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不仅亲自巡幸四方，体察民情，还经常派使臣巡省风俗，以及时地了解民间下情，教化百姓；选拔人才，考察吏治，以行赏罚。据《隋书·高祖纪》所载，开皇三年十一月，隋文帝“发使巡省风俗”，并为此上进州书说：“朕君临天下，深切思念治理国家的方法，以求使百姓感受教化，以‘为政以德’来取代‘为政以刑’，访求和表彰乡间里的善行。凡属民间的喜伪实情，都想闻知。诏令派出的使者，所到之处，要赈恤受灾百姓。扬镳分路，将及四海，如果具有文才武略，尚未被人所知，则应当按照对待贤才的礼遇，派人迎至京师，朕将予以选拔录用。其中如有志向节操超越常人者，亦应派使前往加以表彰，使令他们的善良行为能够劝勉他人。凡属远近官府吏治，遐迩风俗人情，巨细均应记录，还之日向朕奏闻。以求近乎不出户庭，坐知万里。”
这道诏书，道出了隋文帝派使巡省天下的任务和目的，即借此来了解地方的官府吏治，风土人情、百姓疾苦，并为国家发现和选拔人才，表彰善人善事，施德政，重教化，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十月，隋文帝车驾临幸定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视察。后隋文帝又幸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视察。
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地区大旱，百姓饥饿。八月，隋文帝车驾东行。道路之上，隋文帝下令为皇帝车驾斤路的先行人员，再得驱赶、逼迫路上逃荒的难民，逃难的男女老少与皇帝车驾的仪仗掺杂前行，遇到有挟老携幼的，隋文帝便下马牵引而行，向年老者安慰劝勉，然后离出；路遇有负重物的，隋文帝无不令左右侍卫人员扶助他们。
开皇五年八月，隋文帝“遣十使巡省天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隋文帝“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至于隋文帝在位期间随时派使持节巡省地方、考察吏治、代表天子施以赏罚的事例更是多得不胜枚举。
例如尚书虞部侍郎柳彧，因多次上书言事而受到赏识，隋文帝特命他“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他“奏见官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收到了“州县肃然，莫不震瞑”（《隋书·柳彧传》）的良好效果。隋文帝嘉奖柳彧，赐给他绢布200匹、毡30领，拜仪同三司。一年过后，又加员外散骑常侍官衔。元寿初年，隋文帝又命柳彧“持节巡省”，由于出色地完了巡省的使命，当柳彧回到京师后，隋文帝又赏赐给他绢150匹。
隋文帝体恤百姓还表现在亲录囚徒上。隋文帝对刑法所进行的改革，除了健全法律制度外，隋文帝对于司法工作特别是审讯和断案尤为重视。史书曾多次记载他“亲录囚徒”，而亲录囚徒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全国断狱情况，即《隋书刑法志》所说的“帝又每季亲录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
所谓“录囚”，即讯视记录囚徒的罪状，亦即审核对罪犯的审订记录和判刑等案卷文书。据《汉书·隽不疑传》载：“隽不疑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何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言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始元五年（前82年），有人冒充戾太子，朝臣不敢辩，他以儒经决事，收捕追治，终发其伪。以此名重当时。
隋文帝的“亲录囚徒”，其目的之一在于平反冤狱。据《隋书·高袒纪》记载：开皇二年五川乙酉日，“上亲省囚徒”；开皇二年十月丁卯日，“上亲录凶徙”；开皇四年九月已巳日，“上亲录囚徒”；开皇十年七月庚辰日，“上亲录囚徒”；开皇十二年八月戊戌日，“上亲录囚徒”；开皇十七年三月辛酉日，“上亲录囚徒”；开皇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日，“上亲录囚徒”；除“亲录囚徒”外，“高祖纪”还有三次“降囚徒”的记载。
在开皇七年十月庚申日之下记载：隋文帝“行幸同州（治所在今陕西），以先帝所居，降囚徒”。在隋文帝在位的前18年中，有关“亲录囚徒”、“降囚徒”的记载，平均两年一次。“降囚徒”即对罪犯从轻处罚。隋文帝的“亲录囚徒”，对触犯律法者在处理上尤为慎重。为此，隋文帝在开皇十六年八月丙辰日特发布训令：“决死罪者，三奏然后行刑。”
巡行天下，亲录囚徒不仅仅让隋文帝对民间的疾苦有了更深地了解，也更有利于他的施政治国，对隋王朝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