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依然不去打日本人，他不理会日本人正在东北挖煤炼铁，在移民在制造枪炮，他要做的就是掐死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的名字叫共产党，当然他还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这些人是俄国人的代理人。他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打算是先集中兵力进攻张国焘和贺龙两个苏区，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总兵力50万。难道蒋介石也会了先打弱的？
毛泽东从福建回来，看见苏区中央局的决议，十分不满胜利了依然受指责。当时中央的这些人就是这样工作的，为了自己的权力，一味听从莫斯科的主张，他们到了不管不顾的程度。
此时毛泽东依然没有军队职务，红军兵力不够集中，无法取得明显的战果。
于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推举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任弼时此时已被中央常委们识破，被撂到一边，项英和顾作霖反对。毛泽东和项英他们直接发生冲突，他要求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这是毛泽东最激烈的发飙。可以想象，那帮人能高兴吗？
权力问题解决了，朱毛开干，表述起来无非又是声东击西，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战果是歼灭国军一个师，俘虏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直接援助了张国焘、徐向前和贺龙的两个苏区。
暂处下风的项英等人得到中央支持，命令毛泽东乘胜前进，毛泽东没有理会，将红军主力退却休整，寻求战机。
项英他们发现命令得不到执行时，他们知道必须采取行动了，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这是在党史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次会议，倒不是它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在于它是明确反对毛泽东的一次会议。项英和顾作霖拥有“尚方宝剑”，他们旗帜鲜明反对毛泽东。任弼时的意见可能无效，大家知道了他是毛泽东的学生，博古他们一定后悔派任弼时到苏区，所以对任弼时一定有事先约束。项英、顾作霖说打赣州输了也对，打漳州胜了也错。面对这种不讲理的做法，王稼祥拍案而起，作了惊人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大声疾呼：“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王稼祥不是毛泽东嫡系，与毛泽东也没有渊源，他这种行为意味着脱离原来的圈子，站到了毛泽东一边。这样会议进入僵局，任弼时、王稼祥对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应当是没有表决权，但刘伯承倾向于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所以，周恩来的态度就变得十分重要，但他没有得罪毛泽东，可也不能说绝对地支持毛泽东，他似乎是想调和。朱德倾向于毛泽东，但也没有绝对支持的意思，相当于弃权，王稼祥受到了奚落，毛泽东在这九个人的会议上，实际上加上自己只有三票，是绝对的少数派。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决定了人们未来的位置。历史不是我们后来读到的粗线条，而是由无法明了的细节组成。毛泽东如此渴望成功，为了成功，他敢于抛弃任何利益，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所以绝对在意别人是否支持他。
周恩来则试图调和，毛泽东拒绝没有权力的虚位，他已经有了最高的职位，可是没有权，没法干，于是他病休了。
会后，毛泽东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这是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地方，他对党的纪律的维护十分上心，即使决议对他不利，他也能服从。能等待能忍耐是毛泽东的一个特点，他似乎早早悟出，这个世界上不会同时有两条路通向成功，成功的路是最窄的，所以人生一旦遇到不同意见，不要急，自己正确的要坚持，希望与等待是人世间最高智慧之一。
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这种态度是相当积极负责的。
临时中央常委会也在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周恩来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和毛泽东的保守、退却，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这一回，毛泽东的军职又没了。
毛泽东又被气得生病住院，他已经公开站在了上级的对立面，所以说话相当地冲，“他们不做实际工作，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我们认真看一下，这两个问题提得绝对尖锐。为什么胜利只有毛泽东知道，因为他已经全盘试验成功了，关键是他还是人情世故大师，他不是靠着口号和自我的感觉在工作，他已洞穿人性。农民为什么会革命？这个问题才是根本问题，很多人热衷于将中国革命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指引，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但很少有人关注，农民为什么会革命，更没有人探讨，如果革命遇到挫折，农民会有怎么样的行为。洞悉这一切靠的是中国人常说的人情世故层面的智慧。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优势环境中自我陶醉，这使得中国的读书人在思想境界上从来没有真正达到如佛陀如耶稣那样追求平等，也没有像西方的文学大师们那样关注同情下层人民，所以中国的读书人从来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是可怜的寄生者。不过中国人还有另外的智慧，那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俗领域中，人情世故是更重要的知识。中国的农民会在某种趋势下参与革命，快要饿死的人会为了生存而造反，人多的时候就会胆壮，有利可图就会向前冲，反过头来，统治者力量大，多数人就会做良民，能有一口吃的，就会委曲求全地活着，人少了底气就不足，明知道要死，就会懦弱胆怯，这就是人性。明白这些才是世俗领袖的必修课，超越这些才会成为真正的世俗领袖。
毛泽东不再委曲求全，他知道他将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只是他的支持者尚在基层，他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罗明出院后，在福建省委的工作中全面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样，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因为在上海已难以立足，来到中央苏区时，最先见到罗明，见面没有说上几句话，博古就知道罗明是毛泽东的人。博古拒绝看望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可见他真的不通人情。他们直奔权力前台而去，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政策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这显然是任弼时的责任，于是就打发任弼时到贺龙那里任省委书记去了。
进入1933年，当张国焘和贺龙被逼成了流动人员后，蒋介石便集中5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一回蒋介石同时抓了两手：
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
毛泽东没了军权，又不愿意闲着，就主抓打破经济封锁这件事。不过这一回他的上级变成了一大帮子。
休养了四个月后，毛泽东接到召唤，布尔什维克们既要用他来开展工作，又能通过表决权来控制他，这些哥儿们不会干活，也怕底下的同志们心里不服，依然需要毛泽东出来工作。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的压力，率领红军打了两次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28000人。胜利后，王稼祥飞马向毛泽东报捷，说还是毛泽东的方法能胜利，毛泽东大为欣慰。
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发现他们的“进攻路线”遭到抵制，这非同小可，当头嘛，就是要说了算，要不然怎么叫领导。他们也不含糊，权力在手，先给罗明后头加个路线来斗争，撤销谭震林、张鼎丞等毛派人物的职务。
接着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是毛派人物，又把肖劲光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总共七个基层书记被撤职。
博古这些人，不会打仗，也不会搞经济工作，但搞政治斗争还是有一套的，他们知道毛泽东的权力基石是这些基层领导者，所以先要抽掉他们。毛泽东之所以躲了过去，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干预。
毛泽东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同志，他的追随者受到很大打击，邓小平连老婆都丢了，罗荣桓被说成是宗派主义者被撤了职。毛泽东只能忍着，但他也没有躺倒不干，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说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人请闭嘴，因为你只能说毛泽东不搞自由市场式的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起作用的不是领袖人物，而是看不见的手，毛泽东搞的是战时经济，解放后他搞的是经济基础，不明白的人就不要乱发言，万丈高楼打地基最不显成绩，没有工业化，怎么和外国做生意？
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就能成功，这就是毛泽东搞经济的高招，早在他当苏维埃主席的时候他已经证明过了。
总得有人为失败负责
中国革命不是必然成功的，相反它是怒海行舟，稍有不慎就会船翻人亡。把持中央的布尔什维克们，既不会打仗，又实行把中间阶级推到自己对立面的政策，走上了一条取败之道，恶果渐显。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很多人都认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知道物质的重要性，但多数人并没有具体落实到最简单的物质层面，没有注意到中原控制边远地区依仗的就是集中必需的物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盐，蒋介石明白这一点，把必需品卡住，就能困住红军。他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
这时，蒋军用于进攻的兵力50万，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10万以上，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五，看上去敌人百万，其实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形势还是要好一些。也就是说在军力对比上，蒋介石再也没有超过第三次“围剿”。这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就不可能是兵力对比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们大概觉得自己真理在手，所向披靡，太阿出匣，要露一手。博古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作战。
他们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怎么样，听上去不错吧？是不是很牛？
毛泽东自然不同意这些方针，但博古不听，蒋介石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终于等到了自己最想要的结果，红军愿意和他分兵硬拼，蒋介石当然想和红军比试枪炮。红军连连失利，陷于被动。
博古、李德把失利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他们说肖劲光退却逃跑，要枪毙肖劲光。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肖劲光才没有掉脑袋。
这时，出现过一个打破“围剿”的机会：抗日名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李济深等在福建起来反蒋，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样蒋介石不得不从前线抽调九个师讨伐福建，毛泽东紧急建议中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进攻蒋介石的后方。蒋介石在前三次“围剿”时追着红军跑，没有占到便宜，继而搞一个厚重的大圈子，办法更不高明，这个包围圈太大，看上去很厚实，但只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跳出去就破了，毛泽东看到了机会，告诉了博古。但是博古拒绝了，结果，蒋介石很快击垮李济深等，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对付红军，红军错失良机。
1934年1月，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地位看上去上升了，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毛泽东继续被认定为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的主张依然是富农路线，这时候的博古犯下了一个大臭，他和张闻天产生了矛盾，张闻天觉得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只听李德的意见，提醒博古这样不妥。博古觉得张闻天不太听话了，就把张闻天调到政府方面工作，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达到架空毛泽东的目的。殊不知这样一来，把张闻天推向了毛泽东这一边，张闻天这时候开始接触毛泽东，他很谦虚，有事总是请教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乐意倾囊相授。
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毛派，何叔衡也被罢职。吓得人们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后来伤心地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研究党史的人很少注意这一段。事实上这一段时间才是毛泽东心理彻底觉悟的关键点。觉悟者必然也是孤独者。前面我们说毛泽东拥有最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欲望和强壮的身体，都使得他对别人有热情，这种热情似火，最终成为太阳，但最初的时候可能过于炙热，并没有太多的人有能力直接接受，这种拒绝对毛泽东是一种伤害，随着他的能量越来越大，他也渐渐地远离了身边最近的人，他洞穿了人性。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背离了毛泽东，工人出身的湖南老乡王震就明确表态，只听老毛的。
仗是越打越臭，博古、李德等亲自披挂上阵，周恩来被留在后方，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知道局势正在失控，借着周恩来主持工作之便，毛泽东申请到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
毛泽东在会昌待了两个多月，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