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888年8月3日出生在林茨。
我父亲结婚之前曾在林茨的一个家具制造厂当过家具商助理。他过去常到一家小餐厅去吃午饭，那儿正是他邂逅我母亲的地方，因为我母亲是那家餐厅的服务员。很快他们坠入爱河，并于1887年7月结为夫妻。
起初这对年轻的夫妇居住在我外公外婆家。我父亲的工作很辛苦，收入却很微薄，我母亲在怀上我的时候又不得不放弃了工作，而我就出生在这么一个窘迫的家庭环境中。1年后，我的妹妹玛利亚出生，可她还在很幼小的时候就夭折了。第二年，黛蕾丝出生，她在4岁时也离开了人世。我的第三个妹妹，卡洛琳，患上了绝症，勉强支撑了几年，8岁时同样离我们而去。接连失去3个孩子，让我母亲的悲伤无穷无尽，她的生命中处处都承受着再失去我的恐惧，因为眼下我是她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所以母亲把她全部的爱都注入到了我一个人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库比席克家和希特勒家的这两位主妇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两位母亲都遭受过同样的苦难。希特勒的母亲也曾失去过3个孩子，古斯塔夫、艾达和奥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阿道夫一直是她母亲的独子。在希特勒5岁的时候，他的弟弟埃德蒙出生，但6年后不幸夭折。其他的幸存者就只剩下他的妹妹——1896年出生的保拉。尽管阿道夫和我平时都很少提及这些死去的兄弟姊妹，但我们总能感觉到作为家族血脉之延续者的一份特殊责任。
阿道夫偶尔称呼我为“古斯塔夫”而非奥古斯特——给我写信的时候他甚至还把这个名字搬到了信封上。然而他并没发现，他给我起的这个别名其实跟他第一个已故兄长的名字是一样的。可能是他将“古斯塔夫”和我的小名“库斯特尔”搞混淆了，抑或只是他想给某人，比如说我，起这样一个名字来取悦他的母亲，毕竟他们家一直都把我当儿子一样对待。
与此同时，我父亲也开始自立门户，他在克莱姆大街9号开办了自己的家具生意，丑陋而老旧的贝恒艾特公寓便成了我童年和青年时的家，至今它都还一成不变地矗立在那里。昏暗狭窄的克莱姆大街与它的延伸部分——铺着草坪和种植着树木的宽阔而大气的人行道——相比，显得相当的寒酸。
我们不良的居住环境肯定也是导致我妹妹们幼年早亡的一个因素。在贝恒艾特公寓，情况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公寓的底楼是家具作坊，二楼才是我们的住处，包含两间卧室和一个厨房。直到如今，我父亲就一直没摆脱过来自金钱方面的困扰，店里的生意十分惨淡，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考虑要关门歇业，回到以前的老板那里去谋一份工作，然而每一次他都能够在最后关头克服所有的困难。
那时候我也刚开始上学，这段经历很不愉快。我母亲为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潸然落泪，她的悲伤成了我努力发奋的唯一动力。然而在我父亲看来，除了要我在适当的时候接手他的生意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算问题——是什么能让他这么奴隶般的没日没夜地工作——是我母亲想要我上学的愿望，无论我成绩有多糟糕她都希望我能继续学习。首先我必须在语法学校学习4年，然后可能要被送到师范学院去念书。但我对此并不同意，可喜的是，我父亲早就有了别的打算，在我10岁的时候，他把我送进了公立学校。这样一来，我父亲便想当然地以为，我的未来规划就此被最终确定。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还有另外一样事物在支配着我的生命，让我心甘情愿为它出卖自己的灵魂，那就是音乐。9岁那年，我收到一把作为圣诞礼物的小提琴，从那时起，这份爱好便被赋予了充分的表达。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圣诞节的每一个细节，在我现在垂垂老矣，追忆往昔之时，我才发现，我有意识的人生好像就是从这把小提琴开始的。我们邻居的大儿子是个年轻的小学实习老师，他给我上小提琴课，我学得是既快又好。
当我的第一个小提琴老师在乡下找到工作的时候，我已进入了林茨音乐学校的初级班，但我很不喜欢那里的氛围，也许是我比其他小学生都更优秀的原因吧。假期过后我又去上了一些私人课程，这回是跟着一个匈牙利军乐团的军士长学习，他很快就让我明白，其实我啥都不懂，而后他才开始教我用军乐方式演奏小提琴的一些基础原理。那家伙，真是老科佩斯基实打实的军营广场操练。有时候，我真的是受够了他那套讨厌的军士长规矩，而他每次都会用这种保证来安慰我：“只要有更大进步，你就一定有机会被军队收编为音乐学徒。”在他眼里，为军队服务是一个音乐人荣誉的顶峰。后来我放弃了在科佩斯基那里的学习，并升到了音乐学校的中级班，那时培养我的人是海因里希·德绍尔教授，一位兼具天赋与实力并有着细腻感情的老师。同时，我还学习了小号、长号和乐理，并成为了学生管弦乐队里的一员。
我已经在天真地考虑着要让音乐成为我终生的事业，直到冷酷无情的现实让我的想法落空，我才不得不以一名学徒工匠的身份去帮我父亲打点生意。那时我刚刚离开公立学校不久。以前，每当店里人手不够的时候，我就得去充个数，搭把手，因此对这活儿还算比较熟悉。
这是一项令人厌恶的工作，拆开旧家具的填充物，换上新的又重新装回去。可怜的学徒们在令人窒息的漫天灰尘中工作，那些被带到店里的旧床垫是多么的破烂啊！不管是有害还是无害的细菌，都在这些旧床铺上留下了痕迹。怪不得家具装潢商都活不长。但我很快便在我的工作中发现了愉快的方面：个人品位和对艺术的感觉在此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份工作与室内装修也并非毫无相通之处，一方面它能够让我参观到一些富有的家庭，另一方面也可以增长我的见识。到了冬天，就基本上无事可做了。那么这个空闲时间，我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当中。当我成功地通过了熟练工测试之后，我父亲就想去承揽同行的其他生意，我完全理解他的意图，但就我内心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怎样提高我的技术水平，而是如何搞好我的音乐学习。这么一来，我只好选择待在我父亲的工作间里，因为比起在其他老板那里工作，我有更多的自由来支配我的空闲时间。
“通常在一个管弦乐队里，小提琴总是泛滥，但中提琴永远难求。”
直到今天，我都十分感激德绍尔教授为我提供的这句座右铭，并辅导我转型成了一名中提琴手。当年，林茨的音乐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度，奥古斯特·古勒里希是音乐社的负责人，作为李斯特的信徒和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合作人，古勒里希是林茨音乐界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这也使之招致了许多诽谤，有的人甚至把音乐社说成是“土包子的集会”。每年音乐社都要举办三场交响音乐会和一场特殊音乐会，通常是唱诗班还有管弦乐队配合表演。我母亲虽然有着卑微的出身，但她也热爱音乐。她几乎从不错过任何一场类似的演出。当我还是小孩儿时我就被我母亲牵着去看音乐会了，母亲会为我现场讲解。当我开始精通几样乐器的时候，我对这些音乐会的鉴赏力和理解力也自然就提高了。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一名管弦乐队里的演奏者，演奏中提琴或者小号都行。但是目前，对于忙于改造布满灰尘的旧床垫和糊墙这种活的我来说，这仍然是个问题。
那些年，我父亲得了许多家具装潢商通常都会染上的职业病。一次慢性肺炎发作让他在床上躺了将近6个月，我不得不一个人到作坊去工作。如此一来，便有两件事情并列出现在我年轻的生命中：一样是工作，它唤醒了我的力量甚至是我的肺；一样是音乐，这是我的挚爱。我从不曾想过这两者会有任何联系。然而它们的确有。我父亲的一位顾客是省政府里的官员，他负责管理歌剧院。一天他找上门来，想要我们帮他修理一套洛可可式家具的坐垫。这活儿完成以后，我父亲吩咐我把坐垫送到歌剧院。舞台监督指引我来到舞台，叫我把垫子重新安到家具上。当时，台上有一场排练正在进行，我不清楚他们演的是哪一出，但想必这是一部歌剧。我仍然记得，当我置身舞台之上，站在这些歌唱者的中间，我立马就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魅力。犹如脱胎换骨般，我平生第一次重新认识了自己。
剧院！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表演者神采焕发地站在台上，衣着华丽而整齐。他们在我眼中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命。他们演唱得如此辉煌，以至于我都无法想象，这些人竟也能像普通人那样讲话。管弦乐队对他们强有力的声音作着回应，我伫立在这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场所，此时此刻，音乐迄今对我意味的一切似乎已不再重要，只有将舞台联系起来，才能使音乐达到一个更高、更庄重的境界，达到想象的极致。但是身处此地的我，这么一个可怜的小家具装潢商，却正忙活着给一套洛可可家具装垫子，多么可悲的工作！多么不幸的存在！戏剧，那只是我曾经搜寻过的字眼。演出和现实开始在我的意识里变得混乱。那个一头乱发，套着围裙，卷着衬衫袖子，显得其貌不扬的小伙子，正站在舞台侧面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笨拙地倒腾着他的家具垫子，好像在为他的存在做着辩护——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个穷苦的家具装潢商？一个可怜的、被人鄙视的傻子？一个为了生计四处奔走，被当成活梯一样摆来搁去的下人？如果那个小家具商拿起他的工具走向舞台前排的脚灯，那他绝对会显得从容不迫，他会跟从着乐队指挥的手势唱出属于自己的乐章，而这只是为了要向坐在剧院正厅前排的观众们证明，他敢于拒绝那个谨小慎微的世界，事实上，他并不真正是那个苍白消瘦，来自克莱姆大街一个家具作坊的店小二，在这个剧院的舞台上，他也能拥有自己的位置！
从那时以后，我就保持着对剧院如痴如醉地着迷。在顾客家里刷墙的时候，我胡乱地往墙上抹着糨糊，心不在焉地贴着充当涂底层的报纸，然后又漫不经心地铺着墙纸，而我无时无刻不在做着美梦，梦想着剧院里咆哮般的喝彩，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名乐团指挥，神气十足地站在管弦乐队的面前。然而这些美梦不仅没有对我的工作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促进效果，反而有时还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比如，一部分墙纸会因为我的粗糙做工而不幸错位。但有一次，当我回到店里的时候，我害病的父亲立马便让我认识到了我身上肩负的重担。
因此，我就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家里无人知晓我的思想状态，因为与其要我将自己心中的豪情壮志透露只言片语，不如让我咬舌自尽。即便是对我母亲，我也隐藏了自身的愿望和打算，但或许她还是能够猜到，是什么在占据着我的思想。然而我又怎能给她增添更多的担心和忧虑呢？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吐露自己的心事。我感到深深的孤独，像一个被抛弃的人，仿佛也正是这种年轻人特有的孤独，让我的生命第一次显露出它的美丽与危机。
剧院给了我新的勇气。我几乎不曾错过任何一场歌剧演出。无论干完工作后多么劳累，我都会毅然决然地向剧院奔去。当然，用我父亲发给我的那点儿工资，也就只买得起一张剧院的站票。因此我常常习惯性地来到剧院里一个所谓“散步走廊”的地方，那里有着最开阔的视野，此外我还发现，没有别的地方能比这里的音响效果更好。就在“散步走廊”的正上方是贵宾席，它由两根木头柱子支撑着。这些柱子对“散步走廊”的那些常客来说是很受欢迎的，因为这里是唯一一处能够让人倚靠着并且毫无阻碍地看到舞台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斜靠着墙，这两根柱子就总会在你视线里出现。我很高兴能够背靠着这些光滑的柱子休息，尤其是当我结束了一整天在活梯顶上的艰辛工作之后！当然，要想占到这个位置，那就必须赶早！
一些琐碎的事情总是经常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长久的印象。我仍然能回想起自己那时冲进剧院，不确定是选左边的柱子，还是右边的柱子。然而，两根柱子中的一根，通常是右手方那根，早已属于了一个比我还更热心的人。
我一半是恼怒，一半是惊喜，朝着我的竞争对手瞟了几眼。他是个面色苍白且身形羸瘦的年轻人，与我年龄相仿，他闪耀的眼睛正贯注于演出。我推测他来自一个较好阶层的家庭，因为他总是显得穿着讲究并且不苟言笑。
我们彼此都注意到了对方，但却仍然没有半个字的交流。过了没多久，我们便开始在演出的幕间休息时相互交流，很明显，我们两个都不赞同这部歌剧其中一个部分的角色分派。我们共同探讨并为我们一致的批评而深感欣喜。我对他能够快速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而深感惊讶，在这方面他无疑是我的老师。而另一方面，当谈及纯粹的音乐之时，我又感到了自身的优越性。我已记不得这初次碰面的确切日期了，但我确信那应该是在1904年的万圣节前后。
这种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他从没向我透露过他的任何情况，我想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谈论我自己，但是，之后不管剧院上演什么，我们都更加强烈地驱使自己去观看，我感到我们两个都对戏剧有着同样的热忱。
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我陪同他回家，前往洪堡大街31号。临别之际，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