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我们内部有一段插曲，9月7日孙总裁在伦敦听取马、牛二位的长途电话汇报后表态说，一定要格鲁门出自己的100万美元，要硬一点儿，最多谈不下来回去了。晚上我们内部碰头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虽然我不负责商务谈判，但是否能把超7项目的生命延续下去，可是涉及出口后继有机的问题，我说，我们仍应竭力争取搞成合作或至少使项目延续下去不能断线，如果这次出来，我们搞断了线，我们负有历史责任。我这话一出，会场明显地寂静了一会儿。我这话当然是得罪人的，但作为成飞派出来的人在紧要关头，态度不鲜明不行。
最后把商务问题的双方意见求同存异地写在会谈备忘录里，留待格鲁门新任董事长奥勃让10月访华时，再与中方高层面谈。在拉森口头说可在中、美的两种意见中折中之后，双方签了备忘录。
我们一行14日离开纽约回国。卡兰觉拉去肯尼迪机场送我们，与我们道别时，颇有依依惜别之意，似乎预感到难得再合作了。格鲁门那么大的公司，竟然100万美元也拿不出来，作为一个技术干部心里也不好受。
9月15日回到北京，正好孙肇卿、李泽蕃从英国参加范堡罗国际航展回来。李向我们介绍了苏联人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出的米格-29，以及它在现场飞行表演中进行“尾冲”飞行的实况。我们听后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国际军用飞机市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了。
关于与格鲁门合作，孙认为先坚持给“和平珍珠”的1500万美元补偿贸易额度折成100万美元，因这数额部长已批准。关于返销出口零件，还没把握，先不说，即使超7不搞，出口零件总可以，不矛盾。还要看新加坡可不可以投那200万美元？倒是超7的战术技术要求，看来要高一些才行，这次看了米格-29，很厉害啊。
我们返回成都不久，10月初格鲁门的卡兰觉拉、奥查特及保延昭三人来北京谈商务问题，也就是他要钱。成飞派陈金琰赴北京参加。这次谈判使超7形势急转直下，中方决定冒风险投资。最后定的是除“和平珍珠”补偿贸易1500万美元额度以外，再加中方垫支200万美元给他做返销贸易———基本满足格鲁门的愿望。钱的问题一定，其他就好办了。双方决定初步设计明年初开始，12月我们先去谈超7的战术技术要求，格鲁门公司内部11月中即集中人力开始做准备工作。
关于冒200万美元的风险问题，在答应格鲁门公司之前，中航技内部研究是很慎重的。要真做成3000万美元的返销贸易，是不容易的。为此，孙肇卿召集刘国民、王大伟、李泽蕃、牛新棠等一起开了会，提出我们为了发展出口后继机，可能这200万美元付出去之后，没有收益会付之东流，我们干不干？会上大家都表了态，同意下这个决心。统一了意见后，又向姜副部长请示，姜也同意，认为要冒点风险走这一条路。大家知道，1987年搞“佩刀”Ⅱ，投资者是巴基斯坦，这次要搞超7，可不同了，投资者是我们自己。为了稳妥，双方议定，在1989年1月以前，先用格鲁门自己补偿贸易工作挪用的50万美元，到1月底由我方付100万美元，到1989年5月初再付他100万美元，格鲁门另外50万美元到7月份动用。
10月中，格鲁门新任董事长奥勃让来华。他专门就超7合作事宜，找了张爱萍国防部长和空军王海司令员、林虎副司令员。
为了准备12月去谈超7战技要求，我们内部做方案，指导思想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少吃草，也就是能以低价格取胜的前提下尽可能把性能搞好一些，重点是机翼改进方案。做这种文章确实是一种设计艺术，我们的设计师们进行了多少次反复论证啊，真是绞尽脑汁。
11月29日，我们一行7人，我、陈金琰、邱普达、宋开基、郑维川、刘运孝及翻译刘明树同机飞抵北京，准备赴美与格鲁门商谈超7战技要求，安排9个月的工作计划及人员来往计划，落实我们今后设计人员去美工作的生活条件，正式签订与格鲁门公司的TAA及其附件。
出国前，我们到航空工业部毛德华司长那里汇报请示。
我提出了一个出去后的想法，争取格鲁门能同意初步设计工作明年1月9日即正式开始，这样我们成飞7人中有5人即留下不走，不浪费差旅费了。毛同意说，可先按此办护照，出去后再与格鲁门商量。
我们一行9人，成飞7人、中航技牛新棠、军机司任年，于1988年12月3日乘坐CA981航班离开北京赴美，开始第二次与格鲁门合作。飞机过日本附近时天已黑，地面的大城市璨若繁星，富士山也隐约可见。此后在茫茫太平洋上，几乎漆黑一片，高空的星星也极为暗淡，也没有月亮，不知当日农历是哪一天。我忽然想到，在这茫茫大海漆黑的夜晚中飞行，我们的生命已全托付给这在嗡嗡声中正常运转的飞机了，如果万一有任何灾难性意外，大约什么应急措施也没有用，什么人也帮不了忙的。人类有能力设计和制造出这种高安全性的飞机，而不安全往往又是人为的，这不是人类的悲剧吗？
飞机上极挤，没有什么多余的空位可睡，大家只好在自己的座位上打瞌睡。这次同机去美的我们同行有82工程的毛德华、李明二人，杜志光测试仪器考察小组4人，型号工程电子考察小组4人，我们这行业还真热火呢！
在空中飞过15000多千米之后，我们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格鲁门奥查特及王承栋来接，我们在预定旅馆住下。
5日早晨，我们一行去格鲁门公司900号厂房与项目经理卡兰觉拉等谈判。几天内我们共同讨论了飞机的设计目标包括任务状态；9个月的分阶段工作安排，包括三次评审的时间，预定第一次及最终评审在美国进行，第二次评审在中国进行，届时应正在做风洞试验；项目的总进度安排以及我们在美工作的条件如计算机的准备等。宏观的问题取得一致以后，8日开始对总方案中的各子系统的原则方案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到进气道时，我们还是主张最大Ma应达到1．8。
13日英国罗·罗公司派RB．199发动机总设计师萨特等二人来向我们推荐RB．199各型发动机。14日通用电气公司派人来通报F404发动机的情况。15日英国通用电气公司派人来介绍航空电子设备的情况和他们的四余度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总之，我们和格鲁门合作要上马，各有关大公司也都闻风而动，主动介入了。
经过两周的共同工作，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费用承担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都好谈。格鲁门公司的人马也开始集中起来，其组织工作看来是认真的，只是与1987年搞“佩刀”Ⅱ可行性研究时相比，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都换了。我方工程师将来来美轮换工作的人数控制在25~30人之间。为了促使他们快些开展工作，我们建议元旦后1月9日双方正式开始工作，我方陈金琰等5人留下做准备工作，不返回国内了。原定9个月的时间不够，决定最终评审安排在10月份进行，11月收尾完成。这些美方都同意，于是双方草签了超7初步设计SOW，谈妥了技术援助协议TAA，签署了附有超7性能要求、结构设计、航电任务要求的会谈纪要。在谈判中，TAA有个附录F，是美国政府对中方的限制条款，我们坚持应取消，美方坚持必须要，最后取得妥协把文字改得缓和些。
14日，82工程来美人员的住处，大白天只有两人在家时，被几个蒙面强盗持枪入室抢掠一空，不仅现金、照相机、首饰等合计损失7000美元之多，而且这两人吓得够呛。事后向警方报了案，也就不了了之。82工程后来又跑掉一个人，事故比较多，这是后话了，相对于我们的超7项目，我们则平安多了。
在美时，我向卡兰觉拉建议，在第一次评审时增加邀请成飞谢明董事长、侯建武总裁前来参加，以增强成飞领导层的决心，卡兰觉拉听了认为很有必要。
在此之前，为了扩大舆论影响，格鲁门已通过美国《航空周刊》发表了中、美合作超7项目的报道文章，说明先做9个月的初步设计，然后第二步搞全尺寸原型机发展。这方面，他们比我们能干。
18日，我和牛新棠、任年、宋开基同机返回北京，并分别向中航技及军机司汇报。
总安排定了之后，成飞的组织准备就开始了。确定了上报90个出国人员的名单，按各人分工，在做好国内技术准备工作之后，分12批赴美合作设计。由于国内国外两头都要工作，正副总设计师4人分工，陈、邱二位在美管中间一段。我让已有护照的范德富、黄卿祥、胡新如、戴干常4人作为第一批赶快办证赴美，终于在1989年1月11日离开北京出发。第二批查治中等8人1月24日出发。
过了元旦不久，元月5日陈金琰等即到格鲁门116号厂房超7项目办公地点上班。这里，除领导管理层有小办公室和会议室外，中、美双方工程师均在一个大厅内混合办公，对我方尤为有利。买的计算机已运来，格鲁门开始集中了22人，看来都比较认真。
1989年2月6日是春节，成飞在美工作的17人自己放了一天假，会了一次餐。此前，格鲁门公司为庆春节请中方人员吃了一顿中餐。2月22日，张功勋等10人第三批赴美。
这期间，在格鲁门公司和成飞，两边工作的重点是选定机翼包括边条的气动和结构方案；安排吹风模型的设计制造，先抓紧在美国建外形数模；分析翼尖挂弹的气动、结构、颤振问题；研究前缘缝翼的气动外形、机构和操纵；研究进气道是否引用X-29的直接经验；落实成飞与格鲁门的计算机兼容问题；机体结构用有限元模型采用NASTRAN程序进行应力分析等。为抓紧工作，在纽约的人每天工作到下午6点，星期六也加班。
在美的工作都按计划进展，预定4月10日在格鲁门召开超7初步设计第一次评审会。为了早些了解工作情况，中航技请格鲁门提前邀请我和马承麟、牛新棠于3月中赴美，评审时另请刘国民、顾诵芬、谢明、侯建武参加。
我于3月15日飞北京。次日在中航技与孙、刘、马一起开了个小会，知道了部领导对超7的态度不一样。这次去参加第一次评审，必然涉及初步设计。之后，下一步如何走，中航技、成飞和格鲁门三家都要有一个估计，即是否横下一条心，走下去，冒些风险。当然，用户问题我们要积极抓，牛新棠即随中航技副董事长赵光琛赴埃及，刘国民赴美前也先去巴方分别做工作。关于飞机的水平，大家一致认为水平要高一些，包括寿命要长一些，并且以后还有发展的活力。当然，成本还要控制住。
3月18日，我和马副司长出发赴美。
我和马副司长一起去会见项目经理卡兰觉拉。卡兰觉拉向我们通报了最近的工作进展，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超7机头雷达罩大小的取舍问题。雷达天线尺寸较大，机头只好钝一点，但会加大阻力；要阻力小，则机头要尖一些，天线尺寸只好小一些。如何取舍？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飞机必须有超视距发射中程导弹的能力，所以宁可牺牲一些超声速性能，也要保持较好的超视距能力。当然近距格斗能力都是必需的。
卡兰觉拉又谈了关于控制飞机出厂单价的问题。他说现在可以先按由格鲁门制造机头来进行研究，但真要使飞机便宜，全机机体由成飞造最好。这样，即使超7没有多少新技术，今后第二阶段（全尺寸原型研制）还得美国政府批准，包括一些技术转让问题，如为了提高寿命，就有材料问题、制造工艺问题，当然也包括发动机和航电的出口问题。因此，要中国政府出面向美国政府高层疏通关系。现在超7的合作，是商业渠道。这种渠道能否保持下去，是很难说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卡兰觉拉能对我们说这些话，是很有诚意的，他不愧是一个正直的工程师。关于商业渠道能否保持下去的问题，虽然当时并无迹象，但两个多月后“****”事件一发生，美国政府马上对超7项目进行干预，证实了卡兰觉拉的预见和我们对美国认识的肤浅。
卡兰觉拉还对我们说了找市场用户的问题。他说第一用户必须找到，没有确切的用户，只是说潜在的用户或市场是不行的，因为第二阶段要美国政府批准，必须明确超7搞出来给谁，即使是搞试验机，也一定要追问弄出来给谁，否则不批准。
对初步设计中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在专业和全机两个层面上，中、美双方都频繁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讨论后都有文字记录和后一周的计划安排，打印成周报，报送有关人员。这种工作方法，显然比我们国内严谨得多，效率高，争议少，有档案价值，透明度也高。
28日，牛新棠自埃及飞来纽约，之后我们4人去找格鲁门国际部总裁拉森谈。牛向拉森通报了在埃活动情况，希望共同在埃空军司令不久后来美时向他施加影响，说服埃及参加投资或给一个原型机制造的意向书。拉森反复强调要有用户，不能重犯诺斯罗普在F-20上的错误，白白花掉16亿美元。4月2日，马、牛、我3人赴华盛顿，次日去使馆汇报超7合作情况，并汇报今后如商业渠道不行，可能要走政府间合作的关系，如国外用户动用军援费用，则必须走FMS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