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营，武效贤发了脾气。原因是营长宜文光报告团指挥所：一号阵地已经被攻占。但是，两天后，三十一师反映说，一号阵地我们交给一○六团，让他们给丢了。武效贤一听火了，用望远镜向一号阵地观察了一阵，也发现不对劲。武效贤回到团指挥所，拿起电话就要给宜文光打。“我要他给我拿下一号阵地，拿不下来我撤了他！”武效贤吼叫着拿起电话，但是没有打出去——政委于永贤上前按住了电话，劝武效贤息怒，把情况搞搞清楚再说。
这件事按照一○六团副团长唐永舜的说法，是“阵地编号不明确”。他说：“一营参谋长李治把一号阵地当成三号阵地，一直说没拿回来，我说不对，一号阵地我们控制着，他是把三号当成一号阵地了……为这个，团长武效贤要撤他的职，我不同意，其实，有的阵地完全可以不用去占领，只用火力控制就可以。譬如七、八号阵地就在敌人鼻子底下，我们非要去人争夺，伤亡很大。一连指导员就牺牲在七号阵地。十五军曾指责我们丢了一些阵地，其实是我们有意不去人，只用火力控制。李德生把一营营长宜文光硬调到德山岘去汇报情况，结果搞清了事实，李德生肯定了一营的做法……”
对三营营长权银刚，武效贤也发了一次脾气。原因是三营的三个连队打光后，二营的连队上来接替。这时，权银刚想：“我们部队都打没了，三营上来接替，二营有二营的领导，我这三营长也该下阵地了吧？”不料权银刚一请示团指挥所，武效贤却不让他下阵地。
权银刚开始不理解武效贤的用意，不免在电话中向武效贤发几句牢骚。可这一来，把武效贤的火点着了。武效贤不客气地质问：“你他妈是不是怕死？你要怕死就撤回来，不怕死就给我留下！”
“人家二营的领导都在，我三营营长指挥二营打，这不顺吧？”权银刚有他的道理。
“这你别管，我统一安排交代……”
于是，权银刚留在了阵地上，继续协助指挥二营战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若干年后，提起这段往事，武效贤笑道：“权银刚开始对我不满意。他资格老，也是一九三八年入伍的。他吹号出身，当过号长……上甘岭，他的三营五天打垮了，撤下来。我让他留在二营和二营领导共同指挥，他有意见。现在他明白了我当时的用意……他打得不错，在二营指挥所一直坚持到最后……”
确实，武效贤把权银刚留在阵地上，协助二营领导指挥战斗是有利于作战的措施。权银刚三天打光三个连，三天抽光了三条大生产牌香烟，的确得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采取措施，使战况出现有利的转机。
二十日晚上九点多，二营五连开上阵地。当时，连长朱国法和指导员王润成，到营指挥所接受任务。据王润成说，由于任务紧急，“营首长来不及细谈，在地图和沙盘上做了简单交代后，就领着我们观察前沿阵地。由于天黑，只能看到从敌人各个工事喷出的一条条火舌，交织成密密麻麻的火力网……”那时候，营参谋长王满卷告诉朱国法和王润成：“敌人已占领了我六号阵地，要求五连务必于拂晓前拿下六号阵地。”
时间异常紧迫，根本来不及仔细商议作战方案。连长朱国法建议，将全连分为三个梯队：一排由朱国法带领作为第一梯队先行；副连长陈洪范带二排作为二梯队；指导员王润成带三排和炮排作为预备队继后。
这样，在接受任务一小时后，随着我方炮火准备的开始，五连投入了对六号阵地的反击。时间是十一点二十分。
攻击的队伍“一脚深一脚浅地在被炸松的尘土中行进，犹如在污泥中行走一般”，当部队行至距敌阵地三百米左右时，敌人突然射出三颗照明弹，将整个山谷照耀得如同白昼，使五连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霎时，指导员王润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连队遭到屠戮——“上百发炮弹呼啸着在山坡上落下，机关枪子弹急风骤雨似的扫来。连长带领的一排被堵在半山腰进退不得，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去了，连长朱国法也饮弹而亡，副连长陈洪范带着二排十八个战士冒险前去接应，不想，他刚跃起身，一排子弹迎面扫来。他身子摇晃了几下，抬起握枪的右手指了指前方，嘴里好像喊着什么，慢慢向前仆倒……其他十几名战士见此情形，急忙冲上前去，均壮烈牺牲……”
这时，王润成“急忙喝住二排那些还要向上冲的战士”，遂用报话机向营长王聚新汇报了情况。营长的指示是：“待照明弹熄灭后再行强攻。”
二十日夜里五连强攻未果。王润成发现“天空已微微泛白，眼见任务难以完成，急得头脑发涨……”
而在营指挥所里，三营长权银刚、二营长王聚新等人得知五连强攻受挫，连长和副连长相继阵亡的消息后，都心急如焚。权银刚等人“一致认为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必须改变攻击方法。遂决定冲击前不进行炮火准备，利用夜暗以偷袭的战术手段惩治敌人。”
二十一日晚上八点，五连指导员王润成将唯一实力未损的三排作为突击分队，由排长胡升高率领，“利用夜暗从四四八高地向六号阵地运动，悄悄通过了约一千米的敌封锁区。九时左右，七、八班已按预定计划进至冲击出发位置。七班甚至摸到了六号阵地主峰下端四十米处，敌人尚未发觉。”
三排长胡升高以步话机向营指挥所发出到位信号。至二十一点十分，权银刚和王聚新等人“得知各班均已到位，并完成了一切准备，遂发出冲击信号。”
此次反击相当顺利。据权银刚回忆，“激战不过十分钟，歼敌一个半班，我仅伤四人，六号阵地又回到我方手中。”
这次反击的成功，使权银刚等人“从困境中看到了希望”。他们几个人商量以后，向团指挥所提出改变战法的建议。
权银刚等人的建议提得正是时候，其时，团长武效贤等人也正在琢磨改变打法的事，可谓上下不谋而合。
但是，武效贤没有料到，当他们将改变战法的建议上报到军前指后，并没有很快得到肯定的答复。李德生副军长要他们到德山岘军前线指挥所面议。
武效贤和政委于永贤一起来到德山岘军前线指挥所。当时，武效贤“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坚持改变战法”。他对李德生说：“打法不改不行。按三十一师的打法，先是炮火准备，然后炮火延伸步兵冲击，可敌人摸着规律了，一看我炮火延伸，敌人就开炮，使我们损失很大。我三天给打掉四个连……这样不行！”
随后，武效贤等向李德生详细汇报了改变战法的具体方案。之后，就见“李德生副军长沉了一阵，提出一个问题：不改变战法，一○六团需要几天时间全部恢复并巩固北山阵地？改变战法后需要多少时间？”
武效贤的答复是：“如不改变战法，按前一阶段我团四个连队打三天计划，还可与敌争夺四至五天；如改变战法，两个星期后可恢复并巩固阵地，可以打到底、收摊子……”
李德生说：“时间要缩短，一周，七天时间！”
武效贤没敢答应。他大胆向李德生解释为什么七天拿不下来：
“当时，李德生一定要我七天全部恢复并巩固阵地。我说不行，拿不下来。其他困难能克服，人和炮弹却不能共存。战士从坑道出来，要走五百多米才能至阵地，几排炮就给拍光了。再勇敢，见不到敌人的面，就完了……我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白天可用火力封锁阵地，让敌人也上不去；晚上以少数人控制制高点，主力展开构筑工事，在山上挖猫耳洞，五十米挖一个。第一晚上挖成个小的；第二晚上再扩展成可藏两个人的；第三晚上再扩成可藏一个小组；到半山腰再挖一个屯兵坑道，离主峰三十米……这样既可迅速出击敌人，又可躲避敌人火力，巩固阵地不失守。可是要做到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李德生还是嫌武效贤提出的两个星期的时间太长。“也许是十五军秦军长对李德生压力大，也许是兵团已决定十二军前线指挥所撤下，因此李副军长想尽快结束战斗，但不管怎么说，前方指挥员最有发言权，总不能脱离实际要求部队。”武效贤这样想着，见同来的于永贤政委和师参谋长蒋科都不敢多说什么，只得自己斗胆陈词。他对李德生说：“李副军长，你要不采取我的意见。那我一○六团打光拉倒，到我牺牲为止；要按我的打法，巩固不了北山阵地你杀我的头！”
问题僵在这儿了。沉默片刻后，武效贤终于长吁一口气，他看到李德生点了点头，有些无奈地说：“那就按你们的意见打吧，不过要尽量快一点。”
作战方案确定后不久，李德生就率十二军前线指挥所撤离了上甘岭。而一○六团被留下来，归十五军二十九师指挥，继续完成恢复并巩固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阵地的作战任务。
这以后，一○六团的战斗，用该团于永贤政委的话说，“仗给打活了。”
他们不再坚持以往的“阵地每失必反”，而是集中力量守往主要阵地，对其他阵地则以火力控制，“即使敌人占了，无非是徒然增大伤亡，最终还得撤下去。”
在进攻中不让敌人摸到规律：“有时前半夜进攻，有时后半夜；有时炮火准备，有时不炮火准备，采取偷袭，搞得敌人防不胜防。”在防守中，用小兵群战法。“你来一个连，我只出一个班；你来一个排，我只出一个小组。兵力少，全打光也是以少胜多……”
当然，更重要的是“部队一面作战，一面抢修坑道工事”。于永贤政委说：“在敌人炮火下修坑道是极困难的，选择坑道口既要注意隐蔽，又要适合作战需要。要先除掉被炮火打松了的浮土，挖掘只能用锹稿，挖深后才能用炸药。而排烟、出渣都要隐蔽进行，防止坑道口被敌人发觉后进行轰炸破坏。战士们边作战边挖掘工事，体力消耗相当大……”
经一周紧张作业，北山阵地上又形成了新的工事体系：在一号阵地上共挖五条坑道，各长十七米，另有屯兵洞十二个；在二号阵地上挖坑道一条，长二十米；九号阵地修复了一条长十九米的坑道；在六号阵地主峰岩石下开掘了一条坚石坑道和五个避弹坑……这些工事基本上可以容纳一个营的兵力和团以下的火炮及粮弹储存，使防守部队越打越主动，逐步站稳了脚跟。
武效贤回想当年，自豪地说：“我一个一○六团打了韩国伪二师、九师三个团。守阵地二十多天，完成了‘打到底，收摊子’的任务。当时，伪军的报话机骂一○六团，让我们的翻译给监听到了，敌人骂一○六团最狡猾，最难以对付。事实说明，我们的做法是对的，有利于作战，为十二军争了光。可结果却对我个人不利，军里认为我怕伤亡，不听指挥。李德生批我骄傲自满，李震军政委还要撤职留任我……上甘岭回来后开团以上干部会，李副军长说，你武效贤骄傲什么？没三十一师的经验你能打好？我当时真有气呀……上甘岭打完下来，四十五师崔建功欢送我们；二十九师张显扬师长请我去介绍经验，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也表扬我；兵团王蕴瑞参谋长也说我们打得好，机智灵活，就是回到十二军迎头打了我一棒……一九五五年授衔扣了我分，定我中校——九十一团李长生和我一样资历的团长定了上校……”
三永远的遗憾
武效贤团长或许多多少少受了委屈，武效贤团长的下属营长宜文光和权银刚或许也多多少少受了他的委屈，不过，与那些成千上万的阵亡者相比，他们怎么说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死去的人再不会计较什么了，牺牲者捐弃了生命就捐弃了一切。
八连的副排长刘永年永远忘不了一位名叫侯超的烈士。
在刘永年等人坚守六号阵地的激战中，全排的力量陆续都投入了战斗。厮杀中，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人越打越少。在最紧张的时刻，敌人眼看要攻上五号阵地了，营长权银刚在步谈机中用明语直接向刘永年喊话：“六号，六号，五号阵地有人没有？五号阵地有人没有？”刘永年在烟尘中向五号阵地望了一下，回答权银刚：“营长，我看不清五号阵地，不过，敌人肯定没上来！”权银刚说：“五号要是没人了，我就用炮轰敌人！”刘永年建议：“先不要炮袭五号阵地，可以打阵地的东南和东北。”
刘永年的建议被权银刚采纳了。果然，五号阵地上还有八连的战士。刘永年事后得知，“机枪班长王安良在五号阵地与敌人整整打了一天，使敌人始终没上来。然后，连里给王安良申报特等功‘孤胆英雄’，但只给他立了个一等功。”
更让刘永年为之不平的是侯超。他说：“当时五号阵地上除了王安良，还有一个叫侯超的战士。我看见，在敌人差十几公尺就要冲上阵地时，从五号阵地东北面跳出一个小个子，跃起后又倒了，第二次又跃起，拿着爆破筒，顺山一滚，滚到敌人群里爆炸了。敌人大概炸死炸伤十几个，退下去了。他第二次跃起时，高声喊：‘让炮火朝我这里打呀！快打呀！’这个人就是侯超，是王安良下来后证实的。侯超炸没了，什么也没找到，战后在梅桧里他留的小包裹里找到一份入党申请书，还有三万块钱，等于现在三块钱……”
作为一个幸存者，刘永年觉得应该“为战友侯超负责”。战后，刘永年“曾经把侯超的事迹写成文字材料，交军政治部，但没引起重视”。以后开评功会，刘永年正在医院养伤——他是八连在十二月八号第二次接防北山阵地时负的伤（炮弹片在腹部划了个一尺长的口子），听说开评功会，刘永年“从医院返回谷山驻地，又把侯超牺牲的情况向连党支部反映，但当时指导员、连长都换了人，我虽是个副排长，但却是个非党群众，说话分量作用不大。唉，很遗憾，九连的班长刘保成和敌人同归于尽，被评上二级战斗英雄和一等功臣，可侯超呢，在十二军一等功以上的英模功臣名单中，找不到他的名字……他一九五○年入伍，是四川雅安经营县人，年龄比我大几个月……”
像侯超烈士这样的事迹的确是太多了，有的英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评功时的遗漏是在所难免的。一○六团干事李焰就遇到这样一件事：
十二月三日，敌机将二号阵地一个加强排的坑道炸塌，四十多人全被埋进坑道。前去救援的两个班伤亡很大，埋在坑道里的人无法救出，而敌人则不断地向二号阵地发起进攻。这时，营长宜文光果断集中全营炮火和各阵地的火力，一齐轰击进攻二号阵地的敌人……打到将近黄昏时，李焰被指导员王银虎叫到瞭望孔前向阵地观察。“瞭望孔实际是坑道的第三个进出口，是竖井式的，站在那里只露出头部，便可清楚地看到右前方五百多米的二号阵地。”
李焰和王银虎在瞭望孔处，“突然看见二号阵地主峰下侧的枯树根旁冒出两个人头，转眼又增加到五个人头”，显然是敌人摸上来了。
李焰正在发愣时，就见“冒起一股白烟，跟着传来闷雷似的爆炸声，五个敌人全倒下了。此后，阵地归于寂静，天色也昏黑了”。——这位拉响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战士是谁？李焰“立即打电话并派通信员去二连调查，结论说是二排的战士，但查不出姓名。因为二排四十多人下午被炸塌坑道口，全部牺牲在坑道里了。这个唯一没被埋在坑道里的战士很可能是派出的观察哨，却又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当然，这位战士的姓名无从查考。
还有两位战友的牺牲让副排长刘永年难以忘怀，“一闭眼就想起他俩牺牲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