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第一次北京过春节
1918年底毛泽东和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北京后，暂时借住在杨昌济教授家里。杨昌济原是他们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经过考虑，毛泽东决计留在国内，想要先在北京大学设法寻求一个工作。
毛泽东本人于上世纪30年代末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时曾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8块钱……
正是在这样不宽裕的条件下，这一年，“北漂”的毛泽东过了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
1928年，井冈山上过春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湖南，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年春节，毛泽东宣布放假三天，让红军和群众欢欢喜喜地过年。
这年春节的前几天，刚刚翻了身的茨坪群众，家家忙着做米果。可是，喂的家禽全被国民党的兵抢光了。毛泽东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为了让士兵和群众过好第一个翻身年，特发给每位战士三块银元，补贴过年；派人到宁冈杀猪，挑运到茨坪，每人分三斤猪肉。对缺米少盐的困难户，另外分给他们米和盐。这样一来，茨坪的红军战士和百姓，人人都有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馅肉。
毛泽东自1929年1月率领红四军进入赣南，至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在中央苏区度过了六个春节。
1929年春节：打欠条吃年饭，歼敌两个团
1929年2月9日，正是春节。在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里，红四军来到瑞金北陲十几里人烟稀少的大柏地。部队在名叫前村的村庄停下来、军部住进了村中的王家祠。
领军的毛泽东心情很沉重。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后，赣敌刘士毅部正以三团之众在背后紧追不舍。但无论如何，也得让战士们吃上一顿年饭啊。毛泽东将想法对朱德说了，叫人找来军需处长范树德，向他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找到两个团的司务长，要他们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让官兵们吃上一餐年饭。”范树德也知道年饭的重要性，何况多数连队已经断炊，大家两餐没吃东西了，他召集十几个司务长在一起计议一番，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凡是吃物全部过秤登记。
农历大年初一，追敌刘士毅部钻进了红军伏击圈。险处相逢勇者胜。濒临险境的红军官兵，人人与敌拼死相搏。刘士毅部从未遇过如此顽强拼搏的对手，被打得溃不成军。两个团基本被歼，800余官兵成为俘虏。弹尽粮绝的红四军不但得到了两个团所携的枪弹和银钱，还打击了追敌的嚣张气焰。其余追敌闻讯，即在于都一线停止了追击的脚步。同年5月，从闽西回师的红四军路过大柏地，向前村的民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
1932年春节：古庙中与道士对弈
“左”倾中央对毛泽东实行政治上严酷无情的打击后，毛泽东以肺疾发作为由提出去东华山古庙疗养一段时日，得到了批准。毛泽东带着四个警卫战士上到东华山，一边服药治病，一边看书疗养。2月5日，便是春节。一钵鸡汤，一些油煎米果，加上几盘道士送的斋菜，成了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的年饭。
吃过之后，毛泽东突然雅兴顿生，找到道士老钟，对他说：“钟师傅，吃过年饭没有？我们来‘杀’上一盘，怎么样？”年及六旬的钟道土已与毛泽东相熟，立时作答：“好啊，春节对爱弈，不失为人生乐趣！”在东华山的庙堂里，毛泽东与钟道士专心致志地沉湎于棋盘上的“厮杀”之中。在这一年一度的春节里，毛泽东不去思索那么多的烦恼之事，以对弈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刘继兴认为，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静的春节。
1933年春节：初识博古遭冷遇
1933年临近春节之际，在长汀疗养的毛泽东忽然接到新的中共中央局发来的急电：召他速往瑞金参加会议，同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见他这位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泽东接到中央局的电报后，第二天就同警卫员骑马赶在瑞金。
毛泽东在一名工作人员引领下，于杨氏宗祠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博古。
按说，一个是党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央政府的首脑，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但毛泽东没有看到那种政治上平等亲和的气象，也没有领略到初次见面应有的热情，连一杯开水、一个笑脸都没有得到，所受到的却是一种有意或无意摆出的居高临下的领导架势，这让毛泽东大失所望。
不到10分钟。两人结束了这初次不愉快的见面，一同去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
临近晌午，毛泽东走在返回沙洲坝的路上，心头沉甸甸地，充塞着说不上的酸楚。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局打电报召自己赶来瑞金见博古，竟是这么一种结局。这位党的负责人压根儿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早晓得这样，无论怎样也该留在长汀与妻儿过团圆春节。
就在这时，附近村庄陆续响起了农家吃年饭的鞭炮声。毛泽东再次记起今天是春节。这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屈辱和受到冷遇的春节。
1934年春节：怜子如何不丈夫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调离前线召回后方。1934年2月1日至3日召开的“全苏二大”会议上，又将毛泽东原来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拿掉了，由张闻天取而代之。这样，毛泽东所担任的最后一个实职被剥夺了，他成了一个完全挂着虚名的“主席”。
1934年2月13日，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临了。上午10时，贺子珍正带着儿子毛毛在大樟树下玩，毛泽东从房间里走出来，从妻子手里接过毛毛，又是绕着大樟树互相追逐，又是让小孩夹着竹杆“骑马”，有滋有味地玩耍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贺子珍来叫父子俩去机关食堂吃年饭，毛泽东方抱着毛毛进屋。
春节里与小儿嬉戏玩耍，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也是他在苏区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40年春节，与警卫战士同乐
在延安，1940年春节前夕，警卫中央首长的长枪连，提前两天派连指导员张久厚请毛主席到他们连里过年。开始，毛泽东告诉张久厚：“你们的心愿我领了。吃饭嘛，我就不去了。”张久厚一听毛主席说不去，他坚决地说：“不去不行。”这句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放下文件，笑笑说：“你们这不是请客，是在下命令。看来，我只好服从了。能不能给我点权力，让我帮你们多请几位怎样？”张久厚以笑作答。毛主席果断地说：“好，就这样定了。”
原来，临近年底，老连队杀猪宰羊，而新建的长枪连家底薄，只买了20斤猪肉。正在这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管理中央首长生活的同志，抬着半肩猪肉送来了，并说：“昨天小灶杀了一口猪，这是毛主席叫送给你们过年的。”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首长平素也见不到荤。这时，连队里开会讨论中，不知是谁说了句：“请毛主席吃年饭。”大伙不约而同地都说好。就这样把请毛主席吃年饭的任务交给连指导员去办。除夕过午三点多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来到了长枪连。进窑洞落座后，毛主席问：“我们这张桌上的饭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样？”他环视了一下，又说：“我们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里不说，可心里有意见，那就不好了。”稍停，又说：“我们常讲同甘共苦，共产党人说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众才信服。”开饭后，没有酒，大家热情地向毛主席敬肉。毛主席一看就笑了，说：“这么大块的红烧肉，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们存心不让客人吃呀。”一排长夹起三两重的一块肉吃下去。毛主席见状，说：“你厉害，比不过你，我认输了。”
1944年春节，请枣园人吃饭
毛泽东在延安时，每年春节都要在枣园的小礼堂请村里人吃饭。礼堂门口放着一张方桌，毛主席就在桌旁和每个人握手。每家的家长都穿着新衣服来给毛主席拜年，他们给毛主席带来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礼物，满满堆了一桌。吃饭时礼堂里摆十几桌，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人作陪。
1944年春节，毛泽东给大家敬酒，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邻居，不要讲客气，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里作客。自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以后，每天清晨妇女们都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把桌椅板凳都收拾好了，就怕毛主席忽然来了，窑里不干净，慢待了他。
1945年春节，毛泽东敬礼赔不是
八路军的通讯广播归三局管，三局的干部战士许多是大后方或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在整风审干时，他们中不少人被打成了混进来的特务。后来虽然作了甄别平反，但有些人仍然背着思想包袱。这年春节毛主席请三局的干部战士到枣园，对大家说：“三局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说到不少人在运动中受委屈的事，毛主席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给大家鞠躬，然后风趣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了，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们怎么办，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这个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
1952年春节，下不了的黄鹤楼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带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时时处处都可见到毛泽东肖像。
正值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竟然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泽东，孩子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来，刹那间，人山人海，挤成一团。
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卫士们在里面围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大家保护毛泽东登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罗瑞卿和杨奇清后来向政治局作了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
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1962年春节，与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一起
1962年的春节这天，毛泽东在颐年堂内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作陪。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他的话为家宴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大家更糊涂了，都在想：“这人是谁呢？”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面带微笑，举止大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客人身上。他既不是人们熟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正是前年大赦的要犯，万万没想到这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今天就坐在眼前。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四位老人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是那样的和善友好，根本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设的是家宴，却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燕窝席”、“鱼翅席”，更无往日皇宫溥仪皇帝常见的“满汉全席”和“御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已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毛泽东风趣地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前仰后合。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毛泽东听说溥仪在抚顺时，已与他的“福贵人”离婚，于是关切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溥仪彬彬有礼地回答：“还没有呢！”毛泽东马上接话：“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说到这里，他深切地望了溥仪一眼，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溥仪点点头：“主席言之有理。”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泽东还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像哟！”遂请新华社摄影记者为他俩拍了一张珍贵的合照。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1963春节，开始“还债”
1963年初，毛泽东向帮他学英语的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章含之是名士章士钊先生的女儿。接着，毛泽东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来历。1920年春天，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可旅费没有着落。那时在上海，毛泽东找到了章士钊先生。章先生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这次，毛泽东还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章含之回到家里把事说了一遍。章老听了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可是，他们父女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天之后，毛泽东派徐秘书果然送来了2000元，并说，主席安排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对此，章老不安地向女儿说：“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章含之将父亲说的话转告给主席。毛主席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老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6年，最后一次过春节
1976年2月4日，除夕之夜，工作人员陪伴垂暮之年的毛泽东过年。年饭，是工作人员一勺一勺地喂给他吃的。饭后，他们搀扶主席下床，送到客厅，即他那个兼做书房的地方，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从红墙外隐隐约约传来鞭炮声。主席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工作人员，似乎感到了寂寞和悲凉。忽然，他用低哑的声音向工作人员说：“放点炮仗吧，你们年轻人也该过年。”毛泽东的话使工作人员很受感动。他们准备了几挂鞭炮，在屋外噼噼叭叭地放起来，听着这炮竹声，主席那瘦弱、松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陪伴他的人心里明白，这一丝笑容是为宽慰他身边的人。这也是毛泽东人生最后一次过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