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又是包含了多种学科的庞大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哲学名言看似一些揭示真理的只言片语，却往往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性推动力。哲学至理名言往往将语言和思维完美契合，闪耀着哲学家的智慧之光，成为亘古不变、影响未来的一条条真理。
美是数的和谐
毕达哥拉斯提出“美是数的和谐”，一语点出了美的本质。美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美本身”，即是“理式”。美是一种信息现象，同时这种信息必须是和谐的信息，信息的有序组合便形成美。
毕达哥拉斯认为信息是数的实质，客体的信号信息在人脑中转换的符号信息也是数的实质。他将数看作万物本原，是对客观的非物质存在形式的深刻认识。数是独立于物之外的实质，先于物存在，是万物的原则和源泉。“和谐最美”，“和谐是一种结构，数的结构”，也就是说美是“数的和谐”，用数与和谐来解释宇宙的构成，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数的和谐美这一哲学内涵。
毕达哥拉斯不仅是数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早年游学埃及、巴比伦，潜心向神职人员，祭司学习几何学、算数以及天文学。他所证明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为欧几里得几何学做了重要奠基。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哲学和数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毕生所致力的哲学理论：数是万物的本原，和谐是数的结构，并总结出“美是数的和谐”。
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一句话，他用这一句话来说明哲学的起源。与之类似的是：“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
哲学的思辨起源于“诧异”，诧异即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因其追根问底的强烈好奇心，对很多自然现象诸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惊诧，由此逐步推进，提出包括万物本原、宇宙起源等哲学问题。除此之外，从事哲学活动还需要有“闲暇”，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指出“闲暇”是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在古希腊，哲学家基本上都是贵族，他们不需要为生计奔波，因而才能专注于纯思辨活动。古希腊的奴隶制比其他民族都要发达，贵族享有充足的闲暇时间，然而闲暇只是所有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因此，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哲学思辨。
许多人经常会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但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人们为智慧而求智慧，为求知而求知，并非挖空心思在学完哲学之后得到别的东西。海德格尔也曾说过，如果非要追问哲学的用途，他宁愿说，哲学无用。
正如古希腊一个哲学故事，有位青年找到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我想跟你学哲学。”苏格拉底问他：“你究竟想学到什么？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那么你学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青年无法回答，而苏格拉底想告诉这位青年，哲学是没有什么可以应用的用途。
然而，人类不会事先衡量一门学问是否有用，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思考下去，因为求知是人的本性。同样的，哲学当然也不会因为“有用”和“无用”而被人类所舍弃。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活在哲学之中，人本质上即“哲学的”存在。因为人无法否定自己的本性，所以哲学永远不会消亡。
人活着就应当活下去
费尔巴哈在1841年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中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并简洁明了地称：自然界（包括人在内）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人和人的思想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活着就应当活下去。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哲学，为唯物主义发展史做出了贡献。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有：用自然界代替存在，由此排除社会存在；用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思维代替社会意义上的人的思维，排除人的思维的社会性；将人的本质视为生物学上的本质。“人活着就应当活下去”中的“人”就可以理解为生物意义上的人，排除了人的思维的社会性，遵循着自然法则继续生存。
费尔巴哈的思想属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他认为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思维是以自然界为内容、借助身体和思维与自然界发生联系，依凭着人的本质认识自然界，事实上不过是自然界在自己认识自己，因而人是以自然界为基础，与自然界是不可分离的物质统一体。
大脑属于肉体，灵魂与大脑相依，若没有大脑活动，便不可能形成思维，二者虽有差别，但又统一于人本身。因而人是以身体（肉体）为根基的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
人先有感性，后有理性。所以，只有将存在与本质结合，思维与直观结合，才会有生活和真理。但是主体和思想要找到通向客体和存在的道路，必须达到以人的感性为基础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因而说人是以感性为基础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人与人的感觉和思想产生，形成和证实于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但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有限，如果要解决认识中无限和有限的矛盾，就需要把总体和个体统一起来，依靠人类的世代相传认识。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首先是人本身同化的东西，其次是两性关系，即人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人的绝对本质是意志、理性和心，所谓意志即意志力，它是品性的能量；所谓理性即思维力，它是认识之光；所谓心即心力，它是爱。费尔巴哈坚持唯物主义可知论，并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说过：“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费尔巴哈认为，要正确解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思维能否反映存在和如何反映存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以及解决认识中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问题，必须以人作为思维和存在统一的主体和基础。人的思维是哲学得以存在的极为重要的基础，因而人的生命既然存在着，就有存在着的必要，就应当继续存在着。
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
“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这句话，出自一位爱菲斯学派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他出身显赫贵族之家，是第一个提出认识论的哲学家，并且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代表人物，其“逻各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写出具有神秘理性的《论自然》一书，将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运用毕达哥拉斯“和谐”的概念，他看到了对立和冲突的背后有某种程度的和谐，并认为使世界充满生机是冲突。
因此，他认为“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如果没有对立和斗争，世界就会灭亡、毁灭或停滞。矛盾和对立统一起来才能创造和谐。生与死，梦与醒，少与老，是同样的东西，后者变化，就会成为前者，前者便会回来，则成为后者。西方哲学从原始观念开始，便强调理性内在的矛盾性和冲突性，为“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密切相关，他利用“逻各斯”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阐释出世界为斗争所支配，世界永远存在于对立统一的思想当中。世界万物的创造就是毁灭，而战争的毁灭即是创造。一种东西变成另一个东西，比如火变为水，火就会消失在新的存在形式中。每一个东西都因斗争成为它的对立面，所以每一种东西都是对立性质的统一。没有哪种东西具有永恒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一个东西既存在，又不存在。有这种对立和斗争，才能有世界。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亚里士多德的恩师是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他师从柏拉图有20多年，对老师的思想以及古希腊的其他思想流派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慢慢与老师的观点产生了分歧，然而他并没有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名誉光环遮住双眼，他勇敢地站出来，坚决地批评老师的失误和缺点，即使有些人指责他背叛老师，他对此大声地回应：“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并同时提出了“实体说”。他指出，用柏拉图的观念来解释事物本质和运动时，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过来还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柏拉图认为，个别具体的事物是假的，只有人的理念才是真的。要认识某一个事物，就必须先认识事物的理念。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个别具体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在人们日常看到的马和人之外，还要假定另外一个存在，比马和人还要真实的马和人的“理念”，是没一丁点儿用处的。他用苏格拉底的例子来讽刺柏拉图：不管“苏格拉底”这个理念到底存不存在，一个像苏格拉底的具体的人是能够产生的。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认为，除了“第一实体”外，还有“第二实体”，这就是个别事物“属”和“种”。个别的人是第一实体，是在“人”这个属里面包含着的，而“人”这个属又包含在“动物”这个“种”里面的。没有哪个东西是“动物”或者“人”，但“动物”和“人”也是实际存在的，因此也是“实体”，但是它们的存在性不能够直接体现出来，而是通过个别的事物体现出来的，所以它们是第二实体。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纠正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了“第二实体”。这种行为正是与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相契合，亚里士多德对真理的追求，对真理理性的崇拜造就了一个富有个性的、独一无二的哲学家。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名言，其核心哲学内涵为“思想形成人的伟大”，简单来说就是“人之伟大，源于他拥有思想”。
帕斯卡尔以脆弱的芦苇来比喻人，这样充分表现出了人之于芦苇一样，是渺小的、脆弱的，甚至于在大自然的摧残下不堪一击。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人之所以为人，贵在人是有思想的，他虽然脆弱，但却不会像芦苇一样任凭雨打风吹，只是默默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当面临灾害，即使无法做到“人定胜天”，但人们依然会凭借坚强的意志与灾难搏斗，不论结果如何，人都是能够从中汲取经验的，而下一次灾难来临时，风险总能降至最低程度。由此可见，拥有思想的人确实是伟大的，如此一来，就凸显了思想的重要性。
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人类一旦能思想，上帝也要让三分”。足见人类思想的火花真正迸发的时候，会产生多么大的能量，当人类思维智慧完全开启的时候，那么人类这一弱势群体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正说明了人类思想的强大力量，曾经在大自然面前不堪一击的人类正是拥有了思想，才蜕变得更加尊贵，更有尊严。思想是伟大的，因为它可独立，可自由，它是令人惊叹的，是其他一切生物都无与伦比的。思想是有韧性的，正是有了它，人类原本如芦苇一般的脆弱的生命才得以变得更加强大；正是有了它，人类才能够超越其他彪悍的生物，高于万物，成为主宰者；正是有了它，人类才更加有尊严地生存着，成为伟大的大自然引领者。
思想将人类推向如此的高度，它于人类则如再生父母，那么人类也应当好好地思想，这个“好好地思想”自然要上升到道德的层面，人类应该运用思想努力创造，从而造福于子孙后代以及生灵万物，这是思想赋予人类的自然使命，人类通过思想来完成这一使命，就不枉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帕斯卡尔也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没有带着思想去生活，那么，他只能是活着，而不能说是生活，那他也就更不可能拥有一次富有意义的人生。
芦苇是脆弱的，是平凡的，是缺少智慧的，是没有灵性的，它只会随风摇晃，任凭飘摇；而人类则完全相反，人类是有自主性的，是独立的，自由的，是有思想的，是世间最具智慧的生灵。倘若我们将整个自然界都看作是芦苇，那么人类这一枝具有思想的芦苇绝对是最闪耀、最独特的存在。
因此，“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除了表现出思想对于人类的生存的重要意义以外，还蕴含了伟大的帕斯卡尔对于能够思想的人类的无上的崇敬。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命题，这一命题既是他全部认识论的哲学起点，同时也是他的“普遍怀疑”的终点。这一命题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属于纯粹的认识论的内容，关于该命题的哲学内涵的较为权威的解释为：“我无法去否认自身的存在，因为当我怀疑或者否认的时候，我就已经存在！”那么，这个命题是如何成立的呢？
在笛卡尔看来，这既不是演绎推理的结果，也不是归纳得来的结果，而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命题。然而在坚信经验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人们的眼里，笛卡尔这句回荡了几乎几个世纪的名言却成为了他致命的把柄。这句被笛卡尔作为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点的至理名言，在东欧以及中国学界内都被认为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总的代表思想，从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还有很多人以“存在必先于意识”及“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作为论据，认为笛卡尔是“本末倒置”，嘲讽其“荒唐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