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国外，一日通过微信聊天，那边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教学、科研及撰写论文，忙得不亦乐乎。而国内的我，如同手机微信或网络论坛所见，不过只是每天转发或粘贴几条自以为是的诗文而已；日常生活中，也不过一边感慨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国学“博爱”精神，一边尽力着人生此阶段良心理性所必须的义务。
就在上面和同学东扯葫芦西扯瓢了一段后，我乘兴说道：“国内又开始讲法治了……”而对方即刻委婉地提醒道，那边已经深夜，明天上午还有一堂公开课。于是，我也知趣地赶紧回复了“再见”。
又到了每年订报纸的时候。近来，老父亲又习惯午饭后，把一摞子报纸放到我床头上，好像提醒我：“如果你们都不翻看，就别再花这份冤枉钱了吧！”
是啊！近两三年来，上下班路上听收音机，平时摆弄手机微信，家里的报纸，也只有父母还和过去一样一早取回来，并从头到尾看上一天。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变化，也就是父亲不再用笔于报纸的这里那里，划上道道，或折起来，精心摆放在一边了。虽然，父亲从来没有明说过这样做是为了提醒谁去阅读其“重要”内容，但父母如此诱导和劝慰的模式，从学生那会儿我就心知肚明了。
“爸，中午时间太短，报纸放你那边看吧。明年的报纸我已经订了，还是‘生活报’，免费送一个季度的‘时报’。你睡觉吧，一会儿我自己能起来。”父亲接过我拿回去的报纸，也没有说什么。但差一刻要出门上班时，先是听到母亲窃窃私语“要走了”，随后，父亲一如既往地探出半个身子，嘱咐道：“手机、钥匙带好了吗？”
昨晚，忘了具体在哪个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在高谈阔论“而今国内论坛上生于六十年代者是火气最大的一群人”。文章立论，从“文革”前后的生活背景，到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学工、学农、学军”浅尝辄止的体验，尤其是八十年代约3%高考上学的竞争、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的既得利益以及新世纪至于今各行各业“官”舞台之峥嵘，更加之“上有老下有小”和“盛年日稀”、“壮志未酬”等等压力和痼疾，都使得这一拨子人在明星、个案、特例之表率下，类似“酒壮熊人胆”一般，仿佛只有他们都特大火气或特别暴躁不安分。事实是否如此？中国眼下是否存在这样的景观？吾对其文章匆匆一瞥之后，却是“无语”而沉思之！
亦如同本文开头，当提及“国内再提依法制国”话题后，曾经的八十年代大学生即刻回避而“无语”一样，面对此时此刻国内外热议和期盼“法制建设”必将振兴中华的大好局面，我自己却以为：凡生于六十年代者，究竟充当“发火者”还是“无语者”，其实都无关紧要的；如若生于六十年代人们，不辜负其特殊经历和历史使命，能够“桃李无言树下成蹊”一般“无为而治”，便能够伴随或引领华夏文明及其社会格局走向真正“民主、自由、公正”的崭新时代。那么，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无论其生于六十年代或是N或X年代，又何必摆出这样那样“另类”的姿态呢？！
（2014年10月29日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