多年，为什么在清朝末期进入低谷，直至衰落，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原因在于徽商创新不够、盲目求大，根源在于小农意识突出，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改造“企业”。也可以这么说，徽商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沿袭了自己过去的成功！
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科学管理，而传统徽商企业管理的核心却是伦理管理。在传统徽商企业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而是师傅和徒弟、老板和伙计的关系，又或者是宗法、血缘等关系。从这点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徽商为什么从胡雪岩开始销声匿迹了。胡雪岩是最后一个成功的徽商，他的失败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正好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随着传统社会的结束和现代社会的开始，商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徽商传统落后的经营模式与管理方法再也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毕竟，钱庄肯定竞争不过银行，胡雪岩也斗不过现代银企经营者！
（四）批判与再造，重塑现代徽商精神
古往今来，成功者各自有道，只不过有些道理是不同的，有些道理是共同的，同时有些道理又是因时顺势必须及时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即予以扬弃的！一个成功者的失败，大都源于他曾经的成功，没有走出过去成功的阴影，只津津乐道于成功的“乐土”，未跳出成功的“三界”，因此成功者的持续成功，必须来自于成功者对自己的不断批判性超越！唯有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才能突破自我，突破已有的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所以，对于传统的徽商精神，现在必须及时进行扬弃，要弘扬其精华，摈弃其糟粕，要用“批判与再造”的方法来重塑现代徽商精神，从而用现代“商人意识”来改造自我，改造企业，专业化地做个“商人”！
（五）要基业长青，必须“批判与再造”
如同徽商、晋商的兴盛与衰落一样，中国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也会陷入两大怪圈：一是“轮回”的怪圈；二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怪圈。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阶段，一个企业的命运往往维系在一、两个人或几个人身上。这种现象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企业要摆脱这样一种怪圈，就必须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形成一种系统的支撑力量，以避免个人英雄主义怪圈的再次发生。
“一个企业的成功，一次可能出于偶然，二次属于实然，三次才是必然”。一个成功的企业和一个产品成功的企业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产品成功的企业往往是短命的，而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它标志着这个企业更加成熟、更加健康，拥有蓬勃的活力与过硬的市场竞争力，能够长久地生存与发展下去。
只有通过从灵魂到肉体，从思想到行为，从个人到企业的全面批判再造活动，才能使企业的根基永存。这场活动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头脑发热，不是灵感一动，也不是某个经济学家的思想体现；而是与企业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是由来已久，深思熟虑的产物。具体来说，也就是该项活动一是运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用“洗脑”的办法来清除旧东西，净化心灵；二是借用国外先进企业的运作经验——“铁篦梳理”来反思和改进我们的工作，并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五、徽商的复兴之路
新一代的徽商
探讨“徽商的复兴之路”——这里的徽商已并非狭义的“新安商帮”，而是就整个安徽而言，更确切地说，我们要暂时搁下美菱、荣事达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说，而探寻作为真正意义的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之路和民营企业的振兴之路。
重振徽商，必须与时俱进。首要的是突破来自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应营造一种勇于经商、敢于经商的氛围，不要被某种心理或习惯所困。解放思想中的一些禁锢，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确实重要。长期以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明清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产生过诸多大名鼎鼎徽商的西递村至今还留有这样一副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在“官”与“商”的游离之间，徽商的科举入仕情结清晰可见。
“经商做贾的目的在于读书做官”，对这种文化观有的人将其判为明清徽商成败的根源。虽然有失偏颇，但这样的文化思想确实长期存在，并左右着安徽的代代莘莘学子。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王东京教授在安徽省委党校所作的报告中将“越穷的地方，人们越想当官”归结为中国官场的“三大定律之一”，可谓一针见血。连北京的高校师生都说：“安徽的硕士、博士毕业后首选是进政府机关”，试看从北京回安徽来的高学历者几乎都在政府部门、国有金融机构，其中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占绝大多数，在安徽几乎没有高学历者白手起家从事实业的。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这是经济发展中来自思想根源上的最大障碍。有关人才都集中到拥挤的机关里，那么微观主体经营者素质的提高将是何等的缓慢！毕竟“儒家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是难以相容的”，就连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这位对儒家思想极力推崇并用来有效治国的资深政治家都曾这样感慨。
准确地说，安徽境内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廖若辰星，安徽民营企业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远没有形成气候。更准确地说，安徽新生代的企业人才目前普遍处于受雇于人的地位。记者曾在温州采访，恰遇在温州打工的安徽籍“白领阶层”聚会，从一叠厚厚的通讯录中，我们查阅了四百人之多的基本情况，他们都在30岁上下，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毕业的大学生，很多处于温州企业的中高级管理岗位，是标准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意气风发，掌握着很多资金和信息，笔者在和他们的聊天中得知，他们之中有近一半是因“不甘寂寞”而毅然从安徽的基层政府、国有企业中远走他乡的。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徽商复兴的希望，这些人将是未来徽商复兴的主体。
从改革与发展的角度探讨徽商复兴这一主题，笔者认为，改革应该塑造尽可能多的微观主体，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无疑，民营经济成为安徽乃至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决策者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缩短这个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发展路径。以前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独资、合资企业、民营化了的乡镇企业仍然是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拓展的基础和发展原动力，它们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逐步强大起来。另外，在全球一体化和国有企业进一步从竞争性乃至一些垄断性行业退出的大背景下，促使更多外商在中国设立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促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而在增量上扩大民营经济的规模，提高民营经济的档次，将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路径。
此前，安徽新徽商集团正在集中精力重组原安徽省商务厅下属的12家企业，但据介绍，在这12家企业中仅有4家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在盘活这些资产存量时，公司上层花费了许多精力和物力。有人问及政府让这12家企业并入徽商集团麾下，是否有“拉郎配”之嫌，该政府的同志回答得很巧妙：这要看一年后的市场运营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时至今日，安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没有突破固有的模式，仍然试图实现原有体制的逐渐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