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经常要填的档案表格中已没了“籍贯”栏目，而变成“出生地”事项了。那日拿着职称报表提起这事，妻子说：“填什么籍贯啊，去都没有去过！就是填出生地，也没有多大意思了。”尽管，我自己不完全赞同这种意见，却也没有多少理由去否定她的说法。然而对于籍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家”，不知为何随年龄增长，时常会有一丝牵肠挂肚的思恋和梦绕。
我老家在黄河岸边，据说是黄河入济南的一个拐弯处。虽说不在那儿出生，但从小就知道家乡很穷。七十年代城乡差别究竟有多大？我自己说不清楚，只知道那会儿父母经常为农村来了亲戚吵架。有时会真的动气，甚至动手。更常见的是父亲为老家的人情世故，在桌边喝闷酒，唉声叹气。
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时，才晓得父亲有时提到老家一处古迹，应该是非常有人文价值的。这就是老家庄头孝堂山上的郭巨墓。鲁迅先生晚年倾心汉代文化研究，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到“汉墓拓片孝堂山宋以前者弥足珍贵”。
其实，说起老家的名胜古迹，并非全是受鲁迅先生影响。因为真正到了老家，凭借两条腿或骑自行车随意造访，方圆几公里内，除了不远处的黄河，也就是孝堂山了。所以，上学后，几次回老家，总免不了去那孝子墓地瞧瞧。
第一次到据称汉代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坟，是在我上小学的“文革”中。大伯家那位每次进城总爱坐在路边看汽车的堂兄，带我来到残垣断壁，更没有人看护的这个地方。那时节，墓地露天建筑的小石屋，光秃秃、孤零零堆在那儿，西墙石碑也是破碎的。记得当时看了好久，印象中碑上面说这个地方位于泰山脚下并提到一个和尚如何如何的。
第二次到孝堂山，是在九十年代初，因出公差，而住宿老家。午饭后在祖上老宅子里坐着，叔叔和我已经没了可聊话题。于是，让我去看看新修的“家庙”。所谓家庙，其实是一处闲置房子，里面摆放着大概在民国时期整理过的石刻家谱。回来路上，叔叔提到孝堂山已经重修，并有专人看管，参观都要买门票了。叔叔带我来到孝堂山上，在新修围墙不久的门房前，交谈中获悉管理员老宋，还是五四年前入伍的老复员军人。经自我介绍，他很高兴让我进去了，并拿来钥匙打开了罩着小石屋的大房子门锁。本想认真复读一下西墙已粘好的石碑，但宋大爷热情地给我讲解起了石屋内的汉画像上的人文意义和价值，并用手电照着对我说：“这就是最早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记载。”
在管理员那间小屋子里，宋大爷讲到近几年海内外慕名而来的游客很多，尤其来自台湾、韩国和日本的，都想要画像的拓片。他拿出游客的签到簿，厚厚一大本。我翻了一下，有几处是看不懂德外文写的。宋大爷又从书橱里拿出来，据说是前几天北京的一位老画家，题在宣纸上的墨宝：“天下文章在际遇”，我仔细一瞧，落款竟然是刘海粟。
我向宋大爷打听画像拓片的故事，他老人家很兴奋，详细和我说起前两年省里专人来调查这事的过程，并明确的说现在地方上最早拓片就在山下我们一个本家的手里。下山路上，叔叔给我讲起这个老宋爱喝酒，好吹牛，人很倔强；一般村里带人过来，他很少理睬，更别想让他打开展厅的大门了。叔叔还说起这老宋不是本村的，他讲得拓片故事，原本是我们一个远房本家，大概在民国时期，就在日本鬼子占领这个地方之前，他家的藏书，就被当时济南来的专家收走了，并留下了收据。解放后，他们家里人一直都不敢提及这件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八几年，家里有人有当上村干部的，才到省里市里查询。好像省图书馆给了答复，退回一些东西。退回来的究竟是书籍还是拓片什么的，叔叔也只是耳闻，没能亲眼见过。
大概就在上面参观孝堂山之后，约有半年的光景，老宋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主要讲述他在部队受伤的患病情况，并问询国家当前有何政策性照顾。就在这次的来信中，里面附带着一片折叠规整的汉画石拓片，上面是一副完整的礼仪车马。
2002年夏天因觉得在市内开车不过瘾。于是，带上父亲和孩子，往老家奔去。一路上，女儿一脸不高兴，一再问爷爷：“到农村有什么好玩的？爷爷，您小时候在家里干什么呀？”
到了家乡，父亲说先到孝堂山上看看。来到山顶，却发现只保护石质墓室的大殿周围，都被围上了高高的水泥墙，墙头横竖插着玻璃渣滓。门房大门紧闭着，通过门缝看到里面堆着沙土砖瓦，狗的狂吠声，不时从里面传出来。等了好长一会儿，始终没有见到其他人的影子。
沿着围墙，我们爷仨转了一圈，父亲指着这儿那里曾经是大廊坊、小廊坊和哼哈二将的所在，并讲到石屋后面曾经有暗室和墓道。还特别提到了当年日本鬼子的据点就建在这山上。其实，正因为这上面曾有鬼子炮楼，才最早引来了抗战烈焰把这儿变成了瓦砾废墟。
我与父亲一起回老家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回来，却是头一回。女儿年幼不懂事，见堂兄妹在门前院外看着她，就一步都不肯离开我，倒也没有急着说离开。尽管一日来去匆匆，但中午饭桌上，在旁听父亲叔侄三人把盏叙旧中，了解了许多关于祖籍的于别处不可能知道的信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通常在汛期为了“丢卒保车”的需要，黄河就会从这儿掘堤泄洪。所以，孝堂山西边村落的旧农舍，不仅全是石头垒砌，而且房顶都是可以当床铺用的平台。也就是在这里，听长辈们说起解放后1959到1961年，天灾加上人祸，这方民国中曾名“水里铺”而解放后称“孝里乡”的地方，在极端饥饿和贫困下，又出现了“闯关东”、“下沾化、利津”的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已过世的爷爷和当时健在的大伯，也有过四处讨饭和去沾化谋生的经历。并第一次听说，那会儿“闯关东”的一位堂哥，也要从东北林场回来了，但也不清楚，这位大哥的回来，究竟是为了物质“生活幸福”需要，抑或还是精神“落叶归根”追求。
（2003年10月7日草，2014年3月31日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