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以奇诡、怪诞、夸张的笔调，淋漓尽致地展开想像和幻想，表现着巴蜀先民渴望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焦灼。“建木”可使人“上下于天”，“可以不死”的三脸一臂之人，能够制造“不死药”的巫山人，凭借所造“飞车”在空中往来的国度，以及“羽民”、“奇肱”、“无肠”、“墨齿”、“聂耳”等荒诞民俗及生理现象的描述，都显示着该书丰富而奇异的浪漫想像力。如果仅仅是神话传说不足以令人信服，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神树”及其青铜面具人像那长长的“纵目”眼柱和蒲扇般巨耳，就确证着巴蜀先民对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企盼。
除《山海经》外，保存巴蜀上古神话和传说最多的是魏晋时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历经漫长的历史消磨，尤其是在秦始皇“书同文”和焚百家书的思想文化统一政策高压下，巴蜀地域文化被当作一种蛮夷方国文化被中央集权文化所取缔。常璩出于对巴蜀历史的追怀和重构巴蜀文化的热情，根据巴蜀大盆地中残存的典籍史料和民间流传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以一种方国的独立价值标准，系统整理出自成体系的巴蜀大盆地生命史和文化史。
《华阳国志》从蜀王谱系角度，描述了从蚕丛称王，历经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代换史及其主要事迹，其中辅以“蚕丛目纵”、“鱼凫仙道”、“杜宇化鸟”、“朱利出井”等神话内容，这正是巴蜀先民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原始思维和直觉把握方式的体现。而“五丁开山”、“廪君化虎”、“鱼盐女神”、“巫峡神女”等故事以及巴人对白虎的图腾崇拜，都充盈着浪漫奇幻的瑰丽色彩，其中一些神话原型意象一直复现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更是在巴蜀作家思想性格及创作中不断地被复现着，作为一种艺术的原初意象和地域文化集体无意识被表现着。正是出于这个角度考虑，卡西尔认为：“神话由于表达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取向、人类意识的一种独立建构，从而成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谁要是意在研究综合性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须追溯到神话”。例如成都市区关于“五块石”、“天涯石”、“支机石”等街道地名，都显示着巴蜀“大石崇拜”意识的浓郁厚重。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秦砖汉瓦”已经在华夏大地完全普及的汉代，成都人却要舍近求远、弃易取难，到遥远的山区去搬运笨重的大石头来修建“石室”校舍，这不能不说是“大石崇拜”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蜀王本纪》早已说得明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蜀人生于石，养于石，终归于石，《华阳国志·蜀志》将此解释为：“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
人类文化学理论认为，神话既不是虚构的东西，也不是任意的幻想，而是人类在达到理性思维之前对世界的一种直觉思维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曾历经多个世纪之久被视为荒诞不经、“天方夜谭”式神话的荷马史诗，在迈锡尼——克里特文明遗址、尤其是特洛伊古城遗址的发掘之后，人们才震惊于其真实性。因此，神话和上古传说就被人们公认为是人类童年时代“历史的影子”。西方人将世界来源归结为上帝，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复制了亚当，又从亚当身上抽出肋骨造出夏娃，于是繁衍出人类，后因人类社会的诸般丑恶，上帝愤而以洪水毁灭人类，是有“诺亚方舟”的人类再生。中国的创世神话虽有“盘古开天地”故事和南方民族关于洪水毁灭人类后，幸存的兄妹通婚使人类重生之传说，但最为系统的还是女娲的神话。在出土汉代画像砖上，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交尾图”。其实，蚩、禹、蚕、蜀、巴等，都与蛇形长“虫”有关。我们可以再联系其他地域的原始图腾来认识。南方诸苗对自己的生命起源归结为“神父狗母”因而崇拜“盘瓠”，将“白犬”作为图腾；北方简狄部族对自己的起源归结于其始祖母“吞燕卵而有娠”，《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已经将这种图腾崇拜解释甚为清楚；是以有“北溟之鱼”化为“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有为昆仑山“人面虎身”西王母取食物的“三青鸟”，有“人面鸟身”的禺强。在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下，《墨子间话》辑引的《随巢子》也把大禹描绘成“大神，人面鸟身”。舜成功地逃脱“焚廪”之祸，就得之于“衣鸟”而腾飞。这些例子的背后，包含着如此的价值心理：“相信人与某一图腾有亲缘关系；或者相信一个人群体或个人与某个图腾有神秘关系”。
汉字的基本性质是以形表意，本源于图画，而图画则基于“仰观天理，俯察人文”，再“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对大自然客体的认知理解再加以摹形而成，“汉字的本质并不表现在与语言的联系，汉字同人的观念、意识、思维的联系，才是最本质的联系”。人们由汉字的书写符号，自然地联想到它所指称的事物及其意义，阅读者也许不能对某个汉字正确地读音，却可以根据其形猜想出其含义。当语言与文字在摆脱了原始的幼稚形态而进入高度发展后，客观上变成了与其发音既相互依存，又平行并列的另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蚩、禹、蚕、蜀、巴等都与蛇形长“虫”有关之说法，就基于这种原理。汉字具有独立而直接的表意功能，这是汉语文字思维得以存在的理论前提。而语言思维不受线性思维的种种限制，可以任意驰骋，多向辐射，甚至胡思乱想：既可以在远古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不同时空任意穿行，又可以在理性与情感、合理与荒诞的内容领域随意切换；既可以作历时性的线性思考，又可以作共时性的多向式思维。语言思维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思维内容必然是轮廓性的、模糊性的、缺乏逻辑性的，这在原始——神话思维中体现得尤其表现典型。
卡西尔甚至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而是其历史由神话决定的。根据人是历史创造主体的观点，神话作为上古先民直观、形象把握和阐述世界的方式；既是人们既有知识和生存经验的积淀，又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集体无意识去影响、规范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以及创造方式，使后来者只能在一种既定的存在前提条件中进行创新，在已有的文化背景下发展新兴文化。这也是我们在认识巴蜀文化和文学的发生发展之际，着重讨论巴蜀上古神话的内容、特征和表现形态的原因。
因为“大溪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巫山人”化石的出土而出现的“人类起源于亚洲”学说，至少说明巴蜀大盆地是人类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对巴蜀文化的发生和繁衍的梳理，是以个案方式研究人类文化早期形态的实验，同时，也以之展现中华民族的肇始是从多元散点开始而逐渐汇融一体的。对此，李学勤教授说得很清楚：“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起码，中华民族的“龙”形图腾崇拜，就有化自于巴蜀“蛇”形图腾的因素，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巴蜀同囿，肇于人皇”，大盆地人类历史的久远，有其丰富的神话和上古传说等精神积淀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值得我们特别地注意。
（第三节）原始歌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