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日《山东商报》转载了《中国青年报》数篇评述杨振宁先生于9月在北京“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的一种见解，即“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上述报纸按语，杨先生得出如此结论的依据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而近代科学是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但中华文化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其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既然把“归纳法”和“推演法”捏在一起说事，那么，用逻辑学的规范概念，这里所谓的“推演法”应该就是“演绎法”了。
查阅《辞海》中的“演绎”一词，从中不难发现，近代哲学领域的所谓“新理性主义”者们所宣扬的就是由笛卡尔强调后而被西方学者奉为圭臬的如此学说：即“只有演绎逻辑才能给各种知识以必然而普遍的理论基础。”
何谓归纳和演绎？《易经》是否只有归纳而没有演绎？断言这样的问题自然还是由专家学者来作比较合乎逻辑，但像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科学的发达？”这样的话题，任何人都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甚至固执己见，或就是想当然一下，都应该是符合“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的。
冯友兰先生192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会”上宣读过一篇论文，标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该文从东西方“史”的事实和哲学的高度，比较翔实地阐述了“去人欲以存天理”的中华文化与所谓“物欲”、“实证”的西方科学思想的本质区别。时至于今，我自己觉得，在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科技相对落后的现实之间的因果分析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是中肯而实在的。然而，细心并敢于面对现实而不是一味沉溺书本、仰“专家学者”鼻息的读者，即使从今天生活的现象和问题当中，也不难发现对“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问题的答案，决非是那么纯粹和简单。
围绕杨振宁先生的观点，也可能基于上述东西方哲学态势，在现今能够公开见到的回应和评论声音中，焦点不是凝聚在“天人合一”之“儒、释、道”文化格调上，就是归结到“方块文字”限制了华人的思维模式，并注定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命运。
读习着报纸上这些多是著名学者的议论，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在网络《自由中国论坛》上方应看君转发的一篇文章，即《从说文解字谈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别》（原帖见于《自由中国论坛》（http://www.*****.com/?index。php的“文学天地”栏目），下面是我针对该文章的跟帖：
“方君此文也‘奔逸’的可以，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汉文的‘六书’精要；再由文字而断定的国人擅长形象思维，到工程师较科学家的实用，其中大致要强调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差距问题，有些确乎就是被文字、语言所决定的。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和探讨，在东西方的学者那里已有些时日了，印象中罗素就曾特别肯定地断言中国的民俗、思维模式，甚至社会进程、历史演变，都可从‘方块字’上找到了理由。我对此没有任何研究，但因看过一些清末及民国初年的比较汉字与字母文字间长短优劣的杂说、稗文。所以，我自己觉得关于这方面的不同说法，更像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都不是学界上所谓的‘见仁见智’问题。因为，以今日的世界文明程度来看，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在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距，使用象形或字母文字与否，更多的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而真正导致社会性质和外在情调上的不同/极大差别者，主要还是在于‘思想内容’，甚至在于人们为其‘思想内容’而进行的血与火的洗练程度和斗争的性质。自然我的这种说法是应该加以解释的，但我不想去作了！总之，君之上文挺耐读得，只是在读习之间，总感觉其中所探究的问题有些‘避重就轻’了吧！”
对上面跟帖中所说的应该加以解释的东西，今天仍觉得“一言难尽”！但如何去理解这层认识呢？我想，只要去看一看中华文化的杰出创造者（例如：唐宋八大家）的生平背景资料和原作内容，就会找到一些比通常报刊杂志上，甚至比目前某些学者论文中学说和理念都更为充实、客观、直接的理由和依据。另外，以清王朝的三百年为例，这期间在欧美的“自由思想”、“工业革命”和政治斗争，不仅仅是跨越了民族和国界，而且是越洋过海的；而在中华大地上，五大民族之间始终等级森严、残杀不断，而所谓流芳千古的“智”者们，也不过只能沉溺于“考据”中，释放一下多余的能量，赢得一点个性的脸面或说“尊严”而已！如此事实和现象之下，第十二章《易经》和方块字的落没
2004年11月1日《山东商报》转载了《中国青年报》数篇评述杨振宁先生于9月在北京“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的一种见解，即“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上述报纸按语，杨先生得出如此结论的依据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而近代科学是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但中华文化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其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既然把“归纳法”和“推演法”捏在一起说事，那么，用逻辑学的规范概念，这里所谓的“推演法”应该就是“演绎法”了。
查阅《辞海》中的“演绎”一词，从中不难发现，近代哲学领域的所谓“新理性主义”者们所宣扬的就是由笛卡尔强调后而被西方学者奉为圭臬的如此学说：即“只有演绎逻辑才能给各种知识以必然而普遍的理论基础。”
何谓归纳和演绎？《易经》是否只有归纳而没有演绎？断言这样的问题自然还是由专家学者来作比较合乎逻辑，但像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科学的发达？”这样的话题，任何人都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甚至固执己见，或就是想当然一下，都应该是符合“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的。
冯友兰先生192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会”上宣读过一篇论文，标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该文从东西方“史”的事实和哲学的高度，比较翔实地阐述了“去人欲以存天理”的中华文化与所谓“物欲”、“实证”的西方科学思想的本质区别。时至于今，我自己觉得，在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科技相对落后的现实之间的因果分析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是中肯而实在的。然而，细心并敢于面对现实而不是一味沉溺书本、仰“专家学者”鼻息的读者，即使从今天生活的现象和问题当中，也不难发现对“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问题的答案，决非是那么纯粹和简单。
围绕杨振宁先生的观点，也可能基于上述东西方哲学态势，在现今能够公开见到的回应和评论声音中，焦点不是凝聚在“天人合一”之“儒、释、道”文化格调上，就是归结到“方块文字”限制了华人的思维模式，并注定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命运。
读习着报纸上这些多是著名学者的议论，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在网络《自由中国论坛》上方应看君转发的一篇文章，即《从说文解字谈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别》（原帖见于《自由中国论坛》（http://www.*****.com/?index。php的“文学天地”栏目），下面是我针对该文章的跟帖：
“方君此文也‘奔逸’的可以，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汉文的‘六书’精要；再由文字而断定的国人擅长形象思维，到工程师较科学家的实用，其中大致要强调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差距问题，有些确乎就是被文字、语言所决定的。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和探讨，在东西方的学者那里已有些时日了，印象中罗素就曾特别肯定地断言中国的民俗、思维模式，甚至社会进程、历史演变，都可从‘方块字’上找到了理由。我对此没有任何研究，但因看过一些清末及民国初年的比较汉字与字母文字间长短优劣的杂说、稗文。所以，我自己觉得关于这方面的不同说法，更像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都不是学界上所谓的‘见仁见智’问题。因为，以今日的世界文明程度来看，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在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距，使用象形或字母文字与否，更多的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而真正导致社会性质和外在情调上的不同/极大差别者，主要还是在于‘思想内容’，甚至在于人们为其‘思想内容’而进行的血与火的洗练程度和斗争的性质。自然我的这种说法是应该加以解释的，但我不想去作了！总之，君之上文挺耐读得，只是在读习之间，总感觉其中所探究的问题有些‘避重就轻’了吧！”
对上面跟帖中所说的应该加以解释的东西，今天仍觉得“一言难尽”！但如何去理解这层认识呢？我想，只要去看一看中华文化的杰出创造者（例如：唐宋八大家）的生平背景资料和原作内容，就会找到一些比通常报刊杂志上，甚至比目前某些学者论文中学说和理念都更为充实、客观、直接的理由和依据。另外，以清王朝的三百年为例，这期间在欧美的“自由思想”、“工业革命”和政治斗争，不仅仅是跨越了民族和国界，而且是越洋过海的；而在中华大地上，五大民族之间始终等级森严、残杀不断，而所谓流芳千古的“智”者们，也不过只能沉溺于“考据”中，释放一下多余的能量，赢得一点个性的脸面或说“尊严”而已！如此事实和现象之下，中华大地是否科普一下“归纳法再加推演法”就能和时代文明同步了呢？！
（2004年11月草。2014年10月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