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彩玉无论自己受多大委屈，总能承受。她最不忍心的是让孩子们吃苦。但在农村，没有男主人的家注定是弱势的，何况家庭成分如此糟糕，所以在特定的年代里，孩子受欺侮遭歧视是免不了的。
小儿子阿光两岁时，也正是家里厄运降临的日子。独自在家门口玩耍的他，脖子上的银项圈被人偷摘去了。孩子人小不懂，而黄彩玉心里自然明白是村里人顺手牵羊了。如果换了从前，王松甫在世当乡长时，这种事断然不会发生。可是，如今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更何况地主家的金银财宝本来就要被没收，只不过小孩颈上戴的银项圈被抄家者忽略了而已。
黄彩玉虽然舍不得银项圈，因为这寄寓着孩子父亲对幼子的祝福。可是在混乱的岁月里，与人身安全相比，这身外之物就无足轻重了，只要儿子安然无恙，便上上大吉了。
运动接连不断。转眼好几年过去，日子仍暗无天日，黄彩玉因地主婆身份，自己遭受苦难与屈辱不说，最难过的是还连累了孩子们。大儿子可行读书到小学毕业止，不仅仅因为生活贫困，地主家庭出身也是致命的限制。这种所谓的政治影响，直到可行的女儿美君读书时，还没能摆脱。
眼看阿光将上学了，黄彩玉不由心存担忧，因为她打定主意要让小儿子把书读上去的，这不仅是孩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而且阿光从小聪慧，也确实是读书的料。但地主的儿子是否能升中学？家里的经济状况供得起他学习吗？这些面临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
黄彩玉从不会向人诉苦，即便是经常走动的几位乡里乡亲。
乐宾90岁的岳母回忆说：“亲家如果在世的话，和我一样年纪了。她个子也差不多像我这般矮小，只是长得比我稍微丰满些。我们家和他们家同样属于地主成分，但我比她要幸运多了，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兄弟把我接去，不用像乐宾他妈妈那样在运动中遭罪。她确实很苦，孩子从小没爹，要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是很艰难的。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她很勤劳，会打算。后来，我在岺晁的街上开裁缝店。她买菜来了，总会来我这里转一下，有时叫我帮她孩子做衣服。孩子偶尔做件灯芯绒衣服，就像当宝贝了。她穿的大襟布衫都是自己手工缝的，虽然粗陋，但看上去蛮得体。她从不肯留下吃饭的，因为忙，要赶着回家替儿子们做饭，养猪养鸡，还要去忙田头活。但她从没在我面前诉过一声苦。”
有些好心人会劝说黄彩玉再选择一个合适的男人共同支撑家庭，“你为地主成分吃够了苦头，说不定找个贫下中农，情况就会得到改善。家里有个男人，总归有安全感。这些年，你闲言碎语也听了不少，如果家里有了男人，这种空头气就不用生了。”
姐妹们相聚时，也会和彩玉聊起，她们是知根知底的，一些话也都说得实实在在：“可行已经这么大了，他过几年结婚总要给他准备家当，接下去还有乐宾，阿光又要读书。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能承担得起呢？”
终于，黄彩玉又嫁了一个人。确切地说，不是嫁，应当算是对方入赘。在象山，女方丧偶招夫养子，俗称“进舍子丈”。
按照传统审美，我们歌颂妇女的德行，总喜欢以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忠贞不渝等标尺来衡量，似乎越艰苦，越牺牲自我，就越能彰显其伟大，如同旧时守节的妇女那般，最好上奉公婆下侍儿女，左携叔婶右抚邻里，日子过得越凄惨似乎就越显其节烈。殊不知落后文化所倡导的那种盲目的“孝”和“贤”，与人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是多么相悖。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对于压迫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鲁迅这篇作品写于1918年，即黄彩玉出生的前一年。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还根深蒂固，而鲁迅先生对此已经口诛笔伐，以犀利言辞把违背人性的所谓节烈剖析得淋漓尽致。
黄彩玉不是知识女性，她没文化，当然也没读过鲁迅这篇文章。但对于节烈这事，她似乎有着本能的觉悟，所以当童养媳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当有改变生存困境的机缘摆到面前时，她会作出抉择。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进舍子丈”，于为人母的黄彩玉来说，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行动。出于最基本的生活考虑，儿子们长大后都要成家立业，而现实境况是凭一个女人的力量要承担起如此重任很难。
虽然，黄彩玉不会刻意去追求，但当有人介绍郭年宏给她时，历尽风霜的黄彩玉就理性地认可了。
但命运捉弄人。原以为家里有了顶梁柱，从此有所依靠了。没想到遇人不淑，那男人不仅懒惰，而且为人不仁，这给人生坎坷的黄彩玉又带来了一重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