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在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是注重对人才的任用和选择。随着三省六部制的创立，文帝秉着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大力提拔新秀，任用亲民之官。在对待旧将方面，隋文帝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隋文帝对朝廷官员也时刻保持监督。这些都是隋文帝集中皇权的表现。
隋文帝即位后，初步地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六部的最高行政长官，以及各卫的大将军构成了隋王朝中央政权中的核心人物，是辅佐他治理天下的股肱之臣。隋文帝在位期间所任命的三省正副长官、六部尚书以及十二卫大将军，大多是有真才实能的人才，为隋王朝的制度建设、统一南方，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中央政府主要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表明，隋文帝所执行的是一条任人唯贤的路线。
三省长宫中，高颎的出身颇可研究，《北史》本传记其“自言劫海储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所谓“渤海蓓人”云云，似属冒称大姓，真正的出身大概与前述王谊无异，为朝鲜郡县的汉族足姓，但高须文化修养颇深，并未胡化，更不宜视作胡人。其父自北芹归周，成为独孤信僚佐，独孤信落难后，不畏牵连继续与其女（隋定帝文献皇后）来往，高颎因此得到文献皇后的大力支持，成为隋开国首任尚书左仆射。虞庆则“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鞭，左右驰射，本州豪使皆敬惮之”，一生因军功显赫，在二省长宫中最具有胡族军将气质。
当初，杨坚在篡周自立之后，在人事方面，隋文帝只能在旧的官僚中收拢人心，怀柔延揽，这就在两个方面制约了隋朝的用人政策。
当时的关陇集团，其范围大概以八大桂国家为代表，加上十二大将军和其他骨干家族，也就是北周创业集团及其后裔。隋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之观念。也就是说，宇文泰所组建的“关陇集团”成为三代政权不可动摇的基石，其长期垄断政局的内在凝聚力，在于关中文化的同一性和对山东人士的歧视。况且，隋文帝本人就出身于北周十二大将军之家。
然而，周隋之际，制度文化都曾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显然不是关中制度文化延续发展的结果。在隋朝的官僚体制下，三师和三公居于官僚阶层的顶端。开皇初，担任二师的有太师李穆、太傅窦炽和太保长孙览，至开皇六年（586年）八月李穆逝世，三师未见再设。三公有太尉于翼和司徒王谊，开皇五年（585年）四月王谊伏诛，三公付阙，此后在开皇九年（589年）以晋王广为太尉，王雄为司空，三公已由皇室所垄断。
以上七人，李、窦、长孙和于均为胡族大姓高门。王氏出自乐浪，自汉武帝平朝鲜设郡县到西晋末年乐浪、带方郡被朝鲜民族所攻克，王氏始终为朝鲜汉人第一大姓，并已带有浓厚的当地文化色彩。乐浪郡陷落后，部分朝鲜王氏迁回中国，辗转于北力各地，王谊一族则“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因此机缘而跻身于北周创业集团，在此数百年间，王氏早已胡化，从上一章所述王谊反对苏威减功臣田地建议的事例，可知他是支持隋朝革命的权势阶层代表，完全可以视为胡人。从隋初三师和三公的人员组成来看，都是胡人，且为北周创业集团成员，在北周的身份地位不亚于隋文帝。他们受到尊重是由于在隋朝建立中站在杨坚一边，并颇建功勋。显然，北周权贵在隋朝的地位，是由其政治立场决定的。
开皇元年（581年），文帝要到岐州巡察，王谊劝谏道：“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治，何用此行？”文帝笑着回答：“吾昔与公位济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这句话道破了隋初用人政策。周隋交替之后，用人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关陇集团重要分子已经被请上有名无实的高位。
其实，他们早在北周内部多次的政治整肃中离心离德，又由于位高望重而难为新王朝所用，代之而起的是北周中下级官吏，他们对旧政权并无深厚感情和忠诚心，反而对北周末年的政治败坏感到失望，他们年轻力壮，抱有理想，渴望建功立业，因此，很容易聚集到年轻的改革家杨坚的旗帜下，试图变革现状，取得权力，实现抱负。这一批人多为两京地带汉人家族，受过较好的教育，比起关陇军将更有知识文化，他们的崛起，符合社会由乱而治的发展趋势。隋文帝上台时对北周皇族宇文氏进行了斩草除根的杀戮，其所警戒的就是宇文氏在关陇集团中的影响力，有此深忧，则明显不会倚重北周旧班底。因此，他着力培养并重用者，为其亲族、旧部（含其父杨忠部属）、同学和故友，亦即与其颇有渊源关系又在政治上坚决拥护他的新人。
纵观文帝的经历，在登基之前，仅在保定五年（565年）担任随州刺史和建德六、七年（577～578年）先后担任定州和南兖州总管这样外任机会，且任期都很短。其基本在关中活动，所熟悉的大多为关中人士，由此决定了其用人的地域局限性。而且，他没有显赫的政绩军功，这既决定他不会重用那些功高望重者，又决定了他缺乏自己的人事班底。就隋朝官僚的家族背景而言，皇室自称与之有渊源关系的弘农杨氏居中心地位，与皇亲国戚一起控制朝政。此外受重用者为文帝的故旧。人事基础的薄弱，使得文帝不能不在杨氏之外，倚重皇后独孤氏系统的人马，这批人以高颎为代表。当然，隋文帝上台后也尽量提拔一批政绩突出的新秀。然而，相对而言，文帝用人范围并不广。
人事基础的欠缺，使他不敢轻信别人，在发生了几次功臣背叛的事件之后，他对那些貌似忠诚的官僚更加怀疑。高度集权体制下，直言敢谏的忠臣成为打击的目标，而政治面目掩盖得完美无瑕的野心家却飞黄腾达，鱼龙混杂，忠奸难辨。性急的文帝越来越失去耐心。平陈之后，天下太平，在偃武修文的政策下，中央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皇族手中，如史部的柳述（女婿）、礼部的杨文纪（弘农）、兵部的柳述、刑部的李圆通（家将）、民部的韦冲（皇孙齐王睬岳父）和下部的杨达（皇侄），不但六部全为皇亲国戚所控制，而且，出纳帝命的门下、内史二省长官也转由皇族担任。特别是在开皇末年，废立太子的事件造成的强烈冲击，一代良相高颎失势，中枢权力完全为皇室所控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中央集权转变为皇室集权，表明晚年的文帝已经不再充满自信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为隋朝用人之一大变化。
山东和江南人士在权力中心所占比例甚低，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统一的时间太短，这些地区官员的政治立场尚未经受考验，文帝对他们还不熟悉，因此还谈不上委以重任的问题。但是，在尚书以下官职中，山东和江南人士占有相当比例亦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或者治理一方，政绩斐然；或者在中央部、寺担任副职，虽然不参加高层政治决策，但却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亦是要职。李德林长期担任内史令，为重要决策人物；薛道衡和陆彦师一度典逸，甄别士流，力图改变隋初用人路线；柳裘助隋文帝政变篡周；麦铁杖、来护儿勇冠三军，屡建军功。至于文化部门，则几乎为北齐和江南人士垄断，异彩纷呈。显然，文帝对于山东和江南人士还是能够兼容并包、量才录用的。
但是，毕竟山东和江南人士出自原来的敌国，要说完全将他们与出身关中的官员一视同仁，却也不现实。开皇前半期，文帝对山东和江南人士明显抱有戒心，而李德林屡遭高颎和苏威的排挤，最后被文帝逐出中枢机构。
其实，早在杨坚掌握了北周军政大权之后，原四辅官之一的大右弼、相州总管尉迟迥和他的弟弟尉迟勤因杨坚任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于是统率河北九州、山东九州，共拥有兵众数十万人，发兵讨伐杨坚，起兵响应尉迟迥的诸州刺史亦有七八人。此外，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也分别于湖北、四川起兵讨伐杨坚，与尉迟迥遥相呼应。
危难之际，韦孝宽被杨坚任命为征讨尉迟迥的行军元帅。不久，王谊、粱春相继被分别任命为征讨司马消难、王谦的行军元帅。上柱国韦孝宽是北周的一员智勇双全，屡立功勋的老将，此时已是72岁。之前他出任统帅关中犬军的元帅，担任征讨尉迟迥重任，这是杨坚的英明决策。两军交战前，有奏报说韦孝宽部下的粱士彦、宇文忻、崔弘度等几员大将都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杨坚接受了李德林的建议，没有撤换粱、宇文、崔三人，而是决定派出具有智慧、胆略而平素被诸将信服的心腹要员到前线监督诸军。杨坚想派崔仲方去前线节制调度军队，派刘昉、郑译前去监军，三人都借故排辞。这时，高颎自告奋勇前往，杨坚十分高兴。在韦孝宽、高颎的正确指挥下，尉迟迥兵败自杀，关东迅速平定，接着，司马消难率焱投降陈国；王谦也兵败被括捉，就地处死，三边被迅速平定。
平定尉迟迥以及司马消难、王谦的事实表明，杨坚是依靠韦孝宽、高颎、李德林以及于仲文、崔弘度等一批具有真才实能的贤才，才取得了平定三边的胜利，并且篡周自立。平定三边的胜利，从组织路线上看，是执行任人唯贤路线的胜利。
总而言之，文帝的用人，在开皇前期是以助其改朝换代的两京地带出身的汉族官人为中心，融合少数民族支持者而展开的，并随着统一的进程而不断吸收山东、江南士人参加。然而，到了开皇中后期，由于发生多次的政治斗争，加重了文帝对百官的猜疑，中央集权日益蜕变为皇帝个人专断，形成皇族近臣遍市朝廷要津的不正常局面。过度的集权无助于克服潜在的分裂因素，反而加剧了隋朝内部的政治矛盾。注意内部协调与平衡的组织路线破产，标志着隋朝已露出破绽而面临新的转折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