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工程”背景
前面已讲过，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机载综合航空电子系统的研发与应用，从而在主战平台上实现了机械化与信息化的融合，IAS已成为第三代战斗机的主要技术特征之一。
歼13“下马”后，国内开展了“十号工程”的研制工作，开始研制一代新机，即后来的歼10飞机。但由于是全新研制，对空军、海军部队而言，显然在短时间内是拿不到手的。而在1980年下半年开始研制的歼8大改飞机，即后来的歼8Ⅱ飞机，是源于对788飞机进行分析之后，将原歼8飞机的机头进气形式改为两侧进气，从而有了换装大口径雷达的机内空间条件，而且对发动机和机载设备也做了一定的改进，但在ACT、IAS，以及使用的动力上仍存在着“代差”。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与关注我国空军装备的发展，空军、海军的高层领导都迫切希望和要求尽快改变这种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因而，为歼8Ⅱ飞机改装一套先进的数字式航空电子系统，以提高歼8Ⅱ飞机的空空作战能力和效能，兼顾提高对地攻击效能，还要求能尽快拿到手，这项任务就成了努力的主要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国家财力紧缺的情况下，一方面推进裁军百万，另一方面仍将有限财力用在重点的国防安全项目上。美国在同苏联的争霸中，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力图扭转争霸的态势，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实现了对中国的访问，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逐步推进，而标志两国关系深度的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从若干小项目上起步。当时，航空领域的对外技术合作或采购已涉及英、美、法、意、奥等诸多西方国家。
寻求对外技术合作
中方高层领导的决心很快就变为寻求国外技术合作的谋划和行动，而这又是从政治、外交、技术和经济等不同层面展开的。
早在1980年，******副总参谋长访美期间，就探讨过请美方帮助改装歼8飞机的问题，改装的重点是火控系统和发动机。1983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商谈了中美陆军武器及电子设备方面合作事项。1983年11月，中央军委主席******在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呈报的“关于开展中美军事技术合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要增加歼8飞机改装综合航电系统项目。
根据航空工业部的指示，601所总设计师顾诵芬和副总师邱宗麟等人于1983年9月走访了空军和国防科工委领导机关，根据他们的想法和要求，提出了引进产品、技术和改装方案，作为以后与美方谈判的技术准备。
1984年，我国以国防部考察组的名义在美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1984年3月31日，即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前夕，中方与美方工作组就改进歼8综合火控系统（IFCS）进行洽谈，并达成和签署了合作意向。初步确定的改装内容涉及多功能脉冲多普勒雷达（PDR）系统、惯性导航设备（INS）、任务计算机、平视显示器、数据总线、中央大气数据计算机、连续波照射器和测试设备等。
1984年6月，军委张爱萍副秘书长访美，再次与美方商谈改进歼8Ⅱ战斗机事宜。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文件，同意将歼8Ⅱ改装项目列入美国的对外军事销售（FMS）渠道。这一天，也正是歼8Ⅱ飞机首飞成功的日子。
一般而言，外国向美国进行军事项目（装备、产品、技术、服务等）采购，可以有几种渠道，FMS是其中之一。所谓FMS，就是买方提出需求申请函（LOR），然后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盘建议书（LOA），确定合格的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从国防库存或由美国国防部采购所实施的销售。FMS渠道原本主要用于由美国提供军援的国家。
1984年4月29日，当时的国防科工委科技部副部长谢光代表中国国防部向美国国防部安全援助局局长发出了一封LOR，要求美方合作改装歼8Ⅱ飞机。因此，按照美国FMS的既定工作程序，接下来是美方来中方进行现场考察，重点是了解歼8Ⅱ飞机的研制工作和技术状态。1984年11月，美方组织了由国防部、系统司令部、后勤司令部、训练司令部等部门的专家组成的现场考察组，一行20人，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等地。收集资料，为歼8Ⅱ改装方案提出现场考察报告，这是形成整个LOA的重要资料准备。
针对美方现场考察组对沈飞公司的考察要求，601所所长兼总设计师顾诵芬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准备。时任601所副所长的李明，当时已调到沈飞公司任科研副经理，按照顾诵芬总师的安排，起草了一份讲稿，还制作了若干投影片。这份讲稿主要向美方介绍在改装歼8Ⅱ综合火控系统时，与原有飞机、发动机、系统设备和武器的接口关系及处理原则；美方改装的综合火控系统应满足的主要技术要求以及后续的飞机改装时，美方应考虑的事项等。在这之前，李明虽然看了一些出国考察人员带回的外国公司与产品的介绍，也对改装的综合火控系统的功能和组成有概略的了解，但起草这份讲稿，应算是他后来参加“八二工程”的开端。
除紧锣密鼓地同美国进行技术合作谈判外，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有人提出了“货比三家”的主张，以便争取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上级领导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航空工业部何文治副部长率团先后去美国和法国考察，并要求法国达索公司也提出改装歼8Ⅱ飞机的方案。同时，航空工业部还组织沈阳厂所人员前往英国，寻求与英国合作改装歼8Ⅱ飞机火控系统的可能性。最终，法国达索公司派人到中国，同中方商谈后，于1985年5月，正式向中方提交了法方的《歼8Ⅱ改装综合火控系统的建议》。
不久，美国的LOA草案也提交给了中方，项目进入了国内评审与决策阶段，也是国内正式立项的阶段。
选定美国与国内正式立项
1985年8月中下旬，顾诵芬和黄昌默作为601所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远望楼召开的改装歼8Ⅱ飞机的评审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从提供方案的技术水平，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实现改装的可能性，武器系统的配套性以及价格和周期等方面详细评审了美国和法国的方案。最后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美方提出的改装方案能够满足，甚至超出了我方提出的战术技术要求。
1985年9月，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航空工业部、国家计委、核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航天工业部以及船舶工业总公司的领导听取了歼8Ⅱ飞机改装项目的汇报。空军司令部科研部部长葛文墉和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介绍了歼8Ⅱ飞机改装的必要性、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各方的代表原则上同意引进美国的火控系统改装歼8Ⅱ飞机，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
1985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正式发文批复，表示原则同意使用美国技术对歼8Ⅱ战斗机进行改装。批复中指出，歼8Ⅱ飞机改装是加强空军装备现代化建设和提高航空科研技术水平的一项重要工程，要精心组织，大力协作，采取科学的管理措施，共同做好这项工作，既使空军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又使科技、工业部门获得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系统研究程序和某些研制新型武器装备的新技术，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经过各级领导历时6年的酝酿、调研、对比、决策，最后决定采用中美军事技术合作的方式，为歼8Ⅱ战斗机改装一套数字化的综合火控系统。这项工程也就成了自1980年之后，我国签订的一系列军事合作项目中合同金额最大的一项。
工程终于迈向了准备实施的阶段。
国内对工程的准备
******和中央军委批复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谢光带领工作组赴美，就下一阶段的工作与美方进行会谈。回国后，向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空军、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等机关领导报告了会谈情况。为实施歼8Ⅱ飞机改装工程的组织管理和技术准备随之铺开。
首先，上级确定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的项目负责人，并确定空军由林虎副司令员负责，航空工业部由何文治副部长负责；要求空军和航空工业部组建有权威的工程管理机构。
之后，总参谋部与国防科工委发文，进一步明确通过歼8Ⅱ战斗机改装项目，要实现以下6个目标：用新型火控系统改装50架歼8Ⅱ飞机，以增强空军的作战能力；提高空军的后勤维护能力；锻炼和培养一批歼击机设计、工艺技术、使用维护和管理人才；促进国内歼8Ⅱ飞机二期工程的研制工作；促进新歼的研制工作；学习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改善国内的科研管理水平。
之后不久，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分别建立了“八二工程”办公室，并明确规定了办公室的职责。航空工业部还下达了关于“八二工程”任务分工的通知，明确了涉及飞机改装任务的相关厂所，并逐一规定了各厂所的任务职责。
1986年，时任601所所长兼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也是“八二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被调到航空工业部工作。在谈到601所下一任总师人选时，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明。他认为，李明在参加了多个型号的研制以及大量的预研工作之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对未来战斗机的研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足以担此重任。1986年9月，李明正式接替顾诵芬，成为601所的总设计师。在“八二工程”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之际，国防科工委对“八二工程”总设计师进行了调整，1987年，发文任命李明为“八二工程”总设计师，同时，免去顾诵芬“八二工程”总设计师职务。
在完成了“八二工程”总设计师的调整之后，航空工业部主持召开了会议，对总师系统的职责和权利进行了明确。参照当时歼8Ⅱ飞机设计师系统的设置，结合“八二工程”的实际情况，“八二工程”设计师系统拟采用三级建制，即改装型号总设计师、系统总师、分系统主任设计师或项目主管设计师。
在“八二工程”的总师系统中，李明为“八二工程”总设计师，陈嵩禄（常务）、鹿鸣东、张克荣、黄昌默（常务）、吴正勇、闵森、吴迪祥为“八二工程”副总设计师。“八二工程”系统办公室设在601所科技处。
鉴于美国政府将歼8Ⅱ飞机改装综合火控系统项目的责任交给了美国空军（USAF），而USAF则指定空军系统司令部（AFSC）牵头，组建项目办公室，会同其他相关的司令部来具体负责此项任务。因此，国防科工委会同总参谋部以国防部的名义组建了驻代顿空军基地（AFSC所在地）的联络组，负责执行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规定的职责和任务，联络组由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派员组成。后来，随着报盘建议书的正式签订，美国空军项目办组织了对项目承包商的招投标，并选定了主承包商等，又组建了驻长岛格鲁门公司（GASD）的联络组、现场技术协调组，以及派出技术支援组等。
组织起了管理班子与技术队伍之后，有关技术方面的准备，主要是评审美方提供的LOA草案和组织开展综合火控系统的软件开发研究。
1985年8月，美国空军向中方提供了整个项目的报盘建议书草案，一起配套提交的还有工作说明（SOW）和技术要求文件（TRD）。国防科工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组织相关的机关和所属参研单位，认真细致地对这些文件进行了消化、理解和评审，并提出修改建议。在此基础上，先后由航空工业部（1986年2月17—22日）主持召开和由空军与航空工业部（1986年2月24—28日）联合主持召开了评审会，梳理了这些文件中尚需明确规定的技术细节和尚待澄清的问题；争取增添一些中方的新要求；要求美方明确供应15年的备件；以及涉及技术、管理、后勤和培训等方面的问题。从而为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召集组织空军和航空、电子、兵器工业等部门对LOA进一步评审作准备。
按照当时对综合航电系统的理解，除了安排对脉冲多普勒雷达和惯性导航系统（INS）的技术攻关外，对系统集成中的软件开发也高度重视。这既是为掌握“八二工程”中美方的软件技术打好基础，进而更好地参加“八二工程”的软件工作，也是实现中方能维护“八二工程”软件所必需的。为此，在航空工业部组织下，1986年4月—1988年5月，两任“八二工程”总设计师顾诵芬和李明先后主持了5次软件工作会议。通过会议，组建了软件摸透核心小组；确定软件开发研究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安排了从学习与掌握美国军用标准和规范入手，编制各种软件文档，开展系统仿真研究、技术攻关、软件测试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被“873”预研工作所继续，为后来“八二工程”终止之后的歼8Ⅲ飞机研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软件技术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