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之后，邓小平力主反倾向斗争“不搞运动”、“不搞争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反倾向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是邓小平对新时期党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正是在反倾向斗争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既是判断各种理论观点是非得当的根本标准，又是判断是否正确处理反倾向斗争的根本标准。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既清醒地估计到反倾向斗争的客观性和尖锐性；又妥善地、成功地处理好了反倾向斗争，“不搞运动”，“不搞争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既排除了错误倾向的干扰，又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是我们党更加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4.深入探讨右与“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问题上的主要表现与危害。
邓小平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他说：“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
在学风上，“左”表现为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江泽民1990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左”的主要表现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说：“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必须反对“左”的倾向；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更要反对“左”的倾向。
在思想认识上（理论上），“左”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处于一种不清醒的状态，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面，而没有注意研究其相互借鉴和继承的一面。建党时期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认为，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三大战役前夕毛泽东否定了“新资本主义”；建国后，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初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到了荒谬的程度，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口号。这种观点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不少人的思想，构成坚持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的主要障碍。
在政治上，“左”表现为保守倾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上右倾动摇，夸大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甚至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视之为主要矛盾；反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反对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这种“左”的保守倾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曲折反映。在1992年前后，“左”的观点集中表现在姓“社”姓“资”问题上；在1997年前后，“左”的观点集中表现在姓“公”姓“私”问题上。
5.认真探讨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途径与对策。
这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有效地进行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干部与群众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特别是使我们的各级干部对反倾向斗争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掌握处理反倾向斗争的正确方法，使干部和群众认识到错误倾向的实质与危害，认真解决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二是如何从法规和制度上把正确的理论观点变成可操作的东西规范下来；用法规和制度规范干部和群众的行为，使干部和群众在行动上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三是加强对“左”理论产生右的政策的研究。对于“左”的理论可以产生“左”的政策以及“左”与右必然会产生右的结果，研究论著和历史资料都比较多，论证得比较充分；但对于“左”的理论也可以产生右的政策的论点，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历史资料的挖掘都显得十分薄弱。而这个理论观点以及这方面的历史资料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重大。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力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用实际行动来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
和平、发展与历史大时代
——试论邓小平时代理论的深远意义
本文与邓淑华（现任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联合，为纪念邓小平100周年诞辰而作，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5期。
和平与发展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
人们经常在各种不同意义上使用“时代”这个概念.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大时代”，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大的历史阶段。它是在世界范围内，以当时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来界定社会历史基本走向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人们对世界历史走向和国际形势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历史时代特别是历史大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特有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考察和研究时代问题。他们对时代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提供认识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思想武器，并提供根据时代主题和特征确定历史使命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时代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揭示了历史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即世界将进入共产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时代。列宁也非常重视对时代问题的研究。他说：“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在讨论俄共党纲时，列宁深刻论述过历史大时代的发展走向，为俄国共产党的纲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着重从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视角来研究时代，以哪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代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为主要标准来阐述历史大时代。在世界历史发展长河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一些国家和民族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则落在后面。在同一历史时期，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其中必有一种社会形态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这种社会形态就成为区分和界定历史大时代的主要标志。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指出：“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开始。”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大时代的理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以上所述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历史大时代的理论依据。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历史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时代：一个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个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逐步积累共产主义因素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至今不到100年。我们现在和今后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都处在这个大时代之中。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创立，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代表着时代的前进方向。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和解体，并没有改变时代的本质和基本走向。马列主义关于历史“大时代”理论并没有过时。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大时代”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运动形式、力量对比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大时代”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发展，从而使“大时代”在其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阶段性来。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帝国主义战争和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是当时世界的主要历史潮流，那么六、七十年代以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平与发展成为主要的历史潮流。和平与发展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大时代”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
历史大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理论基础，但在研究革命形势和战略时，列宁反复阐述的却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时代”。他反对泛泛地谈论时代，反对空洞地滥用“时代”这个概念。他在批评彼·基辅斯基滥用“时代”概念时说：“时代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斯大林把列宁所说的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概括为“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这里讲的都不是历史大时代，而是大时代中的某个发展阶段，即“小时代”。
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列宁，强调以哪个阶级居于中心地位来划分和界定时代。列宁认为，划分时代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其一，弄清楚“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其二，确切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在1915年初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研究者经常引用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大的历史时代”的概念，但列宁在这里讲的“大的历史时代”同我们现在讨论的“历史大时代”不是一回事，它不是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而是指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时代”。列宁常将“时代”作为“阶段”的同义语使用。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提出了“前天的时代”（第一时代）、“昨天的时代”（第二时代）、“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第三时代）等概念，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这些都是指“小时代”，而不是大时代。
列宁当时的论断和分析具有充分的理由，并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他确实抓住了那个急剧变化时代的主要特征。但是以哪个阶级居于中心地位来划分和界定历史时代的观点，至少不能作为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时代的理论依据。用经典作家讲“小时代”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历史大时代，显然不符合老祖宗的原意，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尽管社会主义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但除特殊历史时期（例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并没有居于世界历史的中心或主导地位。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所谓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已成为时代的中心，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论断并不适合现时代的状况。
要全面正确的认识当今历史大时代，必须将“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两个概念既要区别开来，又要统一起来。时代本质反映历史时代的基本走向，即大时代的发展趋势；时代主题是大时代中不同阶段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指的是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成“和平与发展”；邓小平还强调：“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指的是“时代本质”没有改变，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邓小平的时代观体现了时代本质和时代主题的高度统一。
20世纪上半期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这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通常又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20世纪下半期以来，时代的主题和基本特征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20世纪这“两个时代”都从属于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那个历史大时代。而且，和平与发展时代又高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从时间上说，战争与革命时代不到100年，而和平与发展时代至少几百年，上千年甚至还要长；从内容上看，战争与革命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手段，而和平与发展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因此，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
国内多数学者将和平与发展时代定位于“现时代”或“小时代”。这是有理由的，但又是不全面的。邓小平关于时代的论述主要描述的是现时代或“小时代”。这一点同列宁是一样的，他们都着眼于现实，分析现实，研究现实。但是通过学习我们又发现，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论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深远的意义。我们认为，不应该将和平与发展时代同战争与革命时代简单地相提并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不同于战争与革命这个“小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历史大时代中的高级阶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极为重要、十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与发展时代也是历史大时代。
和平与发展是今后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