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旅游产业发展对社区的影响综述
旅游影响为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热点。国外通常将旅游影响认为是“由于旅游者活动的过程或后续过程所带来的变化。”国内学者谢彦君指出“旅游效应（Tourism Effect）是指由于旅游活动（包括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产业活动）所引发的种种利害影响。”笔者认为以上定义都有其不足之处，国外强调的是旅游者活动，谢彦君强调的是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产业活动，笔者认为应该还包括旅游规划与管理等活动。因此，在本文中，对旅游影响的定义如下：旅游活动及旅游相关行为引发的种种影响。
旅游影响与旅游效应往往被通用，笔者认为旅游影响与旅游效应仍然是有区别的，旅游影响强调的是影响的机理与过程，而旅游效应强调的是结果。
旅游将会影响所有与之相接触的人或事物，涉及人及其生活的环境的各个方面，例如经济、文化、环境与社会等。近年来大量学者对旅游影响进行了研究，然而其具体的测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Douglas认为从一些孤立的案例中寻求一种解释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的个案都会受到当地的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影响。Mason指出旅游影响的感知受到旅游或旅游者的类型、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Douglas指出不同地区的旅游发展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旅游影响的研究是以不同的变量为特征。
3.1.1旅游经济影响
普遍认为，旅游业对目的地社区产生的经济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包括增加社区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改善等。消极影响包括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增加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等。对于经济影响的评价经过了简单数学模型时期（如乘数效应）、复杂数学模型时期（投入产出模型、旅游经济评价模型和旅行经济影响模型、旅游卫星账户及其应用、密歇根旅游经济影响模型）、复合概念模型时期（旅游政策与预测模型、收入流转模型）。但是这些研究在实际的应用中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旅游产业的部门统计有难度，数据高度不准确等问题长期阻碍旅游经济影响的评价。因此，对居民进行感知测量仍然是一种比较好的测量经济影响的一个方式。
3.1.2社会文化影响
旅游业发展必定会对当地的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大量的研究者都对旅游业的社会影响进行过研究，对社会影响提出过不同的观点。例如，Mathieson & Wall认为社会文化影响属于“人的影响”，即通过与旅游者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对目的地社区居民产生的影响。社会文化影响表现在价值观、个人行为、家庭关系、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流行语言、传统仪式及社区组织等各方面。旅游影响从根本上说是由旅游发展所造成的文化的交流与变化而引起的。
3.1.3环境影响
旅游环境影响的研究可为景区保护、规划、管理提供基本决策支持，对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旅游往往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的退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旅游环境影响研究开始出现，70年代进入研究活跃，20世纪80年代开始，环境影响的研究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开展，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成果。如Liddle，Crowder，Bratton等关于旅游对土壤和植被影响的研究；VankatKuss等关于旅游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的研究；Helle和Sarkela研究的芬兰由于旅游导致的驯鹿数量减少的问题。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旅游的环境影响研究开始增多，根据对相关中文期刊和博士、硕士论文的统计，共有100余篇关于旅游环境影响的论文发表。
旅游环境容量是旅游环境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环境容量指景区指所能容纳的不会使景区自然环境质量下降超过可接受极限的最大游客数量，旅游环境容量概念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Buckley等认为游客容量的度量是极困难的，因为景区环境质量的下降不仅与游客的数量相关，还与游客的旅游方式、持续时间、景区环境特征、景区管理方式相关。1984年，Stankey提出了LAC（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可接收的变化的极限）模型。美国林务局根据LAC模型制定了“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技术方法（VERP— Visitor Experienc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国内杨锐、保继刚等对游客容量进行了研究，在1999年建设部颁布的国家标准《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规定了一系列确定的指标值，只需进行简单计算，便可得出景区的游客环境容量。但是此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因为它不具体分析游客旅游行为方式、旅游时间、景区环境特征等，采用这些指标计算出的游客容量不能反映一个景区真正的环境容量。难以达到有效应用。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部分学者开始使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分析景区环境容量，如Wang和Manning基于动力学模型的研究，以及张仁军开发的TSBS模型。这些仿真模型可以动态地、有针对性地对景区环境容量进行分析，是目前旅游环境容量研究的发展方向。
3.2社区对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理论
3.2.1涵化作用与示范效应
涵化作用（acculation）在讨论旅游影响中是比较主流的理论。涵化指的是社会文化变化的过程（有时是正面的，但大多数时候是负面的）。涵化作用源自文化的接触，许多研究者们认为这个过程是随着旅游者的“侵入”而发生的。旅游者的价值观与高层次的消费理念也能够创造一种“文化的修正”“文化的修正”可以用来描述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是用他们基本的交换价值来衡量。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文化的流失与非物质文化的价值观的堕落，例如民族艺术的“修正”，为了取悦旅游者而造成的产品的价值、质量的下降与传统的流失。
示范作用（demonstration effect）指的是仿效旅游者生活方式的一种欲望。保继刚认为旅游者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地社会中，引起旅游地居民的思想变化，产生各种影响，这种作用称为示范效应。由于旅游目的地往往是一些生活水平相对旅游者较低的地方。不同生活水平与物质财富的旅游者能够改变目的地社区的居民对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的感知。Nash认为示范效应指的是旅游者及其附属物形成了社区居民的模范的一个过程。Douglas认为目的地居民常常试图模仿旅游者的消费水平、衣服式样、商品及食物等。当地居民对经济需求的提高，对旅游者的物质生活与价值观的热衷会导致他们不仅渴望旅游者的生活模式，而且还在实际中复制他们的消费模式。示范效应即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当鼓励人们适应新事物时，这是一种有利影响；但更多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利影响，即旅游者向当地居民展示他们的富裕及一种外国的优势影响。即这种影响常常导致当地居民的不满。
通常涵化作用与示范效应都是互相联系，并且常常互相变化。Cleverdon，Edwards，and Harrison把示范作用与涵化作用常常类比。例如，Cleverdon and Edwards认为旅游者的出现会导致旅游者的价值被当地居民转移与接受，因此他们常常将示范效应与涵化作用替换使用。Harrison也指出国际旅游毫无疑问地加强了这种西方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在目的地社区的转换，涵化作用常常在示范作用下发生。这种示范效应的观点认为旅游对于目的地社区有一种综合的影响，通常当地传统的价值观就会被旅游者的价值观所取代。Seaton运用了“相对剥夺”来解释示范效应。“相对剥夺”理论主要研究人们如何针对自身与社会地位评估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相对于他人的。Seaton提出了三种旅游产生的相对剥夺的形式。第一，旅游接触导致了物质性的剥夺。第二，旅游供应导致物质性的剥夺。为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而提供的相应的旅游服务在实际上造成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一种剥夺。第三，旅游就业创造了就业剥夺。由于旅游业的收入更高，会剥夺一些传统行业的劳动力。事实上，Seaton认为个体或目的地社区都会有可能感受到由于旅游业带来的“剥夺”。但是社区具体会采取什么行为取决于社会的性质。不同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有可能使有些社区对这些“剥夺”不太考虑。当社区居民开始感受到这种“剥夺”时，他们通常不太重视，并且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传统非常满意。然而，如果他们无法不面对这些“剥夺”时，他们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动机去改变生活方式来摆脱这种“剥夺”感。这就会造成社区居民放弃传统，接受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来提高新感受到的好生活。随着旅游渗透，相较旅游者的“优越生活”来说，当地人会越来越感觉到自卑，必然会感受到这种“被剥夺”感，并且努力试图调整这种感受。Mathieson and Wall认为，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为达到旅游者的生活方式与水平，当地人会更加努力地学习与工作。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示范效应会造成“剥夺”与挫折。为了模仿旅游者的行为，达到旅游者的消费水平，目的地居民也许会转变价值观，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会产生一种更大的变化，包括改变人们对自身生活的看法，产生旅游者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内部的分歧。
3.2.2社会交换理论
据Wikipedia的解释，社会交换理论（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at explains social change and stability as a process of negotiated exchanges between parties）是用心理学与社会学观点以不同个体之间的协商性的交换过程来解释社会变化与稳定性的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建立在人的关系之上，是由主观的个人成本利益分析及选择的比较来形成的。例如，当一个人感知到他的关系的成本大于利益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推测，那么这个人就会离开这种社会关系。社会交换理论源于经济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目前，该理论在很多领域都以资源交换的思想将其物质化。Homans指出社会行为是一种交换，这种交换不仅包括实物，也包括非物质的交换，例如获得威信或承认的象征。给予他人的人就希望从他人那里获取回报，而被给予的人就有需要给予他人的压力。这种影响过程试图以一种均衡的运作达到交换的平衡。对于交换中的个人，他付出的可能就是他的成本，他所获取的就是他的酬劳，并且他的行为变化要小于酬劳与成本的差异，即利益。因此在社会交换理论中，人们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社会交换理论被运用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例如婚姻、礼物交换等。不少学者将该理论也运用于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Ap（1992）详细论述了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影响因素，提出了社会交换过程的模型，指出居民与旅游业之间存在着资源交换的过程，这种资源交换的平等与否将影响他们对旅游业的态度。在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用了该理论对社区居民的态度进行解释。例如刘赵平构建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结构的框架，并探讨了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作用。杨兴柱、陆林利用社会交换理论解释居民与旅游者关系，讨论如何激发公众参与兴趣，创造居民与旅游者的互动成功。然而该理论在解释旅游影响中也有一些不足。例如McGehee等对美国亚利桑那州12个社区的研究发现尽管既得利益者对发展旅游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来对旅游规划的支持，因此这也说明该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问题。
3.2.3旅游地发展阶段理论
旅游地发展阶段或周期理论模型在解释旅游影响与社区居民态度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Smith通过旅游者类型的变化来判断旅游地的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了七阶段模型（Seven—Stage Model）来进一步阐述旅游对社区的影响。Doxey通过愤怒指数解释了主客关系，并且提出了旅游地发展的四个阶段，包括高兴地接受（Euphoria）、冷漠（Apathy），愤怒（Irritation）与对抗（Antagonism）. Butler 发展了该模型，并且强调了旅游地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要经历探索（Exploration，）、参与（Involvement）、发展（Development）、巩固（Consolidation）与停滞期（Stagnation）与后停滞阶段（Post—Stagnation）。Buttler的模型认为社会影响应该出现在发展阶段的成熟及停滞阶段。“大量的旅游者及为他们提供的设施设备将会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与反对”，因为在停滞阶段游客已经达到或者超出了当地的社会与环境容量，并且会造成一些经济与社会问题。Ap和Crompton以得克萨斯社区居民为例，提出了四个用以回应旅游影响所使用的策略：拥抱、容忍、调整与退却。但是阶段与模型也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案例。例如在斐济，尽管已经到达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然而当地人对社会影响仍然持有肯定的态度。Dowling的研究也指出尽管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比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六年中从1比10增长到1比150，并同时出现了一些环境问题，西澳大利亚的居民对于旅游业仍然持有肯定的态度，并且非常支持旅游业的继续发展。总之，以模型来归类操作旅游发展阶段是比较困难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研究者们倾向于利用问卷的手段来研究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居民感知问题。
3.3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实证分析——以磁器口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