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我国制定并实施新安全战略，维护了国家安全，促进了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中国同俄罗斯、法国分别签署“促进世界多极化”的政治宣言，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东盟地区论坛等各种国际和地区、次地区安全对话和进程，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员。中国参加亚太地区所有的全区性的地区安全多边进程，包括官方的“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合作对话”等，并为此作出独特的贡献。
根据江泽民的安全战略思想，我们努力实现大国关系“伙伴化”。我国从1996年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相继与法国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德国达成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关系的共识；与英国建立长期的、基础广泛的关系；与日本建立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和平友好关系。“伙伴关系”是一种既非结盟又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发展友好，互不对抗；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
中国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积极探索合作安全的新型模式。为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努力就安全问题同许多国家开展对话和交流，增信释疑。我国与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防务和军控磋商机制，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为国与国之间解决矛盾分歧，促进安全和稳定开创了新的范例。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
共建和谐世界与两种社会制度和谐相处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06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论丛》2007年第2期全文转载。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讲坛上，郑重地提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问题。这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原创性的崭新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深刻认识，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深邃把握，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透理解；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历史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能够和谐相处的新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中国政府对内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延展，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最新的外交宣言。和谐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强调“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承认和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各种文明兼容并蓄，当是“和谐世界”理念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世界上共有60多亿人口，近200个国家，2500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以及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在内的多种宗教和包括不同“主义”在内的多种政治信仰。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所以，我们十分重视和关切不同文明（包含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和谐相处，并视之为直接影响世界安全、稳定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若要使不同文明与社会制度和谐相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倡和发展包容精神，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束缚。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借鉴，相互包容，这样人类才能和睦，世界才能和谐。
胡锦涛说得好：“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他提出，要“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他说：“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他强调：“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的基本内涵应包含全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共建和谐世界的主体是世界各国，但世界大国应负有更多、更大的责任，因此大国关系是关键。实现国际关系的和谐是当今共建和谐世界的基本任务。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要实现和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当今世界的近200个国家，就其社会制度的基本类型而言，不外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如何认识、对待与处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能否使分别属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和谐共处，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和睦与世界的和谐。我们经常批评的“冷战思维”，说到底，就是不能正确认识与对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的理论，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但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两极对峙的世界，这种“和平共处”只能是“斗争”中的“和平共处”，是在相互防范与对抗过程中的“和平共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和平共处”还不是“和谐相处”，还不能实现世界的和谐。只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谐相处”，世界才能和谐。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理论，为当代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谐相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愿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生产力极大提高，全球经济继续增长，各类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生机勃勃，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而且可以和谐相处。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改变了过去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关系的一些传统论断，清楚地表达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谐相处的思想。这个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和平共处”的思想，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崭新理念。
过去我们常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并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在世界两极对峙的时期，这种理论观点的宣传，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实际上，这种理论成为两极对峙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今天我们认真研究起来，这种理论观点是缺乏依据的。
从实践层面来说，20世纪初，列宁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俄国人民群众通过十月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俄国落后的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等十几个国家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在各自的国家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那里的资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种“代替”，有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代替”没有成为一条普遍的发展规律。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来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具备“代替”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