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科学艺术：硬币的两面—璧与琮：艺术还是科学—“新”字上何以有个箭头—世界最早的宇宙学论文—竹简汉字与宇称不守恒—听李政道说“细推物理”—求证于科学：简单与复杂—从回文诗看对称之美—说不尽的大同华严寺
●科学与艺术，可能是人类两大永恒的精神主题。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有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此，就中国传统为例，您怎样看待？
〇好，就从李政道说起吧。
李政道认为：
艺术与科学之间不存在多少分歧，而只有密切与否之分。正如世间不是只有一个真理，真理应有其多面性，但我们彼此都向着真实的方向走就没有错。我们的共同心愿是艺术与科学结合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事实。
而这一事实，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存在着。科学与艺术，如《庄子》所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映射出诺贝尔奖章上的那行箴言：
多么仁慈而伟大的人物，人们仰赖他的贡献和发现，使得人们智慧生活更见充实。
对此，李政道本人就有深入的阐发。
科学与艺术的二重唱
譬如，就中国古老的艺术品玉璧、玉琮，李政道品评道：
两者都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象征。作为玉雕，它是艺术；作为原始仪器，它是科学。艺术和科学如此紧密地联结，这正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内涵。幸运的是，我们至今还保存着这些精美的商代玉器。通过这些艺术品，我们才得以一瞥祖先的科学成就。
受此启发，李政道复现了含有璧、琮和璇玑等部件的古代天文仪器——“璇玑仪”，用于测定天空中的固定点。
这是一个直径约3米、中心有孔洞的大圆盘，盘的边缘刻有3个近似方形的凹槽。圆盘借中心孔洞套装在一个约5米长的直圆柱筒上端，柱筒截面的中心有一个孔。在柱筒的下端通过盘边的凹槽观测天空时，就可以看到每个槽中都嵌有一颗亮星。李政道推测，这3颗星很可能是大熊座（北斗）的η星，以及天龙座的η星和λ星。随着夜色的推移，这3颗星在天幕布上转动。为了使每个凹槽继续跟踪同一颗星（方形凹槽对此最有利），圆盘也需要作相应的转动。如果能精确地作这样的跟踪，就能从柱筒中心孔自动观测到天空中的固定点。
●实在奇妙。请问，璧和琮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〇李政道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对天象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有一位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聪明祖先，他为美丽的夏季夜空所吸引，从入夜到拂晓，一直仰望着星星闪烁的晴朗天穹，夜夜如此。当他发现天幕中所有的星星都缓缓绕着自己旋转时，自然会奇怪：什么宇宙之力能引起这样无限宏大的运动？而且天空中有一个点是不动的，这又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知道，所有的转动都应当绕着一个不动的轴进行，这根轴就是地球的自转轴。我们的祖先虽不知道这些，但却聪明地领悟到无论支配它的机制是什么，这一固定点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必须用仪器对它作精确定位。于是就发明了艺术化的科学仪器璧和琮。
李政道进一步指出，华夏文明的艺术瑰宝中，蕴藏着许多类似科学发现与艺术表达相统一的杰作。譬如近世出土的甲骨文中，就留有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新星的观测记录。新星是一种爆发变星。本来很暗，通常不易看见，但爆发后亮度却能在几天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增强几万倍，使人误以为是一颗“新星”。距今3300年前的一片甲骨，记载着位于心宿二附近的一次新星爆发。在说到“新大星”的“新”字时，其中包含着一个箭头，指向一个很奇怪的方向。李政道说：“这个古老生动、具有艺术形象的象形文字强调了科学发现的创新性，显示了科学发现和艺术表达的一致性。”
随后几天后刻写的一块甲骨上，又记载了这颗星的亮度已经明显下降。新星爆发，是因为核的合成而产生。一颗恒星在整个演化过程中可以数次变成新星。而变成超新星，却只有一次机会，那就是“死亡”。超新星爆发，是一种比新星爆发猛烈得多的天文事件，爆发时的亮度高达太阳的上百亿倍。这意味着恒星的最后崩坍，或是变成星云遗迹，或是因其质量的不同而变成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
李政道指出，超新星是罕见的天象，在《宋史》中却有超新星的最早完整记载，“《宋史》中对其亮度变化的详细记载与现代的天文知识完全相符。事实上，这是现存的第一个这样的科学记录。”其中说到，北宋仁宗至和元年的一天，即公元1054年8月27日，大白天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如鸡蛋大小的星体，其亮度缓慢地减弱。两年后，即1056年4月变得难以观测。这颗超新星位于蟹状星云的区域，现在知道其中心确实有一颗中子星——脉冲星。
●我突然想起了屈原的《天问》，记得在开篇屈原就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问宇宙起源，第二问天体形成，第三问日月运行，第四问物质结构。而这四大问题，可以说大部分甚至直到现在还在挑战着人类智慧的极限。
〇李政道就特别推崇屈原的这篇气势磅礴的诗文，并抄录了其中的两段进行剖析：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隅多有，谁知其数？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诗中的“九天”，指天球的九个方向：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鸾天，中央钧天。李政道说，前一段文字使屈原推理道：
假定天空的形状是半球，若地是平的，天地交接处必将充满奇怪的边边角角。什么能够放在哪里？它又属于什么？宇宙这种非解析的几何形状太不合理，因而不可能存在。因此，地和天必不能互相交接。两者必须都是圆的，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当然其间没有蛋白），各自都能独立地转动。
而第二段中：
屈原推测，地的形状可能偏离完美的球形。东西为经，南北为纬。屈原问道，哪个方向更长？换句话说，赤道圆周比赤经圆周更长还是更短？然后，他又问道，如果沿赤道椭圆弧运动，它又应该有多长？
虽然回答不了，但屈原能提出问题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现在知道，地球的赤道半径6378公里比地球的极半径6357公里略长约21公里。李政道充分肯定了屈原不凡的科学思想，“这篇以气势磅礴的诗句写成的文章，完全可能是基于几何学分析、应用了精确推理的最早的宇宙学论文之一。”是对“几何、分析和对称性的绝妙应用，深刻地体现了艺术和科学的统一”。
●真是太妙了。
〇是的，中国传统的窗棂图案，是另一个有趣的事例。李政道认为，作为装饰艺术品的窗棂图案，其实孕含着对称性的科学思想。由于自然界的对称性始终贯穿于人类的文明之中，如各种规则的晶体，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看，都是自然界严格对称的突出例子。这就激发了人类在装饰艺术中的伟大尝试。1924年，为了准确地描写对称性，波利亚证明一共有17种二维的格点对称模式。李政道指出，虽然波利亚的证明到20世纪才确定，研究中国传统的窗棂图案是否已包含所有这17种模式，仍然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果真如此，很可能中国古代的工匠已经知道这一科学结论。
1994年，李政道到西安博物馆参观，看到汉代竹简将“左右”写为“左式”颇受启发，有感而书：“汉代系镜中左，近日反而写为右；左右两字不对称，宇称守恒也不准。”对于宇称不守恒这样一个高深莫测的自然定律，李政道用“右”字在汉代竹简中写为“式”，与今天我们写出的“左”相对称这个简单又形象的例子，既说明了宇称状态中“镜向对称”“镜向反演”的道理，又论述了科学与艺术结合在古代文字中的体现。
李政道给我们展示中国古文化中科学与艺术密切相通的图景时，还考证了他的本行——“物理”二字的文化渊源：
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一切物质的基本原理，即“物理”。中文名词“物理”，乃物之理也，最初包含所有的物理科学，从天体到亚原子结构，不限于西方名词“physics”所指的范围。“物理”一词，可从杜甫的诗句中找到。
杜甫《曲江二首》写道：“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李政道把它译为英文——
To probe Wu Li
with care and reason，
One must feel happy
and free one body
of concern for credit
对这两句诗，李政道特别喜爱，认为是最早提到物理的文字记载之一。诗中的“细”就是要仔细地观察，“推”就是要认真地寻找大千世界的规律，即推理，所以这两个字，一个是实验，一个是理论，每一个字的分量都很重。如果要取两个字来描写物理实验和理论，很难有比“细”和“推”用得更恰当的字来说明研究物理的方法，也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方法。杜甫这两句话，现在应用仍很正确：“这一非凡的诗句，道出了一个科学家工作的真正精神。不可能找出比‘细’和‘推’更恰当的字眼来刻画对物理的探索。由此可见，在辉煌的中国文明历史中，艺术和科学一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这种“细推”，对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不是苦事，而是在“行乐”。他就是在研究中“行乐”的人。
科学思想方面，李政道认为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事实上表述了所有的复杂性都是从简单性产生的这一天才思想。李政道把这种哲学思想融入科学创造和艺术创作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科学、艺术风格。他对科学与艺术的沉思，渗透着复杂与简单、动与静、对称与不对称的辩证统一。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就是我此刻的那种本能畅快感。
〇其实何止于此？这两句诗，既是诗情画意的美，更是人生境界的美。
画家吴冠中曾作一幅“复杂与简单”的抽象画，用点、线、面，黑、白、灰，以及红、黄、绿9种元素构成了千变万化的画面，拓展画幅，在点、线的疏密组合中体现出空间效应。并在画的两侧题写了配画诗：
点、线、面，
黑、白、灰，
红、黄、绿，
最基本的因素营造极复杂的绘画，
求证于科学：简单与复杂。
抽象画，
道是无题却有题：
流光——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李政道看后，认为画与题词“不但有深刻的艺术造诣，而且具有尖锐的科学含义”。但他与吴冠中切磋后，又亲笔题写了配画诗：
点、线、面，
黑、白、灰，
红、黄、绿，
最简单的因素，
营造极复杂的绘画。
他们结合在一起，
光也不能留时间，
流光——流光，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李政道的修改是从物理意义出发，旨在说明“时间有出奇的变化，连光速也无法追上，超脱了相对论”。
●我记得杨振宁也对科学与艺术，譬如物理与美，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您能介绍一二吗？
〇好的。譬如，杨振宁曾列举了苏东坡《题金山寺》的回文诗，来说明对称性与美的关系，使人耳目一新。
回文诗正向如下：
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
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
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
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鸿轻。
回文诗逆向则为：
轻鸿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四望遥。
晴日海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
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
明月钓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潮。
这首从内容到形式几近尽善尽美的作品，无论顺读还是倒读，都生动地描绘出金山寺外破晓与月夜的江上优美景色，对称性与行文形式之美联结得天衣无缝，将境界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叫绝。
●妙极！在中国文化里，科学与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〇是的，科学与人文，就是人类思想诗画的“落霞”与“孤鹜”，更是人类精神境界的“秋水”共“长天”，原本是水乳交融、不容割裂的。科学与人文，是一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关乎人类命运的时代课题。“至大”在于科技几乎无边界地渗透于寰宇万物，人文关怀的视野则关涉人类的宏旨；“至小”在于科技日益化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必需且须臾难离，人文关怀的触角则探及人类精神的寻常幽微。
这在中国古代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艺术中的科学”，是挖掘中国古代科技宝矿的一把“金钥匙”。
艺术中的科学
●“艺术中的科学”有那么神奇吗？
〇当然。科学，在近代的分科化、专门化之前，只是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中有机的一员，与艺术、哲学、文学还有宗教、生活等渗透交织、杂然难分，较诸今天之科学概念，其范围要宽广得多，而内涵也要丰富得多。由于种种原因，古代的科学被记载从而流传下来的很少，是蕴藏在艺术——残垣断壁、古器珍玩及墓葬洞穴这些“凝固的音乐”之中，作为艺术的形式被保存下来。艺术，是挖掘、提炼科学的一个富矿。
艺术中的科学，更是打开理解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与科学关系之门的一把钥匙。
我以为，艺术中的科学，至少可从六大方向去考察。
绘画艺术中的科学：绘画、壁画与棺壁图案等；石窟雕塑中的科学：石窟、彩塑及雕塑等；艺术实物中的科学：从用途划分，有鉴赏器、明器、礼器、乐器及兵器等。从材质划分，则有陶器、玉器、青铜器、铁器、瓷器及漆器等；建筑艺术中的科学：宗教建筑、宫室建筑、军事建筑及民居建筑等。此外，建筑科学以外的科学与技术问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以及材料科学、技术工艺等也可划归于此；传统工艺中的科学：铸造、制铁、酿造、纺织以及传统工艺品等；文学音乐中的科学：小说戏剧、诗词歌赋以及音乐作品等。
●您能举些实例具体说明一下吗？
〇好的。绘画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中国古代绘画也不例外。从绘画的主题来说，很多就是直接反映科学技术内容的。譬如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217窟有盛唐的《建筑群图》，196窟有晚唐的《农作图》，156窟有晚唐的《小儿车图》，346窟有五代的《射手图》，等等；再以区域性的山西为例，平陆枣园汉墓壁画《牛耕图》与《耧播图》，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水磨作坊图》，以及永乐宫元代壁画《校正尺度图》，等等。
众多的古代壁画，反映了丰富深湛的科技内容，从代数几何、天文历法、农业科技、化学工艺、医疗卫生、建筑技术、兵器制作直到中外科技交流、自然观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蔚为大观，堪称一座瑰丽多彩的科技画廊。有些绘画主题尽管是反映宗教内容的，但其中也蕴含了大量的科技信息。譬如，敦煌莫高窟61窟元代壁画《炽盛光佛》中就绘有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五星、七曜、九曜等天文图像，从中反映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丰富史实；敦煌有十多幅壁画均绘的是尼泊尔阿耆波尔水火池（湖）即石油池的故事，是今天探寻尼泊尔石油资源的重要文献。
整个绘画艺术史本身还是一个完整的技术工艺史，特别是大型壁画群的绘制，除了沿用固定的一般严格工艺程序以外，对特殊艺术效果的不懈追求，又是专门技术工艺发明的直接动力。譬如，用于绘制壁画的墙体多用土坯或未烧制的砖坯砌筑，其中就包含着古人对材料特性的科学认识。我国保存下来一批宋辽金元时期的壁画，就是用土坯或水坯砌墙，这样，因气温变化而产生的热气易于被墙体吸收或散发。此外，土坯（或水坯）体的收缩率与墙体外表砂泥墙皮的收缩率较接近，因而不会使墙体和壁面由于收缩不一而产生裂缝和泥皮空鼓。土坯泥皮墙体收缩自然产生的缝隙可以通风，易于墙内湿气流通。在许多建筑内，墙身下部砌筑有通风孔，这对于保持墙体通风干燥、防止壁画受潮变质均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壁画能够保存至今，与当时科学合理的壁质构造有着直接的关系。
绘画与科学关系中最有趣的事例，当属梁思成对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日本有人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要看唐代木构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梁思成偏不信邪，坚信中国一定还存有唐代木构建筑。他在敦煌壁画宋绘《五台山图》上发现了大佛光寺，并从明《清凉山志》（五台山古称清凉山）中查出在五台县的豆村，于是按图索骥，发现了举世闻名的“亚洲佛光”佛光寺东大殿。
●绘画之外的例证呢？
〇大同市城西，有一处气势恢宏的辽金建筑群，殿宇巍峨，鸱吻高耸，红墙深深，古韵悠悠，这就是遐迩闻名的大同华严寺。
华严寺上寺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的两座最大木结构佛殿之一，更是我国仅存的辽金庙宇。其山门外门为方、内门为圆，外方象征华严宗说理方广，内圆表示华严宗说事圆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可谓意义深密，玄妙无比。大殿形制古朴，气势雄浑。为了便于礼拜瞻仰，殿内采用我国绝妙而独到的“减柱法”，在中央七间大的空间共减少内槽金柱12根，并使外槽的柱子略向里推进，这样，既减少了殿内柱子的密度，使空间宽敞，又能合理承重，并节省了大量建筑材料，是我国古代力学原理在建筑中成功运用的典范之作。殿内现存五尊坐佛像，两侧各十尊天王像立而前倾约15o，以示对佛的虔诚与恭敬。这15o的倾角应当是所能取的最大值，不然天王像的重心就会超出脚趾而倾倒。
华严寺下寺薄伽教藏殿的形制介于唐宋之间，如栌斗未放在普柏枋上，而是下承蜀柱，与柱斗铺作并施，显得主次分明，转角铺作加了抹角，用以分负檐角荷重。这种做法，既非唐代遗制，又不见于《营造法式》，是辽代契丹民族特有的建筑技法。与上寺大雄宝殿一样，该殿也采用了“减柱法”。然而下寺的海会殿不仅没有采用“减柱法”，相反升高了金柱，使构造简洁合理，同样达到了扩张空间的目的。可见，华严寺的建筑技艺不是墨守一端，而是随机应用，反映了契丹民族不拘一格、融会贯通的非凡创造力。
鸱吻的广泛应用，是契丹民族融会汉文化的生动写照。上寺大雄宝殿殿顶正脊两端的琉璃鸱吻高达4.5米，其中北端鸱吻与大殿同为金代遗物，是我国目前已知古建筑上最大的琉璃鸱吻。下寺薄伽教藏殿顶正脊两端也有高3米的琉璃鸱吻，其北端也是金代遗物。这些特立突耸的鸱吻，既是殿宇的装饰，又蕴含着象征意义。鸱吻又名鸱尾，是汉文化中用以防火的建筑“吉祥物”。
吴处厚《青箱杂记》载：
海有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台灾，越巫上厌胜之法。起建章宫，设鸱鱼之像于屋脊，以厌火灾，即今世鸱吻是也。
这是说，我国自汉代起就将鸱吻看做防火灭火的标志——一种心理安慰与期冀的“图腾”。
华严寺上下两寺均坐西向东，与一般寺院坐北朝南不同。尤其是一般寺院的主建筑都是南北向，而华严寺上寺大雄宝殿却是东向。这种方位取向上的区别，反映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差异。契丹族发源于东方，流行原始的巫教，佛寺面东，正是“信鬼拜日，以东为上”原始信仰的沿袭。契丹族不仅相信鬼神，还特别崇拜太阳，视太阳为神灵，且作为民族的图腾。他们认为，草原是太阳给的，鲜花是太阳赐予的，牛羊是太阳恩赏的，一切都与太阳有关。这种以东为上、太阳崇拜的背后，还有族源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浓厚印记。除契丹族以外，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太阳崇拜的倾向。“泰山封禅”这一中国传统的政治礼仪，也有太阳崇拜、以东为上这些原始信仰因素的某种折光。
●再譬如……
〇太原双塔，位于太原市东郊永祚寺，东依太行，西瞰汾河。两塔均为13层，全高都在54.7米以上，是国内双塔中最高者。除前已述及的绝缘避雷以外，太原双塔至少还有两奇。
意大利比萨斜塔因传说中的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而闻名于世，但塔身倾斜却使这座古塔有旦夕之虞。太原双塔的北塔也是一座斜塔，但它却因斜而固。中国古人最晚到宋辽时期已经认识到，对高层建筑来说，风力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水平活荷载。明万历年间，主持建塔的五台高僧福登考虑到塔址高峻、塔身高危以及当地多西北风等因素对塔体的影响，有意将北塔向西适当倾斜，以抗多发的西北风力。数百年的实践，印证了大师的神思高妙。虽然北宋喻皓在建汴京（今河南开封）开宝寺木塔时已开过先例，但将其精神成功应用于砖石高塔，福登的胆识与巧思，还是令人折服的。
太原双塔还有一奇，即南北双塔非正南、正北对峙，而是沿东南、西北走向布局，与塔院的轴线相一致。这种取向，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随意的。太原城自北宋赵光义为铲其龙脉、斩其龙角而惨遭火焚水淹之后，千年繁华荡尽，文风日衰，商气渐盛，好勇斗狠之习相沿，这使文人大夫忧心如焚。风水家认为这是太原地形不足所致，遂于明万历年间（1599）建塔于东山，以补地形之“缺陷”。同时，塔向与塔院面对东南，旨在吸纳东南“灵秀之气”，祈求太原文运兴盛不衰。
太原双塔，以其高耸、神奇以及文运所系，成为太原这座古城的挺拔象征。
●妙绝！再譬如……
〇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我就再举两个例子吧。
譬如，黄河蒲津渡铁牛浮桥，举世称奇。有诗赞曰：“其肤泽晶莹，若灿金英，灿烂初阳之照耀，荡乎银烛之光明！”
看那四尊铁牛，小者50吨，大者70吨，个个赛过沧州大铁狮。如此的气魄，非盛唐之泱泱，谁能为之！河中设河心洲，减缓水的冲击，桥便一分为二。河心洲缩短了桥身，桥的重心也有了着落。这是向下游弯曲的舟桥，而非直桥，弯曲的浮梁利于减轻水流冲击，类似今天的斜拉桥。
铁牛及七星柱，还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七星柱的布局，反映了北斗七星的方位。铁牛与七星柱摆在一起，折射出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周易》云：“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土胜水，寓意铁牛镇黄河之水。牛代表地，是为坤。阴阳相谐，又需要乾。七星柱所指北斗七星代表天，是为乾。天地乾坤，阴阳并存，桥梁永固。这是七星柱实用价值之外的自然观意义。
又如先秦的贮酒器匏壶，人们往往从用途、形制以及重心设计、平衡原理等科学内容着眼发掘；但换成文化的视角，则可深入领悟其文化内涵。匏壶状如瓠瓜，盖作鸡首，可能是瓠瓜星（一名天鸡星）在先秦手工业上的反映，是当时自然观——图腾或星相崇拜的某种物化折射。
●那么，诗词歌赋中的科技呢？
〇汉语中的词语包括成语中，蕴含着丰富至极的科技内容，譬如一叶知秋，昙花一现，炉火纯青，百炼成钢，锦上添花，雨后春笋，金蝉脱壳，水滴石穿，老马识途……关乎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
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科技的影子甚至作用。
譬如，一提起猕猴桃，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水果之王”“维生素C之冠”的基维果，似乎猕猴桃是从国外引种来的。其实，基维果就是原产我国的中华猕猴桃，20世纪初引种新西兰，成为享誉世界的新兴水果。
中华猕猴桃原产我国，广布于16个省区，特别是河南、陕西、湖南等地。远在《诗经·桧风》中就有“隰有苌楚，猗傩其枝”的记载，说明自古猕猴桃就产于河南；后来唐代南阳诗人岑参有诗“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说明当时猕猴桃已移植庭园棚架栽培。之后，《本草拾遗》《本草纲目》中更有关于猕猴桃形态、性质、医用等的具体记载。
试问，关于猕猴桃，谁还能拿出比中国更早、更硬的原产地证据来？
●没想到科学史还有如此重要的现实经济价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