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学宝库中，古典小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观中国历史可以得知，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大都是夺取了农民起义果实而建立起来的。有些农民起义规模巨大，斗争激烈，时间长久，是历史上罕见的。它不仅使当时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也给了文学以有力的影响。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和统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逐渐激化、深入和复杂，构成了整个社会政治的基本内容，这就为小说题材创造的多种性和体裁形式的多样化，提供了社会源泉。由此可见，古典小说的繁荣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
古典小说中的历史小说十分突出。历史小说又名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唐代民间讲说历史故事。宋以后，平话、讲唱盛行，宋都汴梁（今开封）“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话”即故事，“说话人”据史传加以敷衍，讲说历史兴废和战争故事，时称“讲史”；讲史所用的底本叫“话本”，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长篇性质和规模的小说。有些以后逐步发展为长篇历史演义，著名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即是其优秀的代表作。顾名思义，历史演义小说并不是全讲历史，而是根据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小说虚构、夸张、渲染等创作手法，编撰敷衍的一种文学作品。正如前人评价的那样，“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它是小说，它却件件从经书上来。”鲁迅据此曾对历史演义小说一语中的地评价说：“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这说明，尽管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故事编得滴水不漏，生动引人，所涉及的人物也实有其人，但绝不是历史书，而只能作为一种独特形式的文学作品来欣赏。
明代中后期小说有了重大发展，小说的功能和潜能被进一步发掘，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出现和后来《红楼梦》的产生，使小说进一步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类型化、形式化、单一化的创作模式被打破，小说观念有了进一步觉醒。生活的多样性、人物的复杂性、性格的多重性逐渐渗入到了艺术创作中，不断产生出了伟大的作品。
侠义小说在我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有着重要地位。早在《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史籍中，就收有侠客义士行侠仗义的事例。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专为那些“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侠客义士写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随后，以《刺客列传·荆轲传》为蓝本创作的《燕丹子》，用文学的手法叙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不仅写得十分出色，而且开创了我国侠义小说的先河。唐代留下的诸多短篇文言小说中，有不少是描写侠客义士的，像《虬髯客传》、《红线》、《无双传》、《昆仑奴传》，都是这类小说中长期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典型作品。明清白话小说出现以后，侠义小说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繁荣，被誉为我国古代四部文学经典著作之一的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就是侠义小说的集大成者。该书无论内容的人民性、革命性，以及文学艺术造诣和写作技巧，都是我国古、近代侠义小说中成就最高的。我国古典侠义小说对现代侠义小说，特别是对现代港台新武侠小说的影响是很大的。新武侠小说继承传统侠义小说的精华，吸收引进西方文学创作的技巧，大大提高了侠义小说的品位，有的新武侠小说已跻身于文学名著的行列。
神魔小说在古代十分盛行。它亦称神怪小说，起始于神话，但有它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和宗教根源。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又说：“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早在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曾盛行一时，这是当时文人为适应皇帝追求长生不老、得道登仙，在古代神话基础上，造神立道，说怪述异所结出的文学之果。进入明清后，神魔小说再掀高潮，儒、释、道三教同源，以圣人及菩萨、罗汉、道祖、帝君、真人为一方，同千奇百怪的魔鬼狐妖对阵，斗法布阵，各显神通，热闹非常。著名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和优秀短篇怪异小说集《聊斋志异》，即产生于此时。
晚清谴责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在讽刺小说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从两者的目的性上讲，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实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文学表现手法不一样。讽刺小说是用比喻、夸张等含蓄的方法批评、指责或劝告；而谴责小说则是采取特写、纪实等直接的方法进行揭露、批评或抨击。但单就批评意义讲，两者并无不同。中国讽刺谴责小说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早在晋唐时期，讽刺谴责类小说就已出现萌芽，至明朝末年已有成熟作品。一八四〇年以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列强肆无忌惮的瓜分，晚清政府残酷的统治，贪官污吏拼命的压榨，使得政治更加黑暗，官场更加腐败，国力更加空虚，人民更加痛苦，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一些对晚清社会不满的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强大，人民的自由，很快行动起来，寻求救国道路，用笔进行战斗。他们抨击政府，揭露列强，唤醒民众，要求变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讽刺谴责小说创作异常活跃，进入了完全成熟的时期。《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是这时期谴责小说的侥侥者。
公案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公案”一词，原指旧时官吏审理案件用的桌子。公案小说，就是围绕旧时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断案、结案而创作的故事，是旧小说的一种体裁。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干宝编撰的《搜神记》一书中，就曾记载刺史严遵查问根由，取得证据，迫使一女子终于承认自己“以淫杀夫”的公案故事。唐宋传奇文中，也有不少属于公案故事，像唐代的《谢小娥传》，宋代的《错斩崔宁》（即《十五贯》），以及后来元人创作的《简帖和尚》，就是这方面的作品。《水浒》、《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许多篇章本来就是公案故事。但最早结集刊行的公案小说，当推明万历二十二年成书的《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进入清代以后，开创了公案小说的鼎盛时期，单篇短小公案故事，逐渐向章回化、武侠化的长篇小说方向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两书都把侠客义士引进了公案小说，总字数均超过百万。由于把侠客义士引进公案小说，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结构紧凑惊险，跌宕起伏，悬念连绵，引人入胜。
收入本套丛书的精品小说，历来受到大众的喜爱，世代流传，经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历代作家艺术上不断进取、创新，作品日臻完善，故事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风格、气派和特点，极强地适应着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另外，这些作品政治倾向积极，思想内涵深刻，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推动，对文学的发展有影响，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世界观的影响，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错误，相信广大读者会有正确的认识。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