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22日周一
下午到图书馆，借阅鲁迅作品。晚读《花边文学》，就目前所读文章来看，多属评论、随感、时论等所谓杂文。其中第75页《正是时候》一篇勾起我泛泛思索，所谓“小家子弟”奔小康的生活心理、“旧家子弟”安祖业的聊赖心情，对现今的人物，包括我自己都颇有借鉴。
鲁迅先生文章的犀利，得益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机，而且当时白话文作为社会“新生事物”，业已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势力。更加之作者的敏感和预见，故使其形成了独特的前世所未见的“短剑”文风。除此以外，真正细致地分析文章内容，不难发现其在思想性上的进步意义，大大超越了其文词、语句的“华美”和通俗。而这里的“通俗”，不仅是指口语化的问题，而是在评论中确乎少了些“宽容”，即在语气和措辞上，本应该是更加审慎和严谨些才好。
恩格斯评判歌德是一个伟大诗人和庸俗德国小市民的结合物。其实这种结合物，无论其社会意义上的文艺成就和事业功绩如何，其本身在作为一个个人的生活姿态和做人态度上，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确乎应该是容易并愿意去接纳才对。诗人、作家、画家等艺术者们，其在创作艺术品的辛苦劳动中，它不仅仅是通过优美作品，来显现其卓越才能，进而愉悦自己和大众的心灵，而且也通过其自身的生活形象和生活内容，来引导大众并成为他们追求思想、灵魂与现实生活之间能够和谐统一起来的楷模。
1993年3月25日周四
晚读毕《花边文学》。复阅上面日记，对于其中没能言明的意思，依旧认同之；对于《花边文学》，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来的不确切性，也尚能理解和接受。
一个文字写作者，应能够使用各种文学体裁，来服务于自己意欲表达的宗旨。就是说，除了文评/批评家所求的必须应有的姿态和某些场合的特殊需要外，其力量应尽可能地用在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生活观念和生存信心的上面；尽可能让社会宣扬真、善、美的实在，并往使生活向着弃恶扬善之势力占据上风的方向努力。
关于文学批评，自读《别林斯基选集》后一直较为关注，但这种工作在针对社会上的具有影响力、切中时弊、寓意深刻、思想犀利的作品或历史上佳作时，能否笼统化和想当然地去评判哪？虽说任何真正的作家，其对自己作品都不乏自以为是的想象和判断，但在文学批评中，需要更多的是提供想象和判断的依据和远见式的预言。当社会发展与文评家的判断背道而驰，甚或证明其是错误的时，其文评者甚至那个作品创建者，就应该公开承认这种错误，以防进一步贻误读者和民众。愈是时代伟大的人物，其语言和行为，尤其是公开化社会性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的利益和可能会引起的社会不良影响。但是，这种考虑决不能成为引向蒙蔽、欺骗、弄虚作假等伪善伎俩的口实。鲁迅先生的不足之处，正如前人审慎地指出的，在于“四面树敌”。近来，在读“鲁迅全集补遗”和“花边文学”时，也感到先生针对有些文字和现象，所展开的谴责、嘲讽和臆断，的确过于轻率了！
时常在想如何修改语言文字的问题。除了句读、标点、词语用法外，一句话首先应明确着眼点在何处。在鲁迅先生作品中，看到针对古人一句话的三种不同表达方式：
1、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2、有犬，死奔马之下。
3、有奔马，践死一犬。
其实，就上面“奔马犬死”这一事实，观三种记述形式，就因为着眼点/立足点上的不同，所以造成了行文上的差别。而且，这样的差别在读者心理上，也会有微妙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句话，着眼于“马”，马是被叙述的主角。可能因为它是某人爱物，突然惊走，才有了上述的情景和后果。用文得当，重点突出，要言不繁。
第二句，主角是“犬”，故情况类似第一句，但一个“死”字照应于前，勾引起对犬的怜悯之情。
第三句，颇感平和，一看就知道是在讲述一件事实，对马和犬一视同仁，在语言感情上觉察不出偏向和好恶。故简洁明了。
平时写文章中，遇到过许多类似上述的情况，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在书写中有所注意。这对于提高写作质量和文字水平，是很有裨益的。
学习鲁迅先生，应学他的创作胆量、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简练的文字表达能力。
（2003-08-25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