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就在那天晚上，李全贵带着一个参谋，跳上师里派来的敞篷吉普，借着敌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赶到德山岘师指挥所后，三十一师政委刘瑄（当时该师师长赵蓝田已奉调六十军任副军长，而新任师长吴尚忠尚未到任）立刻向他下达作战命令：“现在上甘岭五九七点九高地由九十一团坚守数日，已经基本巩固。把你们九十二团调过来，任务是反击占领上甘岭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敌人，坚决夺回并守住这个阵地。”
接着，副师长李长林又指示李全贵，要他先去四十五师一三三团了解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作战情况，部队的行动则由师指挥所通知。并告诉他，十一月十一日以前要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在师部受领任务后，李全贵和杨参谋便由师部通信员带路，直奔一三三团指挥所——上所里北山。一路上，李全贵不住地催促通信员，而他心里更是焦急：“那天夜里是八号，天一亮就是九号了，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攻击出发地开进，最快也要十号才能到达，那么十号到达，十一号就要发起攻击，只有两天的准备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副团长姚履范当时正和团政委孙坚、政治处主任赵春晓一起在三兵团政治部参加集训班，也是突然接到回团参加作战的通知的。姚履范记得：“十一月七日下午，集训班领导通知我们，九十二团要打仗了，兵团首长决定今天晚饭后派车送你们回部队。天还没黑透，我们就乘车出发。起初，车子开得很快，越接近前线，炮声越紧，有时炮弹就在附近爆炸，汽车要绕过弹坑或躲避炮弹，速度就慢了下来，我们坐在车上东摇西晃，前俯后仰，心里都很急。”
姚履范他们几人赶到德山岘师指挥所已是深夜了。当姚履范他们走进指挥所的坑道后，看见“在昏暗的烛光下，我们师的刘瑄政委、李长林副师长、林有声参谋长、李宝奇主任，还有作战科长枫亭正围着摊开在几个炮弹箱子上的地图研究情况。看见我们进来，刘瑄政委马上对我们说：部队要执行任务了，你们回来得正好。孙坚同志马上回团，领导部队进行战斗准备；姚履范和赵春晓同志去五圣山九十一团指挥所了解情况，准备接替九十一团担任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
姚履范和赵春晓按照刘瑄政委的指示，连夜赶赴五圣山九十一团指挥所，准备接替该团担任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但是“十一月八日晚上，我们又接到师首长命令：九十一团已经稳定地控制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九十二团不再担任九十一团的预备队，而改为担任收复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任务……事后，我才知道，敌人已经停止了对五九七点九高地的进攻，所以，斗争的焦点已转移到收复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了。”
九日晚上，姚履范和赵春晓赶到上所里北山团指挥所参加作战会议，会议确定十一日十八时发起反击作战，并分工姚履范在前沿开设团前进指挥所并负责指挥。
十一月十日上午，姚履范组织各突击分队的干部进行现场勘察，研究打法。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敌人已占领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表面阵地许多天，形成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而我团各营连刚刚进入待机地域，十一日就发起战斗太仓促，连看地形都来不及，建议上级把时间推迟两天。但是，我们的意见没被批准，原因主要是因为接替一三三团防守阵地的八十七团的部队在坑道里被困得太久，已经弹尽粮绝……”
对于九十二团反击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之仓促，三十一师作战科科长枫亭也颇有同感。他说：“九十二团先是在四十四师那边，后又拉到五圣山北侧作九十一团的预备队，之后又决定让九十二团反击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姚履范从兵团赶回来先接受任务；八号李全贵团长带人过来，从五九七点九高地那边过来，组织营连干部看地形……真正部队进入到出发位置、观察到敌人阵地的情况时已到十号晚上。准备工作只剩十一号一个白天，而十一号晚上就要反击。坑道里的情况，四十五师的介绍也不完全符合。他们介绍说，几个阵地上的坑道里都有人坚守，实际上并不准确，部队反击上去才知道，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几个阵地，真正还有人的，只是六号阵地和二号阵地的坑道里有人，其他阵地上并没有人。战前协商的办法是：我们九十二团的人反击上去，十五军的部队从坑道里出来，给我们带路打，因为我们部队来不及看地形，不熟悉阵地情况，可真正打起来，他们没出来什么人，完全是九十二团自己蒙上去打……对部队准备工作的仓促，连八十七团团长都直摇头，姚履范也提了意见，建议推迟进攻时间，可上边不接受这个意见，为什么？原因是坑道里的人不行了，不赶快打不行。为这事，十二军前指李德生副军长和四十五师崔建功师长谈了很长时间，可没谈通，十五军的意见必须提前反击，不能推迟，我们也只有如此……”
九十二团团长李全贵的担忧更多，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从我当时的认识看，觉得这个仗的把握不大，太仓促，通信分队都换不下来，只好用原八十七团留下的通信分队，可是自己团里的通信指挥，各方面都熟悉，好掌握，再说还有个整体的荣誉，而用友邻部队的通信分队，很难说关键时候不出问题。可时间太紧，通信分队换不下来。炮兵弹药也运不上去，我们只一个运输连，力量不够，实在没办法，我们只好把二梯队抽出来运弹药——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允许的，用二梯队的战斗部队运弹药，消耗了体力，一旦需要投入战斗时受影响，可我们也没办法……九号开作战会前，我给师里反映，如果能推迟两天，更有把握，因为敌人占领表面阵地好些天了，几次小反击都没成功，上面敌人形成了工事体系，从望远镜里可以看见敌人的掩蔽部、工事，都完整配套，因此想让师里多给些准备时间，可师里没批准，师里也做不了主，十五军的意图一定要十一号反击，没办法，我们是配属十五军的，当兵的只有执行命令，反击就反击吧……这样，为了保证反击成功，在兵力使用上就增加了力量，这一来，伤亡也就增多了……”
二提前攻击
十一日这天，阴沉沉的，有雾。突击部队隐蔽潜伏到攻击出发地域，战士们的行动显得笨拙而迟缓——因为每个战士都尽可能多地携带弹药，以备反击得手后防御阵地之需。担任反击四、五、六号阵地的一连就做出如下规定：每个冲锋枪手带子弹五百发、手榴弹十五个、手雷两个；爆破手不带枪支，带手榴弹二十个、手雷两个、爆破筒三根；火力组带轻机枪一挺、子弹一千发、每人带手榴弹五个。除此之外，每个战士还必须携带铁锹或十字镐一把，两天的干粮，一壶水和一个急救包……如此多的弹药和必需物品披挂一身，连步伐都难以迈动，更何况还要向敌人防守的阵地冲击？
情况总是突如其来，原来战斗发起时间为下午六时，但到下午一两点钟，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夹雪，雨雪霏霏搅得天空昏暗。团长李全贵有些坐立不安。他回忆说，“那天下午两点，值班参谋喊我接电话。是师里刘瑄政委打来的电话，他说：根据天气变化和十五军的要求，十二军前指决定把战斗发起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十六时整发起冲击……”
刘瑄的电话使李全贵紧张得“头上冒出一层汗”，“两只手抱着电话耳机，听一句复诵一句……这个突然重大的变化，真令我们措手不及！你指挥所说要提前两个小时容易，我下边可有许多具体准备工作要做呀……”
但是，没什么可说的，对战斗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李全贵立刻命令参谋人员用所有的电话机分别向所属各分队及支援作战炮兵传达师首长的命令。
让李全贵心急如焚的是，战斗快要发起了，一营一连的突击排还不知道攻击时间已经提前两小时，因为突击排潜伏在六号阵地前的石崖下，那里没有架通电话线。营长王永庆派去给突击排送信的人一出工事就被敌人炮弹打掉了，这时，王永庆急中生智，想到一连指导员康兰银头天晚上已带二梯队——三排潜入了六号阵地下边的坑道里，坑道里有步谈机，可利用步谈机先通知三排，让他们由二梯队改为突击排，提前两小时发起进攻。而让石崖下潜伏的突击排改为二梯队。战斗打响后，可利用炮火准备压制住敌人火力的机会把信送去。王永庆向团长李全贵报告了这个建议，李全贵虽然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但也只能如此了。李全贵说，当时“我冒着风险批准了王营长提出的方案，并要他快办。问题是处理了，但我的心一直是悬着的。”
通信联络果然出了问题：二营指挥所的步谈机员喊哑了嗓子也没叫通六号阵地坑道里的步谈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乘炮火准备开始之际，由通信员分头徒步向三个排送信。
下午三点四十分，随着升空的信号弹，炮火准备开始了。李全贵从团指挥所看见“一群群的炮弹呼啸着飞向敌人阵地，炸声如雷，地动山摇，眼前一片迷茫，耳朵像塞进了棉花。炮火之猛烈，在我经过的战斗中是空前的”。在猛烈的炮击中，二营派出的通信员拼命奔跑，以期尽早把攻击时间提前的命令送达各排。
偏偏出了岔子：负责给六号阵地坑道送信的班长李胜勇和战士刘万寿在炮火下一个劲儿猛跑，但由于地形不熟走错了路，好不容易找到六号坑道时，炮火准备已快结束了。指导员康兰银接过营长的信，才知道攻击时间已提前两个小时，而且，他率领的三排已由二梯队变为突击排，炮火准备一结束，他就得带领三排发起冲击。更要命的是，当他接到这些命令时，距突击排发起冲击的时间只剩几分钟了。
“真要命，真他妈要命！”康指导员急得抓耳挠腮，一个劲儿地催大家赶紧配带好武器弹药，然后他带领大家匆匆忙忙从坍塌了的坑道口爬出来，这时，他高喊了一声：“立功的时候到了，同志们跟我冲啊……”
不幸的是，康兰银刚才急得直喊“真要命”的话真的应验了：他刚爬出坑道口，就被敌人投来的手榴弹炸死。三排长也负了重伤。所幸七班长姚超挺身而出，代理指挥，才使突击排的行动没有夭折。
第21章 谁若试图在勇敢作战之外寻找生存的机会，往往把自己送上不光彩的死亡之路(2)
据这个连战后的总结材料中所载，该连指导员康兰银牺牲、三排长负重伤后，由七班长姚超代理排长，“迅速组织七班、八班向六号阵地敌人发起冲击，遭到敌机枪火力压制，首次冲击失利。此时，刘万寿发现六号阵地敌侧翼火力点，即以秘密迅速的动作，沿交通壕迂回至敌火力点顶部，以冲锋枪插入射孔，向敌猛烈射击，毙敌射手两名。继又发现距此工事十余公尺处，有敌重机枪一挺，向我突击队猛烈射击。刘万寿再次要求爆破任务。这时，七班长姚超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他立即组织七、八、四班三挺机枪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压制敌机枪火力，掩护爆破……刘万寿带上爆破筒和手榴弹，秘密、迅速地由侧翼跃至敌射孔一侧，利用其火力间隙，迅速从射孔投入两个手榴弹，继以爆破筒将其彻底炸毁。七班、八班在我火力有力支援下，乘机向六号阵地之敌再度发起攻击。同时，四班用洋镐和铁锹将铁丝网打弯，覆以棉衣，交替掩护，勇猛通过，向敌左侧后迂回，积极配合正面行动，迅速攻占了六号阵地。”
在四、七、八班攻击六号阵地的同时，“五班从陡坡处向四号阵地发起攻击，因情况不熟，进至五、六号阵地凹部时，遭敌火力袭击，相继伤亡九人，无力单独进攻……”
营长王永庆回忆道，“三排攻占六号阵地后，敌人立即组织反扑。第一次约有一个班兵力，被三排击退；第二次上来一个排，打得很猛，眼看三排伤亡过大，难以支持，一连连长张义元就把二梯队两个排拿上去，连续击退敌人三次进攻。接着又乘胜收复了四号和五号阵地……阵地收复后，我用步谈机问一连伤亡多少？回答说伤亡三十多人，还能打……我让他们立即抢修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反扑……”
三营的攻击作战也遇到很大麻烦。“战斗打响一个多小时了，情况还报不上来。”团长李全贵急得在指挥所团团转。“第一天晚上就暴露了通信联络的问题。军里、师里都催着要上报战况，团里也搞不清，报不上去，上边急，我们更急，后来没办法，我把团政治处主任赵春晓派到三营去了解情况，可他出去不久就让通信员给抬下来了——炸弹炸了脚后跟，赵春晓从那以后成了瘸子……后来又把作战股长姚申派上去，才搞清了三营战斗经过。”说起当时的情景，李全贵显得很无奈。
李全贵说：“七连冲得也很猛，一口气拿下一、二、三号阵地，这时，该连的连长、指导员和几个排长都伤亡了。部队失去指挥，停滞在三号阵地前面……这时，又有一位挺身而出代理指挥的人物出现，他就是四班长郝兴文。郝兴文把七连尚存的人员组织起来，继续攻占了七号和八号阵地。同时，八连突击排也在九连协助下夺回了九号阵地……”攻击战斗用了一小时四十分钟。这期间，电话线屡被炸断，步谈机被打掉，信号员有的负伤，也有的阵亡，因而与上级失去了联络。
第二天的防守战斗更为残酷。副团长姚履范在前进指挥所心神不宁。昨晚的进攻战斗中，通信联络中断很长时间，情况不能向上级通报，这让他很恼火。因此，今日拂晓他便亲自出动，到各个阵地检查。他是早上三点多离开前进指挥所的。一路上，他“看见部队伤亡很大，道边横躺竖卧，死尸很多，也有不少伤员……”姚履范在路上“碰到九连，他们正去一号阵地参加防御，我让他们队伍拉稀一点，步子快一点……我先到了三号阵地，检查了战斗准备情况，之后我又返回一号阵地，和九连连长段炳炎一起调整了阵地火力部署。我离开三号阵地时，敌人进攻就开始了，一直到下午三点多，我才从阵地上回到前进指挥所……”
让姚履范最难忘的情景是，“拂晓时分去阵地时，道上看见那么多死尸，一个挨一个，等我下午三点多回来，道上一个死尸也不见了，都给炮弹炸光了，连残肢断臂都给炮弹翻起的土埋住了……那天我们兵力很紧张，运输弹药的人手也不够，伤员基本抬不下去，更不要说尸体了，肯定是给炮弹打光了……”
在视察阵地时，姚履范还进到铁匠炉的一个坑道，那里成了一个屯兵所。让他感到为难的是“坑道只一个口，里边挤满了战士，让不开，我进不去。战士说，首长，实在让不开，你就从我们身上爬进去吧……没办法，我就从战士们的身上爬进去。进去后，坑道里步谈机叫不通，我想给指挥所写信汇报情况，一看，胸兜里的笔没有了，一摸，两支钢笔让五○机枪子弹打断了，算我侥幸捡了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