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积德， 还有布施讨饭的。我小时候是用铜板和银角子的年代， 一块大洋记得可换三百多个铜板， 而且兑换比率是逐日浮动的。为了布施上门来的讨饭者， 祖母把铜板换成铜钿， 一个铜板可换两个铜钿。讨饭的来了， 祖母就给他一个铜钿。其实我祖母自己也是节约得一个铜板掰成两半用的， 一天好几次用一个铜钿布施讨饭者， 也是存心积德了。绍兴的婆婆是出名的， 我们家当然是祖母当家， 母亲没有发言权， 当儿媳妇的， 烧饭养孩子吧。
绍兴当时除了有名的绍兴酒以外， 有一个占优势的手工业： 做锡箔和银锭。银锭是用锡箔纸成形后的最后成品， 即用纸做的银元宝吧， 较硬的纸糊的， 用线串成串后出售； 用锡箔纸自己摺， 自己家里用， 作忌日祭祖先时烧给祖先的阴间通货。锡箔纸由极薄的锡箔和草纸压结而成， 锡箔在绍兴叫 箔， 用锡的合金， 用手工一次次锤打成一沓沓多层极薄的金属箔， 一毫米厚有几十张。打 箔是一种很辛苦的体力活， 白天黑夜都可听到沿街的 箔师父在作坊里锤打。有时半夜里可听到石板路上一两个人边走边唱绍兴大戏， 母亲说这是 箔师父做夜工后回家， 路上在壮自己的胆。而压结锡箔纸则几乎是绍兴城里家家户户 （大户人家除外） 的妇女们的家庭副业， 当时这叫揹纸。我祖母、母亲、婶母她们家务劳动之外都揹纸———去包工那里领来草纸和 箔， 先用骨针细心地把 箔挑开分成一张一张的， 然后用“卧头”把 箔揹到草纸上， 用力磨压。揹完后， 按张数交工， 再换一叠来揹。这副业好像工钱并不多， 也没有进度要求， 倒是利用节约的办法， 总可多出几张成品来做赚头。在大家庭里， 这种揹纸赚来的钱归自己所有， 是公开的私房钱， 所以绍兴这副业很普遍。母亲就用这种钱买些鞋料、刨花（刷头发用） 之类， 还给我们作零花钱， 每人两个铜板。在绍兴还有一种家庭副业是拣茶叶， 绍兴出绿茶， 但茶中混有小树梗， 要用手工把它挑去， 工钱按挑出来的梗的重量计算， 也吸收妇女去拣，但这活要集中做， 我们家里没有人去做。
小学生活中， 课后活动除跳绳、踢毽子、踢皮球外， 还有踩高跷。器具是两根长木棍， 中间镶嵌有踩脚的踏挡， 两只手持木棍的上头， 脚踩在踏挡上， 不停地走动以保持平衡， 与艺术表演只绑在脚上的那种不一样。年纪大一些后， 大家都会踩， 一下课， 就去抢高跷玩。我离开绍兴后， 从未见过这种高跷。60年之后， 1996年春节我在深圳民俗文化村中才又见到它， 我试着踩一踩， 还能保持平衡， 现在的小孩从来没有见到过， 当然不会了。
小学里， 学生还当童子军，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学的绳结方法中的平结和油瓶结。有趣的是组织去远足和露营。我大一些后， 曾去过兰亭， 那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作“天下第一行书”之地， 他喜欢养鹅， 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写了一个大“ ”字 （注： 实际即“鹅”字）。
我母亲娘家住在覆盖桥侧， 她记得小时候看到过隔壁周家台门里来过洋鬼婆， 引起了全城的轰动。后来方知周家台门是鲁迅老家， 鲁迅兄弟去日本留学， 其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老婆， 曾带着她回过绍兴。在一个小县城里， 这当然是大事了。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在绍兴中学教过书， 但她已无印象了。我的外祖父是做帽子的手工业者， 绍兴出名的是羊毛做的毡帽， 那是把羊毛放在水里一边煮一边敲打， 羊毛就粘在一起成了毡， 但外祖父做的是布料缝制的那种帽。外祖母早死了， 外祖父认为绍兴的晚娘 （后母） 厉害， 就又当爹又当妈地把母亲和一个舅舅拉扯大。那时女孩小时候都要裹脚， 绍兴人说， 女儿脚大了会嫁不出去， 但裹脚是很痛苦的， 实际是很残酷的， 母亲小时候裹脚怕痛， 老是哭， 外祖父后来就让她“解放”了， 所以母亲的脚有点变形， 小脚趾变过来往下垫了， 但脚仍是较大的。母亲幼时不可能上学， 她弟弟在私塾里读了几年书， 就帮着大他4岁的姐姐自学识些字， 所以后来母亲能够看信看书， 在那个环境中， 这似乎已不容易了， 我婶母就不识字，祖母更不识字。当然所谓看书也就是看一些木刻线装的唱本吧。遇到不认识的字， 后来就可以问大哥了。念唱本往往是在睡前床上点着煤油灯抱着我低低地有调子地念， 七字一句， 内容是一些戏文，如《碧玉簪》《三笑姻缘》等， 好像白天在祖母面前是不能念的，也没有时间念。
过年是小孩们最高兴的事， 家里要包粽子、买年糕。粽子有白米粽、红枣粽、赤豆粽， 母亲和婶母把粽子包好了， 由三叔在天井里架起一个临时炉灶， 用洗干净的洋油箱当锅子， 架起来煮。我们平时煮饭是用稻草， 烧粽子时间要久， 故要用木柴， 三叔往往用不知从哪里弄来劈不开的树根来烧， 烧得又经久。有时一边下雪一边烧， 粽子香气扑鼻， 一派过年的景象。粽子烧好了， 少不得大家都尝一个。年糕， 我们自己不会做， 到大街里去买， 买时除订一些“福礼”外， 还要给我们做一些带有小豆眼睛的小猪、小兔玩儿。吃年糕除正常的烧的、炒的当饭吃以外， 还可在稻草余火里煨着，吃煨软的煨年糕。它表面又焦又粘了稻草灰， 看起来很脏， 所以绍兴人说小孩不洗脚， 很脏， 形象说像个煨年糕。还有街上卖面粑粑的来了， 拿出几块年糕， 请他做年糕面粑粑。有时， 因为舍不得吃， 泡在水里的年糕发臭了， 那叫臭年糕， 臭年糕最后都是要吃掉的。过年要请“祝福”菩萨， 求得一年好运吧。鲁迅小说《祝福》就说过这事儿。“祝福”菩萨是用土纸印的， 胖胖的脸上有两大块红胭脂， 所以有时给小孩打扮， 脸上胭脂擦得过分时， 就有人说像个“祝福”菩萨。还要用两根竹签撑在纸里， 才能把“祝福”菩萨立起来， 这两根竹签叫马张签， 染过红颜色， 也是专门买来的。每年这时在大街上有一个人一边敲一个唱道情的手鼓， 一边反复叫卖：“买我阿寿的马张签， 荣华富贵万万年”嘭嘭嘭！ 大家为讨吉利， 就都买他的。这“祝福”菩萨和马张签， 请完菩萨就一起烧了， 上天去吧， 所以每年都要买。请“祝福”菩萨， 都必须在晚上请， 桌上放的有一只煮熟的鸡、一尾活的鲤鱼， 还有年糕做的福礼， 当然还有绍兴酒， 点一对较大的蜡烛。拜“祝福”菩萨是男人们的事， 女的、小孩都不拜， 拜完之后， 要“散福”， 阖家男女老幼都可以吃到一碗鸡汁汤白菜煮年糕， 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但多数是我们睡了以后被叫醒后在床上吃的。过年还有压岁钱， 到了初一早上， 给祖父母、叔父母、母亲都要拜岁， 说恭喜发财， 他们就给一个小红包， 里边装个银角子或镍币， 母亲的那个， 三十晚上已经用红纸包好压在枕头底下了。我们拿到的压岁钱， 实际都是母亲收起来了， 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当做自己的， 何况银角子或镍币，我们也没有使用过。给邻居、亲戚也要拜岁， 但他们没有给过压岁钱。
靠近东郭门头， 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土地庙， 供的土地菩萨。本来一般说城里城隍庙， 城外土地庙， 但这座土地庙却在城内。庙的对面有一座永久性戏台， 台下只有几根柱子， 是空的， 台的上面有屋顶， 台前有匾额， 两旁柱子上有对联。平时那里是冷冷清清的，但记不清什么日子， 就有戏看。祖母她们得知要“做戏文”了，早上就与邻居们约好， 拿了长凳去土地庙里边占个好位置， 庙里地面比外边路上要高。戏文要下午演， 但演出前， 戏台下老早就很热闹了， 人挤在戏台前， 路都走不通。好多小商贩摆摊卖吃的： 面粑粑、线粉头、毛摘氽氽、油炸豆腐干、茴香豆、甜酒酿、馄饨等各种小吃都有。面粑粑， 是把冷麻花 （油条） 在熬盘上熬扁， 然后用一张春卷皮在熬盘上烫热， 抹上甜酱， 放几颗葱花， 把麻花裹入卷制而成。线粉头是碎断的粉丝在汤水里烧出来的， 其特点是它的汤水用虾头虾壳熬过的， 很有些虾鲜味， 虾头虾壳是馆子店里挤虾仁的剩余物资。毛摘氽氽， 氽氽在上海叫小圆子， 讲究的要搓圆，毛摘即不搓了， 而是把湿糯米粉直接摘入滚水里。油炸豆腐干， 好像仅绍兴有， 不是臭豆腐干， 豆腐干在麻油里用慢火煎， 然后用竹签穿起抹上甜酱， 一边煎一边卖， 半里外都可闻到麻油香。茴香豆一个铜板几颗， 小贩手一抓， 颗数很准确。大家在看戏文的同时，吃些小点心， 似乎是一种习惯。后来我到上海在戏院里看戏， 戏场中也卖各种小吃。戏台上演的主要是绍兴大戏， 的笃班 （越剧）好像都在戏馆里演。除了绍兴大戏外， 还演木莲戏， 可能是七月十五演， 是演给菩萨看的， 木莲戏也是绍兴大戏， 但主要演鬼， 是不是由“木莲救母”演化出来的， 就弄不清了。我们小孩看木莲戏，又怕又想看， 木莲号头嘟嘟嘟嘟吹起来， 我们怕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台上活无常、死无常、牛头马面、男吊 （吊死鬼）、女吊纷纷上场， 最可怕的是女吊， 披着头发上场， 看不到面孔， 到台前一甩头发， 现出了可怕的脸。有时那鬼和追捕的无常故意跑到台下人群中来串， 更怕人。反正一场戏文下来， 祖母她们总有好几天以戏文为话题， 难得的享受呀。
1937年底， 一个偶然的机会， 母亲得到一家亲戚的鼓励， 她们马上要途经宁波从海上坐船到上海租界去， 邀母亲同行。抗日战争打起来以后， 绍兴和宁波还未沦陷， 杭州则已被日军占领， 钱塘江大桥已断， 母亲担心与父亲隔开后， 生活费用无着落， 就鼓起勇气， 征得祖父、祖母的同意， 带我和二哥去上海和父亲一起住。前一年， 大哥16岁在念高中一年级时， 上海商务印书馆公开招考学徒， 父亲看到这个机会难得， 就让大哥辍学赴上海考进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 他们父子两个都在上海。现在打仗了， 很快会打到绍兴来， 到时候****烧杀， 还不知道乱得怎么样， 母亲带我们经海路去上海租界， 一路上还没有日本人， 确是最佳选择。这一招， 说明母亲是很能干的。
于是我们离开了绍兴， 此时， 我已满十周岁。
离开绍兴去上海后， 我这辈子再没见到过祖父、祖母 （我们叫爷爷、娘娘）。他们在绍兴城被日本人占领之后， 几年中都先后得病去世了。爷爷去世时， 叔父给我们来信说， 爷爷生的只是小病（拉肚子）， 不愿花钱看病吃药， 就死了。我们两天前还收到过他的亲笔信。父亲含着泪告诉我们时， 我说太奇怪了， 我昨晚做了一个很少有的梦， 爷爷拿着一个出门的箱篮， 到了我家， 像往常一样， 坐在床沿上和外祖父谈家常， 不料他却去世了。我自己至今还感到奇怪， 难道亲人间真有一种感应吗？ 爷爷在世时， 经常住在他们纸店里， 不常回家。爷爷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一回家， 就拿起扫把或鸡毛掸子打扫卫生。他识一些字， 会写信、会记账， 特别爱惜字纸， 家里专门挂有一个竹篓， 我们写坏的字都要存起来， 不能扔。连路上碰到写过字的纸， 他都要拾回存起来， 到时一起烧掉。另外， 在夏天， 蚊子叮他， 他只用嘴来吹， 不打死它， 说， 它也是生命。现在想起来， 他的这种哲学思想， 似儒似佛， 很少听到。爷爷去世前， 曾给父亲来信， 给五个孙子又起了一个名字 （我们用基字辈， 是族中的辈份定的）， 给长孙 （大哥） 起名其昌， 取“五世其昌”的意思， 五代都兴盛。然后根据过去有位皇帝御玺有“其寿永世同”的赞词， 给五个孙子分别起名其昌、寿昌、永昌、世昌、同昌。我们三兄弟后来其实并未用过， 但两个仍在绍兴的堂弟都用了。大堂弟基深后来来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参军， 就改名为世昌， 一直至今。这也是爷爷给我们孙辈留下的祝福吧。
接到爷爷去世的噩耗， 父亲不敢请假， 母亲代表全家去绍兴奔丧， 申请办过江 （钱塘江） 证， 耽误了几天， 赶到绍兴， 爷爷已经在做头七了。
爷爷、娘娘他们以及我的父母、叔叔、姑姑辈， 都有一种说法， 即一个人的“福气”是个定数， 不能乱花， 有的人有福就享，提前花完了， 只能早死或晚境凄凉， 所以要节福。这种哲学思想可能来自佛教， 但却影响我至今。我并不认为人生是前世注定的， 但大富大贵享尽人间“福气”而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是不多的。
父亲在上海惠中旅舍工作， 一辈子都兢兢业业， 唯恐惹老板不高兴。也听他谈起某某同事被老板辞退后， 找不到工作， 全家生活如何惨的情况。抗日战争前， 父亲在上海过独身生活时， 通过自学， 已能写一些小文章， 去报上投稿， 自己起了笔名叫易佛。大哥到上海后， 也跟着起名叫幼佛。抗日战争爆发后， 虽生活在上海租界， 但生活越来越困难， 上有在绍兴的老父母， 下有我们一家的柴米油盐， 也就没有当年的闲情逸致了。爷爷死后， 父亲自己迫于生计， 不能去奔丧， 他为此难过了相当一阵子。
（ 1996年7月17日）
