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便努力在中国贯彻布尔什维克化的各项规定。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共完完全全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就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依照这种见解，他们曾把中共五大视为“布尔什维克的大会”。1927年5月9日，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罗易对中共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们说：“这次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他强调：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在共产国际决议案指出的路线下发展中国革命。以苏联共产党（布）宣传团团长身份参加五大的米犬，十分赞赏罗易在大会上的讲话。他说：“罗易将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验交给了年青的中国共产党”。
因此，他们认为中共五大使党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事实上，中共五大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并没有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败。可见，共产国际判断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不是看中共是否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是看中共是否原原本本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这个标准是完全错误的。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改变了观点。经布哈林、米夫修改过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认为，“八七”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继续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当然，“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组织上开始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在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就形成“左”倾盲动主义。因此，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没有“继续布尔什维克化”，反而成为中共第一次“左”倾错误的起点。
后来，共产国际又在1931年8月26日决议中又说：“四中全会在党的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中前进了一大步，修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从而使党的全部工作开始了转折。”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明确宣布：“布尔什维克化首先表现在以党中央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所制定的政治总路线。”众所周知，在米夫直接干预下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其结果是开始了王明“左”倾路线对党中央的统治。但是他们却把四中全会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体现。据王明说：这是因为四中全会提出了“百分之百地绝对忠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的口号。这个口号乃是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唯一道路和保证。就在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将他原来命名为《两条路线》的那本小册子，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另一种意见，另一种认识。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统一。只有到了遵义会议后，党才真正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依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共产国际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传到中国的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在这种情势下，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忽视了布尔什维克化口号所含有的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内容，片面地强调对革命策略的指导。在策略指导中，又把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中关于策略思想方面的错误部分引向极端，从而产生了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1926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尽管情况有其特殊性，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还是与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俄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布哈林则把张作霖比作俄国的保皇党人，把蒋介石比作立宪民主党人，把汪精卫比作社会革命党人。斯大林还根据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把中国革命分成三个阶段：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汉时期），苏维埃革命。这些就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总策略，也即是公式化、定型化错误的总根源。
共产国际口口声声说他们执行了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的策略思想，实际上只是简单抄袭了1905年革命的公式，而背离了列宁的根本策略思想。实践证明，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贯彻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结果，消极作用是主要的。
大革命的惨重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严肃地反思。他们初步认识到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重要性。1927年10月24日，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塞克》创刊了。其“发刊露布”指出：此后中国的革命，比大革命时期尤加十倍的必须有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只有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方才有强固的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党中央组织编写和翻译出版了《共产主义的ABC》（布哈林著）、《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马克思、列宁等著）、《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布哈林著）、《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郭列夫著）、《资本主义之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著）、《俄国革命运动史》（瞿秋白著）等书，并反复宣传“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能有革命的运动”。但是，这种理论宣传却没有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192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撰文指出：真正的革命方法，只有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方法，他正确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方法，可他没有进一步研究中国与俄国不同的国情，从而将俄国革命的方法机械地引入中国，得出了“无间断性革命”的错误结论。这就是瞿秋白陷入“左”倾盲动主义的思想根源。1927年11月28日出版的《布尔什塞克》第六期公布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并在刊头发表“布尔什维克主义万岁”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现时已经到了长期无间断的直接革命形势，要求实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应当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自发的暴动，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实际上，这种不顾一切的暴动策略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是“左”倾盲动主义的策略。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是必要的，但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陷入了“左”倾盲动主义。1928年2月11日，谭平山曾就策略问题上书党中央。他写道：中国的革命运动同俄国的1905年并非完全相同，同俄国1917年的时代也不一样。“但最近CP的行动所表现，似乎很像是肯定的认为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俄国1917年一样，而且已经到了1917年4月以后的时期一样了”。蔡和森也认为，俄国1905年到191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一种历史模型。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俄国完全不同，中国革命将成为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模型，因此，不能“机械地利用俄国革命经验”。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农民占最重要的地位，还有严重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低。所以，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不能机械地想象如同俄国一样。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
1928年6~7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六大于莫斯科召开。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都是对的。但是“六大”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讨论，机械地执行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的有关指示，滋长了组织建设方面的形式主义倾向，片面地强调领导机关的工人化。在“六大”的76个代表中，工人有41个。由于代表成分不全面，问题自然不能深入讨论。在布哈林的影响下，开始把工人干部当做偶像，甚至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向忠发就是这在这种情况下当上了总书记。“六大”选出的36名中央委员就有21名是工人，致使很多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六大”虽然重申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建党任务，但没有找到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方针和方法。
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和指示，在讲到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建设时，总是同产业工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已把我们从城市赶到了农村。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显然同中国的实际对不上号。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共产党的建设，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解决这个新课题的任务，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毛泽东指出：“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关键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中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需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还说：“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1930年5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他批评拘泥于“六大”决议的“本本主义”，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已经找到了在乡村环境中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根本途径。这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建党模式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杰出贡献。
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囿于联共建党的模式，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突破，他们反而斥责中共偏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王明写道：中共机会主义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总是有意的无意的，自觉的不自觉的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联共不懂中国实际情形”，“联共是革命已经成功的党，其经验不适用于中国”，“俄国人不懂中国实际”这类的呼声，在机会主义领袖的口中可以时常或明或暗的听到。王明名义上批评的是陈独秀，实际上却批评了中共的独立自主。他的现点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1930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讨论立三路线时，着重批评中国党的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问题，说这是“敌视的，非‘布’的，非无产阶级的对待国际的态度”。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的实质不是纠正其“左”倾错误，而是要反掉中共独立自主的倾向。
1931年1月，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上台后，立即提出了“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和“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口号。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系统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中的消极东西。在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上，他们把恪守马列主义的教条视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机械地搬用俄国革命的模式，嘲讽“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王明认为，“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这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1905年到1907年革命的进程”。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断言，中国革命“比俄国1905年革命中的转变速度要快得多”，从而得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错误结论。在组织建设上，他们打着“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旗号，排斥，打击和迫害了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在党内斗争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第三次“左”倾错误，丧失了陕甘宁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党员由三十万降到几万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这是百分之百地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恶果。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胜利后，迎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了加强党的建设，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中共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郑重地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毛泽东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融为一体，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然而，毛泽东的理论成就却遭到来自莫斯科的责难。1939年底至1940年初当周恩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的领导都担心中共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同志听毕大哗，不以为然。1940年秋，斯大林还对即将来华就任驻华武官的崔可夫说：中国共产党依靠的是贫穷而无文化的农民。中国共产党对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这一点不能不在其思想意识方面和口号中，以及在理解革命任务方面打上烙印。中国共产党有相当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它的队伍中，国际主义的精神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材料表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根本不相信中共能在农村根据地环境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