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阿道夫留意了很久，我发现无论是谈论艺术、政治，还是他的将来，他都不再满足于那个亲切、熟悉但又庸俗的林茨了。他将目光越来越频繁地投向了维也纳。维也纳仍然是一座光辉灿烂的皇城，它是一个拥有四千五百多万人口的国家的一座主要城市，它承载着阿道夫对未来的所有憧憬。我说的时间是1907年的夏天，就在头一年，阿道夫通过一次旅行，了解了维也纳。到1906年的四五月，他已经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足以让他对当地所有事物的兴趣上升到热爱的高度——霍夫博物馆、皇家歌剧院、城堡剧院、环城大道上的宏伟建筑——但如果想要了解隐藏在这座城市华丽外表下的忧伤和苦难，那么这段时间还不够长。通过艺术想象制造出的大量假象对他来说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他人在林茨，而心早已飞向了维也纳，他无视眼前现实，把幻想当成真实情况来对待，如今，这种惊人的能力已经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我必须要更正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犯下的一个小错误，他在书中错误的声称自己初到维也纳之时还不满16岁，而事实上，他那时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其他的描述则与我的完全相符。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朋友在谈到对维也纳的印象时的高涨热情。然而，他描述的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幸运的是，他第一次造访维也纳时寄给我的明信片，我还保存至今。一共是4张明信片，它们除了对写传记有用以外，还是重要的笔迹学文献资料，因为它们是现存最早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真迹。他的字体显得异常成熟并且相当流畅，使人们难以想象，这竟是出自一个还不到18岁的年轻人之手。然而其中的错误拼写却显现出他受到的不完整教育，同时也说明他当年对此毫不在意。他寄给我的所有彩色明信片大都是些关于一些颇有意义的建筑。但像他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年轻人，肯定会选点儿别的明信片寄给他的朋友。
这些卡片中的第一张——日期为1906年5月7号——是当年的明信片中的一张杰作，肯定让他破费不少，这张明信片伸展开来是一幅卡尔斯广场的全景三联图，图中间印的是卡尔斯大教堂。明信片上的原文如下：
“在寄给你的这张明信片上我得先说声抱歉，因为我没能及时跟你联系。是的，我已经安全抵达维也纳，并且准备畅游一番。明天我要去歌剧院，看《特里斯坦》，后天看《漂泊的荷兰人》，等等。尽管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我依然思念着林茨。今晚去市立剧院。祝好运！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在明信片的图画中，维也纳音乐学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他之所以选择这种特定视觉的图片，可能是因为他早就想到了某一天，我们会一起在维也纳学习，所以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用这种颇具诱惑的方式来提醒我这样的可能性。在图片下面一点的空白处，他补充道：“问候令尊令堂。”
我想解释一下他的这句话：“尽管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但我还是思念着林茨。”此处的“林茨”，代指斯蒂芬妮，一个让他离得越远就爱得越深的姑娘。试想一个孤独的异乡人，身在一座无情的大都市，写着一些只有他的密友才能看懂的话，这必定有助于缓解他对斯蒂芬妮的冲动与渴望。
就在同一天，阿道夫给我寄来了第二张明信片，上面描绘的是皇家歌剧院的舞台。这幅出色的图片展示了舞台的部分装饰和设置，大概他对此比较感兴趣。他在上面写道：“歌剧院的内部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振奋。虽然这幢雄伟建筑的外观具有艺术纪念碑一般的庄重感，内部结构也令人赞叹，但却并未给人留下高贵的印象。只有当气势磅礴的声浪涌遍整个大厅，还有当风中的低语让位于声浪的可怕咆哮之时，人们才会感受到那份庄严，才能忘却剧院内的金碧辉煌与天鹅绒之满溢。阿道夫·希特勒。”
皇家歌剧院（现名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卡片的上方再次补充道：“问候令尊令堂。”
阿道夫到了维也纳，简直是如鱼得水。他把我和斯蒂芬妮忘得一干二净，没有祝福，也没有问候，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明信片上通篇覆盖的全是他最近的亲身经历。他那拙劣的文笔清楚地显露出，他的表达能力还不足以妥当地诠释出他内心的深切感受。这种糟糕的语气听上去就像一个因入迷而变得口吃的狂热者，但同时又揭示出这段经历对他的重要性。毕竟，这是我们少年时代在林茨的一个最大梦想，就是某一天能在维也纳的歌剧院观赏一场完美的演出，而不是我们省剧院里的那种表演，为此我们期盼良久。当然，阿道夫这种热情洋溢的描述，意在打动我对艺术的拳拳之心。因为没有什么能比艺术共鸣更能唤起我对维也纳的兴趣。
第二天，也就是1906年5月8日，我又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两天之内，他在同一个地方，寄给了我三张明信片，这让我感到相当惊讶。这一回，明信片上展示的是维也纳歌剧院的外观，从文字内容上看，他的动机昭然若揭。
他写道：“我非常思念我亲爱的林茨和乌尔法尔。迫不及待地想再次见到‘本基泽’。不知她过得如何。我将于星期四下午3点55分抵达林茨。如果你有空并且愿意的话，来见我。问候令尊令堂！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乌尔法尔”这个词加上了下划线，可能是由于行文匆忙而导致的拼写错误，但当时阿道夫的母亲仍然居住在洪堡大街，而不是乌尔法尔。所以，这个词代指的是斯蒂芬妮，它和“本基泽”这个商定好的代称，意思相同。“迫不及待地想再见到本基泽”这句话反映出阿道夫的典型性格。“如果你有空并且愿意的话，来见我”这句话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尽管这对他来说是件紧迫的事情，但他尊重我对父母的孝顺之情，因而也没忘记在卡片上问候他们。
很不幸的是，我已无法证实，阿道夫是否真的在这之后的星期四返回了林茨，或许这种暗示仅仅意在满足他对斯蒂芬妮那份难以抑制的思念。他在《我的奋斗》中声称自己在维也纳只待了两个星期，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他在那里住了将近4个星期，有一张日期为1906年6月6日的明信片可以为证。这张卡片展示了弗朗岑斯大道和国会大厦，上面一如既往地写道：“向你及你的父母，致以我最良好的节日祝愿和问候。阿道夫·希特勒敬上。”
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思慕之情，让他的首次维也纳之旅变得既美妙又理想，带着这段回忆，阿道夫进入了1907年那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夏天。这一次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两年前经历的重大危机相似。那时，在认真地反省之后，他最终决定跟学校划清界限，做个了结，不管他母亲为此感到有多么痛苦。一场大病加速了他的转变，但这样的转变只给他换来了“闲暇生活的空虚”。不上学，也没有职业规划，他跟母亲一起生活了两年，而且还没挣得一分钱。不过这两年他也没有虚度。那时候，我同阿道夫朝夕相处，我可以证明他对学习的热情有多么的高涨，但这种自学与他的艺术行为一样，没有明确的目标。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放任自流。一场意义深远的改变将给他一成不变而漫无目的的人生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从表面上看，这种独辟蹊径的做法显现出的是一种严重的消沉情绪，我也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我知道这与他狂热的献身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我帮不了他。在那段时期，只要我们一两天不见面，他就会变得难以接近，沉默寡言，甚至是态度冷淡。如果我上门找他，他的母亲会显得非常惊讶。“阿道夫已经出去啦，”她会说，“他肯定是去找你了。”实际上，阿道夫会独自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城镇附近的田地或森林，一待就是一整天。当我最终找到他的时候，他会因我的到来而表现出一丝喜悦。但当我向他询问原因的时候，他的唯一答案就是，“让我一个人待着”，或者是一个粗暴的回答，“我不知道”。如果我坚持要知道答案，他也会理解我这份同情，然后用一种温和的口吻对我说：“不打紧，库斯特尔，但即便是你也帮不了我。”
这种状况一连持续了几个星期。然而，就在一个宜人的夏日傍晚，正当我们沿着多瑙河畔散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和。阿道夫又恢复了以前的情绪。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和往常一样，我们看着斯蒂芬妮同她母亲手挽手地走过。阿道夫依然被迷得神魂颠倒。虽然他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见到她，但对阿道夫而言，这种碰面，永远都是那么的意义非凡。然而斯蒂芬妮大概早就厌倦了这个沉默不语，苍白消瘦的年轻崇拜者。见到她的次数越多，我的朋友就越发地迷醉在自己编织的梦境中。他已不再抱有那些浪漫的想法，比如私奔或者自杀。他用饶有说服力的言词向我阐明了他的思想状况，他对那位心爱之人的幻想，日日夜夜在他脑海中萦绕不去，他无法工作，甚至无法专心地思考，他害怕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他会疯掉，可是他又没有想出打破局面的办法，况且责任也不在斯蒂芬妮。“只有这么做了，”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必须离开——远离斯蒂芬妮。”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就这个决定为我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一旦他搬到一个远离斯蒂芬妮的地方之后，他们就无法每天相见，那么他就更能承受这段关系。可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么一来，他可能会完全地失去斯蒂芬妮——他是深信自己已经赢得了她的芳心。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或许阿道夫已经意识到，如果想赢得斯蒂芬妮的芳心，他就必须开口跟她讲话，或者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他甚至可能也开始发觉，在兰德大街的眼神交流似乎显得有点幼稚。可是，他本能地觉察到，倘若当真与斯蒂芬妮相识，那将猛然毁掉他的人生梦想。的确，正如他所言：“如果我向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自我引荐，我就不得不立马告诉她我是谁，我有什么，我想干什么。我的自身条件会使我们的关系顿时终止。”他内心明白，他们的关系只有建立在一种坚实的基础上，才能避免被嘲笑，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能想到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奋斗。于是他立马开始陈述自己的详细计划。比如她要是充满惊讶地问起我朋友的近况，我该怎样回答。对此我接到了清楚的说明。（她从没问过！）阿道夫自己也意识到，想娶斯蒂芬妮，就得为她提供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