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加频繁，毛泽东后来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驱逐张军阀的第二个战场在上海。1920年4月1日，一帮湖南名流在上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毛泽东在这里送走了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此时，他的力量依然在向外发散。
在上海毛泽东找到了章士钊，希望为留法学生募捐到学费，获得他的支援。章士钊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与黄兴很熟，曾积极宣传孙中山，鼓吹革命，参与策划过起义，曾赴英国留学，接近过袁世凯，后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还投靠过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最奇怪的就是他与中国近代的大人物关系都不错，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复杂的人物。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是老朋友，杨昌济临终曾将毛泽东托付于他，显然，章士钊很看重老友杨昌济的判断，他自己没有钱，但有极大的号召力，居然募集到两万大洋，交给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在世俗领域中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我们常常关注各种思想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却常常忽略世俗领域中实力的作用。对毛泽东来讲，他光是接受马列主义并不能代表他就有力量，就能号召同志集聚到他的周围，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已经列出了三个世俗力量：知识、金钱和武力。
两万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之前的毛泽东的工资最高曾到过8块大洋，就相当于一个工资800元的小伙，突然间得到200万元，不用要发票，也不问你做什么用，这种支持表明毛泽东已是有某种获得他人认可的资格和能力了。章士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异类，他与毛泽东的渊源深厚，所以单单以苏俄式的革命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怎么可能会有章士钊这样的人物处于上层，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是标准的反动派。而要是从我们提出的主线来看，也就是按照毛泽东大联合的理论来看，章士钊不但不是异类，还是一个起到重大作用的大人物呢。所以淡化各种主义对理解历史有着很大的帮助，不要先给自己定出框框才好。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等人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同陈独秀见面深谈，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这确实是很关键的一步，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南陈北李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有着独特的地位，适当地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路需要自己走，但在关键时候的指路人还是要感谢的。不过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任何世俗领域的领袖都无法拒绝毛泽东。已经获得某种认可、赞助以及相当的名气的毛泽东又要回湖南了，这时他事业的基础还在湖南。
张敬尧溜走了，毛泽东回到长沙，当上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这一提拔来自他一个老师的赏识。他的名气、他的才能已经开始被社会某些具有慧眼的人认可和接受。
回到长沙，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事，一件是他把眼光转向俄国，劝何叔衡留俄，准备组织“留俄队”；第二件事，就是创办文化书社。
我们先说第二件事。一般人关注毛泽东的文治武功，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是经过商的。他的经商就是办文化书社，采取的是股份制，由于他的名气很大，参股的人也是颇有名气和实力的人物，毛泽东要是不选择革命，也是能活得不错的，鲁迅先生就是例子。鲁迅先生逮谁骂谁，按理来讲生活应当是没有保障的，但鲁迅依然敢于辞掉大学教授的职位，照样能活，就是有才，饿不着。但毛泽东最终放弃了经商，做个文化商人不是他的目标。
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他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赴俄国留学。这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共产党的几大派别中，都有毛泽东的同学或学生。他的同学公认毛泽东为领袖。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上面提到的诸位留苏学生有着师生关系。刘少奇比毛泽东小着五岁，任弼时、萧劲光则比毛泽东小着十几岁。
与苏俄的关系，是毛泽东书写的历史中最叫人迷惑的一段，其中充满了矛盾。
打开尘封的历史，掸去掩住真相的灰土，就会发现俄国熊对我们伤害最大，但要想讨回我们的利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简单地喊打喊杀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忍耐妥协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这最能考验中国领袖的智慧和执政能力。
现在的毛泽东尚不是中国的领袖，他要做的是借助外力，哪怕这种外力是来自俄国人，组织自己人留苏未来将给他带来相当的力量。
组织了一帮子学友留苏，毛泽东自己依然待在湖南做另外一个尝试：湖南自治运动。
10月10日，毛泽东组织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却在事后对所提各项要求断然拒绝。11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则将威胁指向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毛泽东，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近乎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请人签字得花多少精力，组织两万人游行又需要做多少工作，可是结果呢？不予理睬的谭司令算是温和的，后来的赵司令干脆准备不客气，再折腾就把你抓起来，看看会有什么人来救你？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心力交瘁，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就这样试来试去，不断地否定各种走不通的路。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花费时间叙述在革命史上并不重要的这一段历史呢？主要就是想说明毛泽东的路子实际上是很窄的，在走上正确的道路之前他是认真地尝试过许多不同的道路。否定是得到真理的唯一途径。残酷的不光是代价较大，而是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之前的一切失败的价值为零，也就是说只有在找到了成功之路以后所有的失败才是有价值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错，但要找到成功之父才能孕育成功。
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此路不通。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又是一个重大进步，以他温良的天性，他最愿意接受的就是上层能有道德地约束和主动，这也是他上进的动力，费尽千辛万苦，最终毫无结果，使得他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向着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方向走。
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集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在道路上，分裂成蔡和森激进派和萧瑜温和派两派。留在国内的新民学会的头脑是毛泽东，他需要选择支持哪一派。
被现实和失败击醒的毛泽东，回信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这就是答案，那些热衷于理论的人如果走出书房去试一下，就会发现越是空洞玄虚的理论，越是没有力量。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毛泽东的答案，但我们随后会发现这只是彻底革命的意思，而不是俄式恐怖。
高尔基曾经强烈地反对过俄国革命的残酷和无情，但有人拿列宁的被刺伤堵住了他的嘴。俄国的上层阶级被从肉体上消灭了，这种恐怖主要来自斯大林的个人意志而不是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不错，共产主义必定强制富有阶层牺牲利益，是因为多数人无法生存，看看社会底层的人们是如何挣扎的，就会发现这种要求并不过分，说到底这依然是一个立场问题。问题是非得从肉体上消灭吗？
1920年以后，毛泽东已经认为无政府主义、个人自由主义是一个民族优势阶层面对底层民众的痛苦熟视无睹的可耻的遁词。他是一个热情的实践者，他试过了各种温和的方法，可各种温和的方法在中国都走不通，原因就是中国的空间太小了，各种利益此消彼长，谁都不可能自觉地做出牺牲，为了利益“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是一种必然，我们没有美国的广大无垠的空间，也不像西方例如法国那样缺少劳动力，相反我们几乎拥有无限的人力，而且是只有人，除了人多，我们所有的物质都缺，这就是中国国情，不了解这一点，或者不以这一点为出发点来研究讨论中国问题全是瞎扯。
马克思主义是他“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事实上他已经走了太多的路，没有一条能成功。但要是认为列宁的道路就是符合中国革命的路子，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毛泽东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道路之艰难，时间之久，风险之大，牺牲之巨全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27岁的生日。
27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20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了。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8岁，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公开了他们的爱情，“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甚是温柔缠绵。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1929年6月20日，直到1983年才被发现，毛泽东生前没有看到这些情话。不过想一下就能明白，他这样的俊才，理当获得美女的青睐，毛泽东可是要个子有个子，要才有才，名气、财富对他都不是什么难事。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召开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经过一整天讨论后，他们集体确定学会的共同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跨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志向，年轻人谁不曾有志向，改变自己与家庭的命运，是所有有志者的欲望，但有几个人敢于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样的目标呢？
当年刘邦见到秦始皇出巡，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感叹道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则喊出彼可取而代之。于是历史就出现了楚汉之争，后世文人每每说起这一段，免不了都要唏嘘一番。难道我们面对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样的字样，却无动于衷吗？半个世纪后，当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世界格局与未来的时候，没有人再怀疑毛泽东实现了他年轻的时候确立的这一目标。
这也将成为绝唱，无法想象未来还会有年轻人敢于立下这样的志向，并实现之。由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科技时代和严格分工合作的阶段，所以无法想象今后的人类还有机会产生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他是个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少数巨人之一。千秋之下此为巅，应当是可以确定的。
在讨论实现目的的方法时，毛泽东否定了其他四个改良主义，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被多数会友接受。
中国的变革将是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无法调和，上层不喜欢失掉利益，只有镇压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底层人民活不了只有起来抗争，没有第二种可能。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路子可走。中国社会自东汉以来发生的多达十数次的人口大灭绝，总是在重复着这样的惨状，现如今又多了一群外国的帝国主义吸血鬼。伤口怎么可能自动愈合？社会怎么可能自然进步？改良没有可行性，革命必须彻底。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除了将精力投入到这一方面，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精神上的准备将是较为彻底的，未来将是极端残酷和漫长的，它将不断淘汰掉许多人。
新民学会早期加入共产党的约31人，毛泽东、蔡和森等十数人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没有参加共产党的会友只有两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其他人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
和毛、蔡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瑜。萧比毛泽东早毕业三年，一师三杰中排在毛泽东的前面。他俩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瑜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与毛泽东分手后，萧瑜长期旅居海外，成为历史看客。
据萧瑜回忆说，毛泽东直到赴上海参加建党，依然和萧瑜同行，萧瑜有其他事情要到武汉，所以同船。毛泽东仍试图说服萧瑜参加，当萧瑜拒绝时，毛泽东流下了眼泪。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共产党在30年至40年的时间里，就能统治中国。28年后这一预言变成了事实。
最最可惜的是萧瑜还是拒绝了。后来的萧瑜成为名人也只是由于他写了几本关于毛泽东早期的书，而不是其他。少年时的优秀最不可恃，没有后来的成就，少年之优秀只能随风飘散。人生机缘如此，后世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方设法跟随毛泽东，只恨没有机会早一天与他相识。谁还能有萧瑜这样的机会呢？萧瑜的弟弟萧三，也是渐行渐远，后来较长时间待在苏联，成为著名诗人。
在人生第一个阶段，毛泽东以自己的天分和刻苦努力，获得了几乎所有教授他学业的老师们的极大赞赏，打下了博学的底子，成长的过程里不断积累超出同学的优势，使他产生了极大的自信。在他周边集聚了蔡和森、何叔衡等优秀的人物，他建立了自己的团队，而且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方针。立下这一志向不易，是毛泽东28岁时才确立的，但这一志向之宏大，也是绝大多数人不敢想象的。自从确立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改变过，他要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确定路线方针政策，他需要寻找到力量，更需要把握住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