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长期经济生产和社会实践中，靠勤劳节俭积累财富，创造辉煌，推动历史前进，逐渐养成崇尚节俭之风，成为中华民族高尚的传统美德。
历代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把节俭作为兴家治国之道，而视奢侈为败家丧国之畏途。故极力倡导节俭，身体力行，建成千秋伟业。大凡统治者能厉行节俭的时代，国运兴隆，社会稳定，百姓乐业。相反，统治者沉醉于奢靡时，国运衰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从夏后帝启继统，到清朝末帝溥仪退位，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有数百名王和皇帝，主宰着中国历史命运。其中不乏文韬武略，励精图治，建不朽业绩，领一代风骚者。汉文帝便是这些佼佼者中的一位。
汉文帝虽功不及秦皇汉祖，德逊于夏禹周文，然而却以躬修节俭、思安百姓著称于世，被誉为好皇帝，树为统治者的榜样，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享有盛名。
汉王二年（前205），刘邦使曹参、韩信北略魏地，擒魏王豹，掠其宫女，纳入织室做工。汉王四年，刘邦偶然间来到织室，见到所掠魏王宫女中有位姓薄的色美，遂纳入后宫，号称薄姬，成一夜夫妻，而生支帝刘恒。至高祖十一年（前196），刘邦平定代相陈豨之乱后，欲立宗室为代王，树为藩屏，北控夷狄。群臣见八岁的刘恒“贤知温良”，一致推举，遂立为代王。吕后称制残害诸刘骨肉时，因昔日薄姬很少同刘邦在一起，不得爱幸，故免遭吕后忌妒，未被视为敌手，得以随子刘恒居于代都晋阳。在宫廷斗争复杂，祸福难测环境中，刘恒母子虽远离宫中是非之地，仍生于忧患之中，诸事小心翼翼，谨防惹火烧身，渐渐使刘恒养成谦恭宽厚、克己寡欲的品格和习性，其躬修节俭，思安百姓，自有历史因素。
至代王刘恒24岁时，吕后驾崩，诸吕覆灭，太尉周勃等认为吕后所立少帝刘弘非惠帝之子，深怕日后替吕后进行报复，加害诸大臣，遂决定废少帝刘弘，议立新君。当时，刘邦8个儿子中，已有3个病故，3个被吕后杀害，只有代王刘恒和少子淮南王刘长健在。此外，还有刘邦长孙齐王刘襄，也具备继承皇位资格，而且最初大臣们曾议立齐王襄。但因刘襄舅父驷钧暴戾如虎，恶名昭著，大臣们深怕重蹈诸吕覆辙，所以又改变了立刘襄为皇帝的念头。经过多方权衡，代王刘恒居长，且风华正茂，已做了17年代王，政治上渐至成熟，其舅父薄昭为忠厚长者，颇有人望，可无外戚之忧，遂立其为皇帝，于吕后死后两个多月宣布即天子位。
汉文帝既无创业功劳，又无守成业绩，在铲除诸吕中，也无尺寸之功，同大臣们的关系也无深交。但是，政治斗争常常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最后选择一位双方都能接受的中性人物出来收场。历史赋予刘恒乱后思治机遇，仅凭“贤圣仁孝，闻于天下”的名声，当上了皇帝。即位以后，颇能以前代兴亡得失为鉴，“勤劳天下，忧苦万民”，推行以民为本方针。为了稳定形势，巩固政权，从即位伊始，接连采取节俭惠民政策，减轻百姓负担，使国家走向健康发展道路。
前元元年（前179）三月，汉文帝诏令振贷鳏寡孤独及穷困百姓，使其得以维持生计。明令各郡县，对“年八十以上，赐米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二疋，絮三斤”。并使所在郡县长吏亲自过目后，督责尉丞致送。此项纪事，表面上看似有舛误，所赐大于所需，又非官府财力所及，给人以不实之感。但细绎其情，又完全可能：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汉代八九十岁的老人凤毛麟角，万不得一，故此项诏令仅是象征性措施，不具普遍意义；二是自战国以来，各国倡导法家主张，贵壮贱老，寡于亲亲之恩，怠于尊尊之义，致使世风浇薄，恩义断绝，并直接反映在统治者身上，屡有犯上作乱事件发生，严重危及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因此，汉文帝推行孝亲养老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从根本上醇化社会风气，强化统治基础，让人们循规蹈矩，习惯于走前人老路。
同年四月，汉文帝又从自身作起，拒收献物，以煞送礼之风。当时曾有人来向皇帝献千里马，文帝说：“鸾骑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这两句话，既说得实际，又很有哲理，深知自己寸步离不开群臣，一旦乘坐千里马，势必远离群臣，成为我行我素的孤家寡人。于是，汉文帝命令退还千里马，并发给路费，使其免受损失。随后又下诏：“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禁止官吏烦扰百姓，搜求天下奇物玩好，以物质讨好皇上。后世的汉武帝，为了得到西域所产千里马，不惜兴师动众，派兵远征，耗费人力物力，以满足渴求良马的欲望，同汉文帝形成鲜明对比，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皇权至上，人欲无穷，今天接受一匹千里马，明天可能会有十匹二十匹来献，收授双方竞其所为，势必误国害民。
前元二年十月，汉文帝为了约束诸侯坐享京城，无所事事，每年需有大宗钱物由封国运至京师，供其使用，故而号令列侯之国，回到各自封地去，以节省财政开销，减轻百姓负担。早在刘邦生前，为了夺取楚汉战争胜利，巩固统治政权，曾广封功臣和宗室为列侯，以高官厚禄网罗人才，培植势力，以控制各地局势，先后有近160人获得封侯，食其爵禄；惠帝及吕后时，又相继封40余人为列侯。列侯数量有增无减，百姓负担随之增多。汉文帝即位后，亲眼看到诸侯留居长安，游手好闲，坐食封禄，百姓备受给输之苦。同时，列侯们远离封邑，“无由教训其民”，更不了解百姓疾苦，无法有效理民治国，控制各地局势。因此，汉文帝下令列侯之国，不得在京城逗留。对于身兼朝廷官职和少数得到皇帝特许留京的列侯，可不必亲自居住在封邑，继续留在京城，但须遣其太子之国，代尽父责。至三年十月，虽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此项诏令并未得到很好贯彻落实，许多列侯依然留在长安，不肯遵令之国。于是，汉文帝采取强硬措施，罢免了绛侯周勃的丞相官职，令其带头率列侯之国。周勃遵命，乖乖离京，前往封邑绛县居住，其余大小列侯也纷纷离京之国。
列侯之国，虽可减少百姓给输费苦，有效掌握封邑情况，但事物往往是有一利也有一弊。列侯们远离京城，天高皇帝远，失去皇帝直接约束，更有机会为所欲为，侵害百姓利益，导致皇帝对列侯失控。周勃回到绛县后，“每河东守尉行县至降，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如此作威作福，擅自以兵自卫，显然是与朝廷持敌对态度，失去了信任和忠贞。因此，有人告发周勃谋反，文帝便下令将其逮捕，交廷尉治罪，引起一场朝野瞩目的政治风波。幸好周勃的儿子娶文帝之女为妻，令儿媳妇请国舅薄昭和薄太后出面说情，为其开脱，才算了事。历代皇帝对封疆大吏失控的事例很多，造成巨大损失。汉文帝把周勃等很有影响的老臣也赶出京城，虽起到了率领列侯之国的带头作用，然而却使君臣离心，互相猜疑，非是英明之举。
汉文帝躬修节俭、思安百姓政策，还体现在人尽其才、物尽其力，减少对人才的浪费上。历代最大的奢侈，莫过于人才的浪费，许多才能之士闲置不用，拒于门外。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九月，“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以期对上之不听，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有所补救。因此，在文帝时，一些有识之士获得进身机会，出仕为官。
汉文帝本人还是位身教重于言教的典范，他在谆谆告诫群臣“务省徭费以便民”的同时，又诸事先从自身做起，为群臣树立务省徭费以便民的榜样。其“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为节省军费开支，裁减护卫亲兵，“罢1将军”。对太仆所掌管的舆马，按需留用，多余的分给驿站，供各地往来传乘。群臣曾建议修筑一座露台，供皇帝登临以观天象。汉文帝召来工匠，计算造价，预计须用百金。文帝感慨地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官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立即取消建露台之打算。
最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将节俭安民政策贯彻始终，至死不渝。后元六年（前158）夏，天下大旱，飞蝗成灾，农业欠收，生民乏食，国家财政也随之产生困难。汉文帝同百姓一道承受天灾，渡过难关，诏令诸侯免予朝贡，减少地方负担；开放山林池泽之禁，为百姓创造生产自救条件；削减宫中服御费用j诸事从简；裁减郎吏员额，缩小行政开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等等。汉文帝事事为百姓着想，把天下利益放在首位，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至后元七年夏，汉文帝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百姓生计，留下遗言，教诲臣民丧事从简：无使“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经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从六月己亥驾崩于未央宫，至乙巳葬霸陵，汉停灵7日，树立一个完美的节俭安民形象。
汉文帝的节俭之风，对后世颇具影响。数百年以后，唐太宗以汉文帝为榜样，“乃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政尚简肃”。当公卿奏请建造一阁，供皇帝居之避暑时，唐太宗又对公卿们说：“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驾临洛阳时，又“命祭汉文帝”，缅怀这位节俭安民的好皇帝，将其作为自己的榜样。汉、唐两代，正是在汉文帝、唐太宗政尚节俭，思安百姓的政策下，分别将汉唐引向金盛，成为中国历史上两个辉煌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