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的神灭论实际上肯定了物质占第一性，精神占第二性的观点，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而且，他的观点还进一步指出肉体是精神存在的依据，精神是肉体所表现的作用。范缜的学说，从理论上对有神论进行驳斥，使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丰富起来。
范缜的才能非常高，不但在哲学上成果丰硕，而且在政治上也取得成就。他担任了太守、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务，政绩斐然，很受人们赞许。
冯太后临朝
公元465年，北魏国君魏文成帝去世，年仅二十四岁的冯皇后非常悲伤。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根据民族习惯，鲜卑人要在人死后的第三日将遗体火化。火葬魏文成帝的那天，文武百官、皇亲国戚都来到皇宫前的一块空地上，将皇帝的遗体架在高台之上，然后点起大火。
当皇帝遗体着火后，冯皇后一面哭泣，一面冲向火堆，要为皇帝殉葬。人们急忙拉住冯皇后，不让她寻死。
皇帝的丧事办完后，冯皇后被尊为太后，十二岁的太子拓跋弘被立为皇帝，就是魏献文帝。当时，北魏的朝政大权都由丞相乙浑掌握。但乙浑有篡权的野心，见皇帝年纪幼小，就想夺取帝位。他为了除掉反对自己的势力，竟然假传圣旨，随意处死大臣。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冯太后挺身而出，秘密联络鲜卑贵族，将乙浑杀死。虽然冯太后并不是皇帝的亲生之母，但她还是与皇帝共坐朝堂，使自己成为北魏实际上的统治者。
公元467年，因为拓跋弘生了皇子宏，冯太后要亲自抚养孙儿，只得表面上还政于拓跋弘。但因为献文帝年纪太轻，朝廷大权仍由冯太后执掌。魏献文帝喜欢吃斋念佛，公元471年，将皇位传给皇子宏，拓跋宏就是魏孝文帝。
公元476年，冯太后将魏献文帝毒死，自己以太皇太后的身份第二次临朝听政。那时候，北魏的税收越来越少，府库里没有资金。冯太后认为，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才能改变北魏衰弱的国势。
公元485年，给事中李安世向冯太后上了一道奏章，提议实行均田制。冯太后采纳了他的意见，颁布了均田令。均田制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土地制度，它以受田的方式将土地交给官员、地主，甚至农民、奴婢，受田者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由于下层人民得到了土地的使用权，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有利于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
公元486年，内秘书令李冲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改革地方机构，实行三长制。这种制度以五家为一邻，设一个邻长；以五邻为一里，设一个里长；以五里为一党，设一个党长。三长必须选择乡民中有势力的人员担任，负责收税、征发徭役、审核户口等行政事务。
这个制度完善了户籍的管理工作，解决了收税不均的问题。有了这个制度，均田制才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冯太后在朝堂上召集群臣商议此事。有的大臣说：“咱们原来的户籍制度已经很好了，何必再改？这样改来改去，老百姓恐怕不会赞成。”李冲对这些人的论调进行反驳：“只要让百姓们看到三长制的好处，知道这种制度能使徭役均衡、负担减轻，他们就会衷心拥护朝廷的改革。”
大臣们又说：“百姓们不习惯新制度，也许会发生民变。”冯太后却说：“旧习俗为什么不能改变？大臣们抱着先王之法不变，已经造成府库空虚，带来不良后果。我看三长制对朝廷、百姓都有好处，可以尝试！”于是，三长制终于得到实施。
李冲的建议得到实施后，社会经济逐渐好转，府库中的资金多了起来。而李冲与冯太后的亲密关系也为更多人所知晓。李冲是个清官，家境贫寒，被太后宠幸后，竟然富裕起来。
有时候，冯太后一个月就送给他数十万钱，甚至将皇宫珍宝送到他家。李冲才高智广，为人谦虚，很受人们的敬仰。因此这事传出去后，人们也没有贬低李冲，仍把他看成是一个君子。
冯太后的改革挽救了北魏一度衰弱的国势，后人都称赞她出色的政绩。冯太后死后的谥号是“文明”，因此人们称她为文明太后；也有人认为她在历代后妃中贡献最大，故称之为“天下第一后”。
魏孝文帝迁都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魏孝文帝开始亲政，执掌国家权力。公元493年，魏孝文帝想迁都到洛阳，接受汉族文化。但他又怕贵族们不同意，就对大臣们说：“我想带兵讨伐南齐，统一天下。”
任城王拓跋澄首先反对。魏孝文帝说道：“国家是朕的国家，我想怎样就怎样。你还敢反对朕吗？”拓跋澄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不错，国家是陛下的国家，可臣也是国家的大臣，不能看到国家有难而不管。现在并非伐齐的最佳时机，如果轻举妄动，可能招来大祸。”
魏孝文帝退朝之后，又在宫中召见拓跋澄，他说：“我想做的事情很难办到。我们鲜卑人在东北兴起，后来定都平城，长久以来都没有迁都。可是要想顺利地治理天下，还必须将都城迁到汉人集中的洛阳。我决非轻动干戈之主，而是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
拓跋澄非常高兴，说道：“陛下圣明！您的迁都主张对我们鲜卑人的发展大为有利。当初汉光武帝迁都洛阳，终于使国家兴旺发达。咱们迁都到中原地区，一定能吸收汉人的长处，使国运长久。”
魏孝文帝说：“我如果提出迁都的主张，众臣留恋旧有的生活环境，一定反对。这可怎么办？”拓跋澄说：“非常之事是非常之人才办得出来的。只要您下了决心，谁又能阻挠得了？”魏孝文帝大喜，说道：“你真是我的子房啊！”（子房，即汉代谋臣张良的字。）
这年秋季，魏孝文帝率领几十万大军，从平城出发，向南挺进。军队到了洛阳，魏孝文帝领着大臣们参观了西晋的废弃宫殿。孝文帝说道：“西晋的皇帝不善于管理国家，导致国家灭亡。我们不可学他的老样子。”说着，他朗诵《诗经》中的《黍离》，表达自己的感叹之情。
这时，天上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士兵们叫苦连天。大臣们都来到孝文帝的马前，反对向南用兵。魏孝文帝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说道：“我想统一天下，完成自己的理想，你们却一再阻挠。如果再提意见，休怪我的斧钺无情！”
安定王拓跋休和尚书李冲放声大哭，跪在马前道：“现在不是伐齐的时机。士兵怨恨，天时不利，您若一意南进，只怕江山难保！”魏孝文帝才说：“我们带了几十万军队南下，如果就这样回去了，岂不让南齐耻笑？这样吧，咱们不向南用兵了，就迁都于此。同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同意迁都的站在右边。”
众臣听说能够停止南征，都兴高采烈地站在左边。魏孝文帝说道：“既然大家都同意迁都，洛阳就是我们的新都。”于是，皇帝命李冲等人在洛阳筹备迁都的事情，自己仍回转平城。第二年10月，魏孝文帝命人将北魏先君牌位迁至洛阳，然后带领后妃、百官到洛阳去。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就进行了新的改革：公元494年，皇帝规定，禁止穿鲜卑服装，而穿汉族衣服；公元495年，皇帝又规定，30岁以上的鲜卑官员要逐步改用汉语，30岁以下的官吏必须立即用汉语交流；公元496年，孝文帝又将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鲜卑所属一百多个姓氏全部改成汉姓，并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
公元496年，魏孝文帝离开京城，到嵩山游玩。一些守旧贵族趁机煽动太子元恂造反，想带兵回到平城去自立为王。孝文帝在去嵩山的路上知道这种情况，立即派遣军队活捉元恂，并亲自用皮鞭责打太子。
众位大臣都说：“太子年幼无知，才上了穆泰的当。陛下还是饶恕他吧。”孝文帝说：“有句古话叫‘大义灭亲’。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我决不吝惜一个儿子。”他将太子废为平民，贬到河阳，派人严加看管。
公元497年，桓州（治所在平城）刺史穆泰联合一些守旧贵族，想占据桓、定二州，形成割据力量。魏孝文帝命令任城王元澄率军队平息叛乱。元澄虽然重病缠身，仍然领兵平乱。他先派人进入平城，劝降很多敌将，起到了瓦解敌人内部的作用。
等到元澄大军压境之后，叛军失去战斗力，很快失败，穆泰被捉处死。孝文帝觉得留着太子终究是个祸患，狠了狠心，将他毒死了。
梁武帝出家
公元502年，南齐灭亡，南梁建立，梁朝开国君主是梁武帝萧衍。梁武帝即位之初，还颇有一番作为，勤于国事。可是他后来却沉迷于吃斋念佛之中，越来越昏庸。
公元518年，梁武帝的六弟萧宏有谋反之心，派人在秦淮河一座伏桥下埋伏，想刺杀皇帝。他的阴谋败露后，梁武帝不忍杀他，只削夺他的官职。武帝流着眼泪对他说：“我的才能比你高一百倍，尚且感到力不从心，你怎么竟做这种事，真让我心痛啊！”没过多久，梁武帝又恢复了他的官职。
后来，又有人告发萧宏设立武库，私藏兵器。梁武帝亲自去搜查，发现库里堆放着无数的布、绢、丝、棉，以及数以亿计的钱物。梁武帝没有治他的贪污之罪，反而高兴地说：“阿六啊，没想到你的家当还挺多！”
公元527年3月，梁武帝竟然到同泰寺“舍身”，要抛弃江山社稷，出家当和尚。为使天子“舍身”的事件显得更加隆重，他还举办了四次无遮大会。从此，梁武帝剃光了头发，住在同泰寺的僧房之中，只使用一些很普通的器具，所睡的僧床也没有任何装饰。
大臣们见国中无主，都惊慌起来。他们进入同泰寺，用尽全身解数劝梁武帝还俗，可是梁武帝就是不答应。梁武帝在寺中登坛讲述佛理，居然说得头头是道，连续讲了十多天。百官无奈，拿出一亿钱交给寺院，在佛像前诚心祈祷，才算把梁武帝赎了回来。
谁料到，公元529年，梁武帝又到同泰寺舍身，说什么也不回宫。群臣无计可施，只好花了两亿钱把他赎了回来。公元546年，梁武帝又怀念寺院生活，又去同泰寺舍身。大臣们只好又花了一亿钱为他赎身。
在梁武帝从同泰寺回宫的当天晚上，同泰寺着了一把大火，把佛塔烧毁了。梁武帝对大臣们说：“同泰寺的火灾是魔鬼造成的，要想让寺院从此太平，就得重修佛塔，镇压邪魔外道。”
他传下一道诏书，说：“道越高，魔鬼也越盛，人们行善积德总会遇到一些障碍。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寺中魔鬼猖獗，就应将佛塔修得比以前高一倍，才能使魔鬼惧怕，不敢兴妖作怪。”大臣们见皇帝修塔的心意挺诚恳，只得继续捐钱。
如果笃信佛教，就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望，进行苦修。梁武帝诚心信佛，当然不能享用过度。他的饮食非常简单，没有肉食，只是一些素饭素汤。他穿的衣服并不华丽，只是一些麻布衣裳，一顶帽子要用三年才舍得换掉。
梁武帝为了显示自己的诚心，在50岁以后就遏制了好色的欲望，不与后妃们同房。妃子们为了讨得梁武帝的欢心，只得尽量俭朴。妃子们每天穿着短衣，裙子的用料尽量节省，不让后摆在地上拖来拖去。梁武帝戒了酒，不听音乐，也不参加祭祀宗庙的活动。
梁武帝一心事佛，对官员执法从不过问，只是在施行重刑时，因为怜悯而感到悲伤。有人犯了叛国、造反的大罪，依刑律必须处死。梁武帝既不弄清楚案件的起始缘由，也不对他们严加斥责，而是对着罪犯痛哭了一场，把他们给赦免了。
王公贵族们见梁武帝对他们放任不管，就更加骄横狂妄，无法无天。他们抢掠民财，滥杀百姓，出了事就往家里一躲。执法官员知道皇帝无心整饬法纪，自己又惹不起他们，也就不予追究。
由于皇帝大力提倡佛教，导致朝中出现了崇佛之风。文武百官为了取悦皇帝，纷纷捐出资金兴建佛寺，有人甚至把自己的住宅腾出来当做佛寺。
梁武帝统治时期，佛教达到鼎盛阶段，仅都城建康内外就有寺院五百多所，和尚、尼姑达到十万人之多。这些出家人见皇帝支持佛教，就仗着捐助者的势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官府不愿得罪佛寺，根本不为百姓做主。
高欢夺权
正当梁武帝信佛崇佛之际，北魏发生了内乱。当时北魏的皇帝是节闵帝元恭，大臣尔朱兆在晋阳驻军，独揽大权。
公元531年，晋阳守将高欢对尔朱兆不满，去山东（太行山以东）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他驻军于壶关（今山西省东南部）的大王山，却接到尔朱兆的命令，让他讨伐河内太守封隆之。高欢假意遵从尔朱兆的命令，带兵东进。
封隆之此时驻军冀州（治所在信都，即今河北省冀州），听说高欢与他为敌，不禁惊慌失措。河北大使（河北地区的钦差大臣）高乾却对他说：“高欢英雄盖世，决不甘心做尔朱氏池中之物。我愿意以迎接为名，探听他的意图。”
高乾走到釜口（今河北武安县南），拜见高欢，对他说：“尔朱兆已经引起大臣们的怨恨，您如果讨伐他，一定会所向披靡。我们冀州虽然弱小，尚有百姓十万，愿意助您一臂之力。请好好考虑一下，不要失去成就大业的机会！”
高欢大喜，呼高乾为叔，决定与高乾联合。可是，高欢怕部下的将士们不愿造反，就伪造尔朱兆的公文，要将高氏兵马降为尔朱氏的部曲（私家武装）。他又伪造了一份并州（治所在晋阳，州刺史已归属尔朱兆）公文，要征调高氏兵马，与步落稽（即稽胡，是北方少数民族）作战。
高欢命令都督尉景率自家军队讨伐步落稽，自己则留在釜口。临行前，他为将士们饯行，对大家说：“我与你们都是远离乡土之人，关系非常密切，想不到今天竟然生离死别。你们讨伐步落稽，恐怕会战死沙场；就是侥幸不死，也会沦为部曲，受尽折磨而死。我真为你们担忧啊！”
将士们说道：“尔朱兆太欺负人了。要想摆脱困境，只有造反这一条路。”高欢说道：“虽然如此，可造反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只有万不得已才能这样做。而且，要想打胜仗，必须推举一人担任首领。”将士们都说：“就请您当我们的首领吧！”
高欢故意叹道：“如果你们不守军纪，一定兵败受辱，被天下人所笑。你们如果推举我为首领，就得不欺负汉人，不违反军纪。”将士们都向高欢叩头，说道：“我们一定听您的指挥。”高欢命人杀牛，犒劳士兵，在信都树起反旗。
部将孙腾对高欢说：“既然我们要与尔朱兆决裂，不妨拥立一个宗室子弟做皇帝。这样能使军心更加稳定。”尔朱兆觉得他的主意不错，就立元朗为帝。
元朗在信都即位，就是安定王。他封高欢为渤海王、丞相，全面执掌军国大事。尔朱兆听说高欢造反，就命大哥尔朱仲远驻守阳平（今山东莘县），自己则离开晋阳，驻守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