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长假到外地妻子家，因工作内容和生活环境与那儿人们的差别较大，相互间除了寒暄，好像就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了。于是，抽空去了趟市区的新华书店，购得巴金著《随想录》（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
关于巴金先生晚年的这部文集，大约两年前，在网络《启蒙论坛》上，曾有人提及。印象中，引用者强调说：作者在此文集中，着重在呼吁和宣扬两个社会性话题，即“说真话”和“反封建”。
假期间，尤其是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从清晨到黄昏，窗外的雨雪下个不停。尽管，那漫天飞舞的雨雪尚没有大到封门的地步，到也实在地阻住了串亲访友者的脚步。因此，我乐得自在，把间断读着的《随想录》，呆在家里，一气翻阅完了。
读罢此书，已近深夜。伫立窗前，远眺灯影下仍在翻飞的雪花，胸口郁闷难挨，好像有许多话要讲。然而，摊开日记本，却又无处下笔，只好潦草地记下年月日和这一天下雪的事情，便倒头睡去。
出生于六十年代的我，亲历了整个“文革”十年。周围生活间，虽也晃动着一些反革命、右派或走资派的身影，但真正如同巴老书中追忆和悼念的艺术大师级人物或高级别知识分子，却也没有一位。就年龄和背景而言，针对巴老在书中倾诉、谴责、切齿的文革式人身性的摧残、蓄意侮辱、任由折磨等行举，按说我应当莫名其妙、麻木不仁的。然而，事实与之相反，近来在读习《随想录》中，自己却始终有一种揪心切肤的痛楚和愤懑！
“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在书中，巴金先生是这样解释何谓“说真话”的。
若依这样的解说宗旨，去谈各自的读书感受。我觉得，巴老于其书中，披肝沥胆，念念不忘，急切而又意味深长地去告知读者和后人的，与其说在倡导“讲真话、反封建”，毋宁说渴望世人勿忘文革的惨痛教训、深究文革生发的社会因果。
“表态、说空话、说假话”是文革时期极为典型性的不良社会风气。如同巴老在文章中揭示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是文革向纵深发展后，在应对“专制、整人、割xx尾巴”的所谓“运动、学习”时，人们通常会采取得“活命办法”和“生存策略”。
然而，就在实施这些“明哲保身”的办法和策略中，多少人，挖空心思，自欺欺人；多少人，陷他人和自己，于不仁不义之地；而又有多少人，不肯奸佞委屈，以至于粉身碎骨，死不瞑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氛围中，如果说依然会有“精神风貌”的话，也只能是：让斯文扫地、良知泯灭之“风”，任丑态百出、麻木不仁之“貌”了。
大概是歌德，在其“谈话录”上，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地区或国家，若要出现文化上的复兴与飞跃，必须要继承一大笔丰富的社会遗产。
歌德上述认识或说理念的由来，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更不会是上帝似的可以没有任何理由依据的神喻；而应该是任何人，必须通过社会历史性缜密性观察与深刻性反思后，都不难得出的客观性结论。
民主思想、自由精神、人道主义，在全球理论与实践上的迅猛发展，离不开法国大革命中个性张扬、公社激情、残杀酷斗等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而十九世纪至于今，一切政治、文化、科技之成就，又何曾离得了产业革命和跨国战争的得失利害呢？
单就中国自身而言，无论从物质破坏性还是在精神裂变上去看，“文化大革命”足堪称华夏悠久传统文化史上的“一大笔极其丰富的社会遗产”了。
所以说，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挥舞起了“复兴民族、辉煌文化”的大旗，则是有理由的。但是，在其种种理由或说客观依据中，反思文革，肃清文革流毒，充分认识文革的本质真相，乃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2005年2月中旬初稿。2014年2月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