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初建，百废待兴。心怀大志的隋文帝杨坚，一心励精图治，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但却躬行节俭，勤政爱民，为后世君王做了垂范。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体恤百姓疾苦，隋文帝杨坚还亲临四方，巡省天下，拒不封禅。正是他的这一番努力，才为后来的开皇盛世打下了基础。
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以节俭著称的皇帝之一。文帝以身垂范，天下人都以节俭为荣。隋文帝的躬行节俭，见于《隋书高祖纪》以及《隋书·食货志》的记载。他的“躬履俭约”，是同他的勤于政务是互为补充的，这就是《高租纪》中所说的“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六宫咸服浣濯之衣”，是说皇室的六宫之中，嫔妃、皇子所穿的服装，都是经过多次洗换的旧衣裳。
“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皇帝车驾及御用物品，有的因年久而破损，隋文帝总是令人随时补好，一律不另行制作新物。
“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是说隋文帝的日常饮食，除了举办宴会的特殊场合外，平素所食用的不过仅仅是一道肉食而已。
“有司尝进干姜，以布袋贮之，帝用为伤费，大加谴责”，是说主管皇帝饮食的官员，在隋文帝用餐时进献干姜，因为是用布袋贮藏的，被认为是过于破费，遭到隋文帝的严厉谴责。
“后进香，复以毡袋，因笞所司，以为后戒焉”，是说后来在焚香敬礼的时候，因为用了毡袋盛香，有关官员被罚笞打，以为后来的警戒。
官场陋习是最难整治的，尽管文帝三令五申，力诫奢靡浮华，使官僚们有所收敛，但是，只要稍有机会，他们便又故态复萌。相州刺史豆卢通，出自鲜卑名门，又是文帝的妹夫，难免自恃贵胄，不太把禁令当真。一上任就忙着上贡绫文布，弄得文帝好不尴尬。于是命人把贡品抬到朝堂，当场焚毁。
开皇年间，文帝重用苏威，曾对朝臣称赞道：“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可见期望之深。苏威的父亲苏绰，“性俭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学，一心襄助宇文泰勤俭建国。苏威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自然深受影响，也以清明政治为己任。苏威曾入宫议事，见到宫中幔钩乃用银打造，便对文帝大谈节俭美德，说得文帝为之改容，下令将宫内旧有的雕饰一概撤除销毁。至如整顿文风，更是直接继承苏绰绪业。文风是社会风气的尺度，当年苏绰就想由此人手以救时弊，亲自摹仿《尚书》作大诰，定为文翰格式，颁布推行。
隋文帝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太子杨勇装饰了一具漂亮的蜀铠，文帝见后很不高兴，教训他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王朝，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赐汝，宜识我心。”意思是说：有一次，他的儿子杨勇在朝见杨坚时，把铠甲装饰得特别漂亮，杨坚看了很不高兴，惟恐他逐渐养成奢侈的作风，便告诫他说：“历观前代帝王，没有奢华而能够长久的。你现在身为太子，如果不上称天心、下舍人意，怎能继承宗庙作万民之主呢我将过去的衣物各留一件给你，你要常看看它，用来告诫自己。现在再赐给你一把刀，希望你能理解为父的心意。”还有一次，他的儿子杨俊因不遵从训导，生活奢侈，被杨坚一气之下免去官职。很多人都为杨俊讲情，杨坚一概不允；并且斥责杨俊说：“我戮力关塞，创此大业。作训垂范，希望臣下遵守它不犯有过失。你是我的儿子，却在败坏我的训导，我真不知该怎样责罚你r现在，先免掉你的官职，希望你能够醒悟自悔。”杨俊死后，杨坚立即下令将他生前置办的奢侈之物全部焚毁，丧事务从节俭。王府的僚佐请求为杨俊立块碑，杨坚却说：“要想留名，只需一卷史书就足够了，用石碑干什么？如果子孙不能保家，石碑白白的让人拿去做镇石。”
据记载，隋文帝的躬行节俭，在上层统治集团确实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收到了“令行禁止，上下化之”的良好效果。隋文帝在位的25年中，社会上节俭成风，即所谓“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
隋文帝不仅“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使得统治阶级上层不敢肆意争侈，而且主张在民间百姓中也要提倡节俭的风气。正月十五禁止“归游”便是其中的一例。据《隋书·柳彧传》记载，柳彧任尚书虞部侍郎，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靡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这种“安有由来”的民间节日，它的产生和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柳彧的描绘和评论，只能代表极少数的所调“正统”士人夫们的观点和主张。柳氏虽为河东大族，但柳彧一支早就避迁矩南，寓居襄阳，到其父柳仲礼兵败被俘，才由梁归周。柳彧熟悉南朝奢靡颓废以亡国的诸多事例，深以为戒，故其上书，亦属情理中事。从奏折的内容来看，柳彧担忧的并非奢靡，而是背礼，贵贱币分，男女混杂，这才真正让他坐立不安。文帝主张对社会实行集权、等级、循礼、有序乃至刻板的管理，所以柳彧的建议，立即得到文帝的赞同，照准执行。
由此可知，提倡俭朴不能光从生活作风这样低的层次去理解，还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去把握，而且，它还具有整顿官风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仅生活作风要朴素，而且，政治作风也要朴实，摈弃浮夸，故当时人就曾说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开皇四年（584年），文帝通令全国，公私文翰，一律据实撰写。隋朝负责监察百官的治书侍御史李谔曾对魏晋以来的官场文风有一段精辟的描述：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自，竞驰文华，速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贼贤愚，唯务吟眯。遂复遣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襄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闻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蘸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脱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懦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文帝的一番苦心，并不为积弊已久的官场所理解，置之脑后，目为虚文。
这年九月，泗州（今江苏省宿迁市东南）刺史司马幼之按照惯例，精心写了篇奏义，组词造句颇为讲究，派人进京送呈文帝。文帝接过奏文，还没看完，就龙颜大怒，随即罢免并将司马幼之治罪。尽管文帝再三禁止不切实际的浮华文风，结果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不久，李谔又上书说：“有些士大夫炫耀功绩、出身以谋求进身做官，没柏廉耻之心，请求明示其罪，加以黜退，以矫正社会风气。”他的奏章文风朴素、平实，于是，隋文帝杨坚立即诏令将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这对于扭转当时浮艳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文帝以身垂范，不偏袒自己的亲朋或者旧部，使得有关机构对百官的监察不必过多顾忌人情关系，只要发现违法者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严惩。
张威是隋朝开国功臣，勇武过人，曾在蜀地打败王谦的叛军，文帝非常器重他，委以青州总管（军区司令）的重任。张威居功自傲，在青州大置产业，多牟不义之财。
文帝听到消息，并不偏袒张威，而是依据法令，将张威革除为民，财产充公。后来，文帝巡泰山途经洛阳时，召见张威，仍对此事记忆犹新，遗憾地说道：“自朕打下天下，都对你委以重任，朕对你可谓用心良苦。可是你为什么做些祸国殃民之事呢？”张威听了文帝的这番话，羞愧难当。文帝对官员严密监督，凡有受贿者，必遭严惩。为了试验官吏，甚至还暗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这些官吏一受贿就立即处死。同时，文帝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对廉洁的官员，朝廷多加赏赐，还加官封爵，诏告天下。
隋文帝还表彰清廉官吏，弘扬俭约的作风。长安附近的新丰县县令房恭懿，身为父母官，两袖清风，不该拿的钱绝对不沾边；家里的仆人很少，妻子亲自下田，和普通的村妇没什么两样。文帝听说后，便下诏通报表扬，并予以物质奖励，“赐物四百段”，后又赐米三百石。房恭懿将皇上赏赐之物全部用来赈济百姓。当房恭懿进京述职时，文帝亲自和他探讨为官之道，房恭懿慷慨激昂，句句说在理上，文帝越发觉得此人难得，之后就升了他的官。文帝又将房恭懿的事迹向各州县官员通报，并说：“房恭懿体恤国家，爱护百姓，此乃大隋王朝的栋梁，朕若不赏赐予他。上天宗庙必当责罚朕，各位卿家应该以他为榜样。”
贝州刺史库狄士文，为官清廉，安贫乐道，不占公家的一分钱。由于从来不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家庭状况和普通百姓差不多，无一余钱，他的儿子吃不饱，就吃了官家之饼，库狄士文发现后，把儿子铐上枷锁，杖打一百，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为了秉公执法，他闭门谢客，拒绝与亲戚朋友来往，防止他们利用自己职位之便办出格的事情。在贝州，他敢于揭发贪官污吏，即使贪污一尺布、一升米都不行，一旦发现，便严加追究。文帝听说，对库狄士文大加表彰。
隋文帝深知，治国不仅需要廉洁、爱民的官员，还需要敢于维护正义的官员，故文帝对执法严正的官吏也十分看重。
有一次，刑部侍郎辛直穿了条红色裤子，以为穿红裤子就能官运亨通。文帝认为他是以妖法惑众，十分生气，下令将他处死。司法大臣赵绰看不过眼：“依据法律，辛直不足以定死罪，臣不敢奉旨。”
文帝大怒说：“朕看你是只顾怜惜他而不顾及自己的死活了！”于是下令将赵绰和辛直一并拉出去斩了。临刑前，文帝问赵绰还有何话要说。赵绰答道：“臣一心执法，不敢惜死，只是陛下宁可杀臣，决不可枉杀辛直。”赵绰被剥去衣服，准备推出问斩，文帝又派人来问赵绰想好了没有？赵绰坚定地回答：“执法一心，不敢惜死。”
文帝非常气恼，转而一想，终于明白赵绰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其精神可嘉，立刻下令释放赵绰，免辛宜一死。次日在朝堂上向赵绰表示了歉意，又给他发了一通奖金。总之，文帝的勤政恤民，兢兢业业，厉行节俭，惩贪奖廉，把大隋王朝引入了安定团结之路。
隋文帝杨坚似乎不好虚名，惟务实际。他不许封禅，以表彰自己的功德；他制订雅乐，以抑制淫靡之音。贺若弼撰写了《御授平陈七策》送给杨坚，他连看也不看，便说：“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这一席话，表现了杨坚不尚虚浮的作风。
杨坚崇尚节俭、厌恶浮华的性格是他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影响而成的。他在一次次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拼搏取胜，轻易得天下是各种机遇的巧合。但是，杨坚本人也明白，无论是政治资本，还是威望，都是自己在积累中形成的。而节俭的作风，又是杨坚在积累中发现的治国良策。
然而，文帝过于强调政治的社会功用，因而把许多根本与政治不同范畴的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造成政治的扩大化及其对社会生活没有太多理性的干预，缺乏宽容的态度与兼收并蓄的气度，不承认精神文化、社会生活乃至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使得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颇为单调刻板，甚至扼杀了不少本应得到正常发展的社会文明。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说过，治理国家“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治理统一大帝国的指导思想与政策措施方面，我国的政治家很早就总结出因势利导的原则，重在从时代的高度进行协调与引导，而不是以个人主观意志教条地强制社会，阻遏其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