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9日周日
因参加研究生考试，复习背记“党史”之中国近代史知识，从中却感受所谓社会的发展变化，唯于其时势背景和突发事件中，探求历史运行方向和轨迹之际，才见出生活的真实面目。
任何一个时代，处在风雨飘摇的社会舞台上，所谓“雄鸡报晓”的能耐，若能站得住脚，途径只有一条，就是不能逃避现实，温故历史，深入思考和实践；于时机佳节，拿出系统、条理和卓有成见的阐述，开创一个新的思想局面，乘风波浪，形成一种必然趋势。任何主客观的纷繁骚乱，终将被这种趋势的必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梳理清晰。而所谓的“新时代”、“一代新人”，也只能在这样的动态中得以孕育和产生。
今日学习中，反思别林斯基《文学幻想》，思忖其文章感召力和气势的来由。比较中可觉察我们的社会环境，缺乏对近百年文化成就的认同感和民族自信。这里的自信和认同，不是指政治思想上的专制，而是针对纯文化事业中，由满清覆灭前后形成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精神、城市文学的风气和热潮，所给予的近现代文化进步意义上的系统性挖掘和规范性总结。这种系统性、规范性的作品，无论其为文学性渲染还是艺术性综述，一旦用流畅文笔、高昂气魄和深邃见底表现出来，均能促使并带动一种真实的新文化繁荣时代的早日到来。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思想、精神方面上阶段性总结，所带来得“通透”、“畅快”和“愉悦”；即使经济有所发展和成就，也不会有社会的健康心态和勃勃生机。历史地去看，唯有文化艺术能够引导人们自觉地规范各自行为，形成一个民族在某一时代的特征性风格和习俗。当下一个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若研究美国风情，不难发现好莱坞创造的不只是电影艺术，而是美国人的梦想、理想化的美国和美国的明天。这就是艺术的创造力，而被这样一种创造魅力，改造得最多的，恰恰不是什么政治家或社会精英们，反而就是最广大的民众。如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更多地去思考对这“创造者”影响最大、最深刻、最显著而且最实际有效的手段和问题究竟是些什么呢？
1992年2月14日周五
一个人无论其生活内容是什么，如果不能和整个社会去沟通或联系，不能和周围生活节律协调起来，其终究会落入生活起居的苍白无力和百无聊赖之中。如果处在这样一种生活中的人们，也能够真正活得平静安然，并且从精神到肉体上，也可以达到了自由自在的境界的话，那么其必须能够自给自足，且摒弃任何文化上的诱惑，甚至就是完全蒙昧于社会生活的人儿。凡是一个人，如果有强烈的欲望追求，又不肯蒙蔽于自然、社会乃至自身的禁锢，并且还要执意大胆地探索及发问关于苍穹和人间的一切疑惑。那么，如此的人儿，一定是被疯狂而暴虐的愤怒天神攫取了灵魂。因为，用人世间一切平庸凡俗的道德理念，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此一类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一切纷乱、杂芜、琐碎、猥亵等景象，所表现出来得：或者极其敏感且怒不可遏，或者视而不见却超然物外的行为、言语和精神。
今日去医学院途中，遇见欢庆元宵节的“高跷队”。一份身心战栗、烦厌和不舒服，令我沉思再三，极力探求其感受的来由。是啊！如此低级丑陋、粗俗不堪，却大张旗鼓地游行和表演，究竟能够给民众带来些什么呢？
“娱乐”究其形势和内容上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中国时下，从电影、电视到现实生活，残缺丑陋、呆傻故作之态，每每为大多数人们欢呼雀跃。而此种状况，暴露出来的却正是人们内心世界里面一种畸形病态的需要。中国出路何在？就社会文明进步趋势而言，当下中国是不正常的！其中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其民族始终没有铸就成熟和健康起来的“幼稚之胚”的根本问题。中国仍需要有一个五四前后样式的文化改造运动，而其改造之目的，正是针对“自欺欺人”的精神。
1992年3月1日周日大风
研究生考试已毕。考试间，竭力应付，心力已达，无什么更多遗憾。之后两周，读《姚氏父子》、吴泽著中国古代史和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之所以选择这些书本，其兴致源自复习“政治”时的一些思考。
近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尤其是社会变更之理由和当时统帅者言语、思想及其表达上的问题等，思虑颇多。
仅就历史发展观而言，吾辈自受教育之日起，颇受唯物史观熏陶，加之“大公无私”之喧嚣和唾弃“异己私利”之教训。故对于世间现象和问题的看法与认识，基本都是“非黑即白”、“唯我独尊”。昔日，吾于残纸破书之中，偶或觅得一二段故事，对于里面随处可见得古代中国社会之生命轮回、君权神授和佛道德行等等，均深感难解，却又总有一种子虚卯有、曼妙飘忽的觉悟。八十年代的十年，于博读泛思、茫然独行之间，其实有意无意之中就是在对比、理弄和感概着上述的自我之身心感受而已。
1992年3月20日周五
考试过后，难得在楼下平房里静坐，故写得东西也甚少了！
距上次笔记间，一直在读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和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以及小读物《五代十国》。
自夏商周立国之初，到历代王朝帝国，尤其在中国大地汉人当政之形迹，可谓均是“智巧”、“勇势”之交搏，其中离奇古怪、五花八门、阴阳交错、腥风血雨等伎俩才干，无不登峰造极。而今中国的青中年，因解放后文化艺术被专横独断所禁锢，对于历史，尤其是社会政治性历史资料，能够了解和掌握得极其有限；即便是用心学习者，也是用一种偏颇的眼光来审视，一般不容易进行客观性思辨。马列主义虽然难以割舍地与中国民众思想、语言和行为之联系，且相互渗透并融合着，但其能够融合多久，能够融合多深，则已经都是个问题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立国为人之纲常，有其“基因”性的遗传因素和物质条件，任何社会的科学性研究和理论，都不能抛开这种民族性基础，而在这里那儿妄谈社会形制、人的思想精神和行为外貌。也就是说，中国真正的未来，如果不是民族文明自然性的发展和进步，那必将走向一条民族精神悲剧化的灭亡行程。纵观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像东方中国一样，有如此古老、长久而坎坷的新旧文明成长轨迹，即在高度智能、稚幼心态以及生活极端穷富的跌宕矛盾中，却又持续交织地前行过。只要“诗、书、礼、易、春秋”之典籍存在人间，华夏文明之精神和实践者必将不乏见到，并不断涌现。因为，社会存在的“道”、“德”上的真理，非为马列主义才发现，而是亘古即有，仅是每一时代的“圣贤”、“智人”或其领袖们给予描述、表达出来的文字符号及其排列组合上有所差异和不同。但是，其思想内容，尤其在时代社会效果和价值意义上，是完全一样的。
在中国宗族、祖宗或言宗教文化中，有一种不言为“明”而言则并“不明”的教条和思辨。社会进步到今天，再宣扬类似“大智若愚”、“狡黠诡辩”的理念，有百害而无一益。世界上任何政治、文化、科学性的知识理论，其哲学意义上的本则或言真理性，是可以理喻的，也是能够达到“知之”境界的。但是，只要社会尚且存在时间、空间上的真实性差距，任何社会都难以达到所谓“大一统”为完美的理想境地。世界的“美”之所以被人世间推崇并渴望着，就因为有差距、有对比、有不同的存在。懂得并认知这里面的道理，对于矫正一种因个性偏狭而带来的群体性错误观念，不仅是大有裨益，而且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1992年4月10日周五
近读蔡东藩《明史演义》，间阅《毛姆传》，从中对比东西方社会的差距和共性东西。思考之中，难以摆脱吴泽先生所说，中国社会的今天，源于自古土地为君王所拥有，社会中从来未有真正的自由贸易和私有之制；中国科技不发展，源于重文轻利的教育以及没有拥有自我财产上的自觉。若由此思路推演，仿佛西方的今天乃是中国的明天。如此论断能否成为事实？其是否合乎社会进步的规律性？对此，吾虽怀疑之，但就眼下政体，无论中外古今，似乎未曾有过，其貌似稳中有进，而实质危机四伏。群龙无首，民众盲随，似乎同仇敌忾之相，却非万众一心之质。西方此状，有土地财产自恃，尚可无恐；而中土失衡，群起争利，无恃亦无恐。唯明确新社会发展理念，抛却小团体和一己之私利，才有可能的光明之未来。
（2014年10月11日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